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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而执政党要维持其改革的主体地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好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确立党的领导集体在全党的权威，确立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威，确立党本身对社会的权威。

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党内竞争。在这方面，中共十三大做了一些尝试（主要是差额选举），十七大则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到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中。同时，这些年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但为什么党内竞争伴随着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呢？党内很多人往往是因为&ldo;不服气&rdo;而走向不团结的。

如果说党内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竞争规则的确立是重中之重。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民主就会被滥用。如果民主被滥用，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的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

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例如，人们可以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解体中学到很多。苏东共产党曾经一度强大，因为缺少党内改革，这些党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封闭的官僚利益集团，与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当党内的改革派发动改革时，党内又不存在民主机制。当党本身对改革没有共识，或者党内改革阻力过大的时候，改革派的改革势必造成党内的严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苏东的共产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推翻了自己。实际上，对共产党体制以及其他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体制来说，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中国本身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1989年六四事件也具有党内不团结的背景。党内的腐败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而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又造成了党内的不团结甚至分裂。

很多年里，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党建设，希望借此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同时，执政党也提出了&ldo;执政为民&rdo;的理念，来解决执政党和社会隔离起来的问题。可以说，党建原则和党建的目标已经确立，无论是执政党自身还是社会对此都有很高的认同，但问题是如何把原则细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建设。中国是个转型社会，转型期本身就充满着很大不确定性。执政党对转型期的确定性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而要担负起社会转型的确定性，执政党自身就必须首先具有确定性。政治安全问题无疑是执政党确定性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月26日

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也必须加快民主化进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种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社会，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产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发生的欧洲是这样，在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具有普世性。民主政治首先发生在西方，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属于西方。

民主化必须推进，但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很多价值并非要通过民主来实现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了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了。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

（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ldo;传统文化&rdo;。）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把&ldo;非民主政体&rdo;解读成为&ldo;专制政体&rdo;。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ldo;民主&rdo;和&ldo;专制&rdo;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和中性的，并不能用&ldo;民主&rdo;和&ldo;专制&rdo;这样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不能成为（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就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也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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