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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9章 吕坤（第1页）

一、人物生平

（一）祖上光耀

吕坤的先祖吕黑斯在洪武二年于横山助朱元璋退敌，立下战功。朱元璋对其奖赏并邀其出仕，吕黑斯以年老推辞，让儿子吕成跟随朱元璋征战，吕成后来成为朱元璋大将常遇春的副将。朱元璋诏其回乡安居，却在手诏中误将“吕”姓写为“李”，自此吕黑斯后人改姓李，直至吕坤时，才上奏将“李”姓改回“吕”姓。

（二）家学渊源

1536年，吕坤出生于教育世家。他的父亲吕得胜为匠籍，家境优渥，是当地有名的童蒙教育者，着有在当时流传很广的童谣读物《小儿语》和《女小儿语》。吕得胜对儿子吕坤的教育十分上心，注重言传身教，以四书五经启发他，并侧重从维系族人生计和童蒙教育等角度提点他。这种教育方式为吕坤后来为官时注重妇孺教育、忧世忧民奠定了基础。十五岁时，吕坤已通五经。

（三）仕途坎坷

中举入仕：嘉靖四十年，吕坤中河南乡试第三。万历二年，他中三甲第50名，赐同进士出身，出任山西省襄垣知县，由此步入仕途。初入仕途的吕坤就展现出务实为民的作风，他设法修筑了久已溃堤成灾的清浊二漳河，又设“学田”请人向百姓讲说经术。

辗转任职：

明万历四年至万历五年，吕坤任大同知县。在任上，他除暴安良、秉公执法，因政绩卓着升任吏部主事。然而，由于同僚的妒忌和排挤，他调离京师。

于明万历六年到明万历十六年，吕坤任山东省右参政。但他凭借突出的政绩，又重新升任吏部文选司主事。

明万历十七年到明万历二十年，吕坤先后出任山西按察使、巡抚、陕西省右布政使、山西巡抚。在出任山西按察使期间，他在家乡宁陵县联合数位地方士绅创设“同善仓”向贫民施米。

明万历二十一年到明万历二十二年，吕坤任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

明万历二十三年到明万历二十五年，吕坤任刑部左、右侍郎。

直言遭劾：明万历二十五年，天下动荡灾祸频仍之际，吕坤上《忧危疏》劝明神宗励精图治。在疏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当时的社会问题，如“今天下之苍生贫困可知矣。自万历十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占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今国家之财用耗竭可知矣。数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木费，又各几百万矣。”“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但他的直言进谏触怒了朝廷，奏疏石沉大海，并招致戴士衡等居心叵测者的弹劾。吕坤无奈之下称病退休，归家治书讲学。

（四）因病逝世

1618年，吕坤病逝于家中。在逝世前，他将未刊行的手稿焚烧，葬于宁陵县。天启元年，吕坤被朝廷追封为刑部尚书。

二、人物关系

吕坤的父亲是吕得胜，着有《小儿语》《女小儿语》。吕得胜对儿子吕坤的教育十分上心，注重言传身教，为吕坤后来的为官理念和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吕坤的儿子吕知思为户部郎中。吕知思在明朝的官职生涯中，曾担任户部郎中一职，还曾任职于光禄署，担任光禄署丞。他迎娶了商丘杨楫的女儿杨宜室为妻。杨楫在明朝万历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山东金乡知县、御史，最终官至陕西按察使佥事。

吕坤的孙子吕慎多字减之，号莲舟。吕慎多官至刑部主事，员外郎，性淳躬孝，以德行着称，乡人制“万人屏”颂之。

三、人物作品

吕坤的作品以语录体笔记和政论散文为主，还有音韵学专着《交泰韵》、儿歌集《小儿语》、女教专着《闺范》等十余种。

《交泰韵》：《交泰韵》是明代学者吕坤创作的一部关于汉语拼音的研究着作。这部作品提出了作者对汉字拼音方法的新见解。书中指出，“同”字原本使用“徒红切”的发音，而“通”字则采用“他红切”，但吕坤认为这两个字的发音应分别对应不同的切法，因此将“通”字改为“他翁切”。此外，他还提出上声和去声的发音应该以各自的本声作为基础，比如“宠”字使用“楚陇切”，“送”字使用“素瓮切”。对于平声和入声，他认为它们可以相互为母音，例如“空”字使用“酷翁切”，“酷”字使用“空屋切”。《交泰韵》这一名称源于作者提出的平声和入声之间互为起止的概念。他的理论是在传统语音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虽然没有采用传统的字母摄法，但是却能够与之互补，而不是产生冲突。在讨论声音分类时，吕坤批评了以往的分类方法，认为一些明显的区别被混淆了，这表明他对语音学有着深入的理解。然而，《交泰韵》也有一些缺陷和争议之处。首先，它的分部主要采用了河南地区的方言特点，将某些音节合并在一起，使得分类过于简单化。其次，在处理无入声的部分时，强行加入入声，然后又将这些入声与其他平声字混杂起来，这就导致了一些混乱。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对传统语音学的一种颠覆，可能并不适合作为教学标准。

《小儿语》：《小儿语》是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编选的。该书选取流行的格言、谚语，均以白话写成整齐而韵律的警语，分四言、六言和杂言，皆浅显易懂，儿童乐闻喜读。主要内容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如“一切言动，都要安祥；十差九错，只为慌张”“自家过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小儿任性娇惯，大来负了亲心；费尽千辛万苦，分明养个仇人”等。哲理性强，又富亲切感，所以甚为流行。《小儿语》语言浅近，用多种语言形式，宣传做人的道理，对儿童的道德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

《闺范》：《闺范》一书，又名《闺范图说》，由明代着名文学家、思想家吕坤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编辑而成。“闺范”二字，指妇女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书中采集足以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之典范事迹，绘之以图像，并且为之音释，故又被称为《闺范图说》。《闺范》于万历十八年刊行后，风行一时，成为“闺门至宝”。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宠妃郑贵妃得到此书，命其伯父郑承恩、兄长郑国泰新添“后妃”一门，增加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万历时妇女十七人，出自重新刊刻此书，亲自撰写序言。当时，正值“争国本”的关键时刻，朝中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争夺太子之位。郑贵妃重刊《闺范》之举的意图就引起朝野的议论与猜测。

吕坤的代表作品有《实政录》《呻吟语》。这两部作品在当时及后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四、思想主张

（一）政治主张

吕坤提出“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的民本观点，充分肯定了百姓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深知国家的命运与百姓息息相关，尤其看重农民和织妇的作用，对他们的命运充满同情。在吕坤所处的时代，明朝中后期乱象丛生，皇帝懈怠朝政，官吏滥权贪渎，百姓赋役沉重。吕坤深刻认识到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只有关注百姓的生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二）乡治理念

施行自治条约，以禁约条规提振风俗，重视乡约作用，发挥相规互助、扬善抑恶功能。

自宋代蓝田《吕氏乡约》制定以来，乡约条规的自治成为乡治的重要方式。吕坤对乡约极为重视，力倡以禁约条规来改善风俗。他以“节俭”为美俗之本，认为乡居建筑应注重实用，不必追求华美，正如他所说：“房屋为蔽风雨，雕刻彩画为何？”在婚丧嫁娶方面，吕坤主张遵循乡间俗礼，避免过度奢靡浪费，更不能贪财求富、相互攀比。他认为乡约应发挥相规互助、扬善抑恶的作用，通过四邻、里老、甲长等共同纠举监督，对乡间善者重赏，对恶者严惩。

灾荒时应相恤互助，建立社仓，丰年积余粮，灾荒补不足，并严选管理者。

古代农耕技术有限，商品市场欠发达，乡里百姓少有余财，遇逢灾荒，生活易陷于困顿，甚至流离失所。吕坤提出建立“社仓”的主张，在丰年积聚余粮，灾荒时以盈余补不足。同时，给借粮者适当利息，鼓励他们维持社仓长期运行。为确保社仓的公正运行，吕坤强调必须严选管理社仓者，实行“社仓老人，一年一换”，以避免营私舞弊。他还细致规划了赈济饥民的细节，广设煮粥之地，方便居无定所的饥民就近取用；善择煮粥之人，务必是耐烦负责、对饥民有同情心且“有天理之念”者；区别食粥之人，男女分班而食，对老者、病者则“另为一等”，优先给予粥食。

发掘乡民良善以息争讼，主张移风易俗，利用乡民善良本性解决纠纷。

乡民杂处，难免会有矛盾纠纷，有时还会酿成诉讼，既费财又耗时。吕坤延续儒家“居家戒争讼”的传统，力劝乡民平息纷争、避免诉讼。对于乡里生活的小事情，他主张“本约和处，记于和簿，省得衙门告状，受怕耽惊，打点使用，吃打问罪，坐仓讨保，破了家业，误了营生”。吕坤更是主张移风易俗，改善乡风，善加利用乡里百姓朴实、善良的本性。他认为“人生天地间，谁没个良心”，只要各人拿出良心，少了别人的就还给别人，自身过失惹恼他人就放下面子认个错，以真诚的态度和相互的谅解去解决纠纷，就能达成乡里的和谐。

以乐治辅助乡治，通过正面音乐、曲艺作品引导民风。

礼乐共治是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有益的曲乐不仅能娱乐身心，更关乎善风美俗。各类曲词、戏剧是乡间百姓热衷的娱乐形式，但其中不免有糟粕。吕坤指出“时调新曲，百姓喜听。但邪语淫声，甚坏民俗”。因此，治理者必须有意识地通过正面、通俗的音乐、曲艺作品来引导民风，如管鲍分金、宋郊渡蚁等古人善举好事，“一切有关风化者，作为鼓板平话弹唱说书，半说半唱，极浅极俗，不用一字文言，妇人童子都省，又亲切痛快，感动民心，使人点头赞叹”。由于乡里百姓文化水平有限，乐治之“乐”既需要内容良善有益，又需要形式亲切通俗，这样才能彰显其积极作用。

五、历史影响

吕坤在明后期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其丰富的民本思想在新时代仍有借鉴价值，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

吕坤提出“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的民本观点，高度肯定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他将劳动者视为天下安定的根本，强调普通百姓在创造物质文明方面的决定作用，如“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却又没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同时，他认为君权的存亡与民众息息相关，以荻苇与火光、禅塔与砖石作比喻，说明民众是国家政权的根基。此外，他提出得民情者得天下，失民情者失天下，强调统治者要体察民情、顺应民情。吕坤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具有突出的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新时代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借鉴。

在文学领域建构了符合诗词发展趋向的理论体系，作品在明中叶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吕坤认为诗词要“发乎情”、“写胸中自得之趣”和“我境”，要有“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在他的诗词理论导引下，创作出了反映下层人民疾苦、揭露社会弊端的诗词华章。他主张创作诗词的“本意”是抒发内心“不容已”的真情，反对为追求形式工巧而使内容“失真”。他认为创作诗词有两个层次，低水平的在搜罗典故和对仗上下功夫，高水平的则是抒发胸中自得的情趣和描写所见的实景，他倾向于后者。吕坤的诗词理论和诗词创作符合社会现实生活的急切要求和诗词发展的方向，在明中叶诗坛词坛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在教育思想上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积极投身教育实践，形成启迪后世的教育理论体系。

吕坤的父亲吕得胜是童蒙教育者，对吕坤的教育十分上心，注重言传身教，为吕坤后来为官时注重妇孺教育奠定了基础。吕坤在蒙学教育方面有独特认识，他认为父母要身体力行、注重言传身教，为儿童树立楷模。他自己年少时就因孝行在乡里有名望，主张家长要加强自身修养以赢得尊敬。在教育方法上，不主张一味责罚，如提出“对众不责，愧悔不责，暮夜不责，正饮食不责，正欢庆不责，正悲忧不责，疾病不责”的“七不责”。他的《社学要略》对孩童学习提出了符合其特点的要求，包括学习内容和培养良好生活、学习习惯等。在读书学习方法上，强调以勤为先，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和任务。吕坤的教育思想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积极投身教育实践，对后世形成了启迪。

其唯物主义思想载入《中国思想史》，着作《呻吟语》被翻译成20多个国家文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对新时代廉政教育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吕坤的思想核心为“气本论”，蕴含诸多唯物主义思想成分。书中认为“气无终尽之时，形无不毁之理”，气是万古长存的，形是暂时的、要毁灭的，但这种毁灭只是“气”从一种物质形态转向了另一种物质形态。书中还提出了“气化无一息之停”“运动守恒”的观点，有“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的思想倾向。《呻吟语》立足儒家思想，内容关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言简意赅，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被现代学者誉为古今罕见的修齐治平指南书籍，日本着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坦言，《呻吟语》是他日常修身的必备书籍。《呻吟语》先后被翻译成2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发行，在国内外都有颇高的学术地位。其书中的许多观点，如“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等，对新时代廉政教育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清道光六年，吕坤入祀孔庙西庑，成为清廷官方认定的一代“真儒”。

清道光六年，朝廷应礼部之呈请，准许明代宁陵人吕坤入祀孔庙西庑，受到和祭天祭祖祭社稷同等重要的祀典。吕坤能够获此殊荣，其在儒家学说的贡献和地位是非常杰出的，成为清廷官方认定的一代“真儒”。先贤者以明道修德为主，先儒者以传经授业为主，吕坤在这两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其着作涉及多个领域，对后世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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