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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瑞典1958（第2页）

多年以来，对“贝利”这个绰号的来历，有很多离奇的解释。其中一个说，这个名字出自盖尔语，意思是足球。这个说法很不错，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来自巴鲁的男孩要叫这个名字。另外，“贝利”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奇迹”，这个解释也跟上面一样说不通。还有个复杂的解释是，一伙儿土耳其商人曾在巴鲁看到我跟伙伴们踢球，那时我不小心手球了，于是他们就说了“pé”——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脚”，“le”——也许在土耳其语的意思是“傻瓜”。其实，这种说法也讲不通，但信不信由你，在此前出版的很多与我有关的书里都采用了这个解释。所以，我在这里将其转述一遍，让大家看看多年来关于绰号的来历是多么令人困惑。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真相有点令人失望：没有人知道“贝利”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因为，“pelé”这个词根本就不是一个词，在葡萄牙语里什么意思都没有。但是还有一个解释，出自我的舅舅豪尔赫，似乎比其他解释更可信一点儿，而这个说法跟我小时候在巴鲁踢街球是有关系的。

在前文中我曾提到过，小时候我经常在球场上充当守门员，因为，如果我整场比赛里都参加进攻，我所在的一方总会大比分获胜，而对面的孩子们就不愿意玩了。而在当时，父亲所在的半职业球队里的守门员有个外号叫“bilé”，所以，在我守门的时候，另一方的小孩们就会说：“嘿，他把自己当成bilé了！”“看啊，bilé又救了一个球！”小孩子们吐字不清，里面的元音和辅音说不清楚，于是，“bilé”就变成了“pelé”。不久以后，这个绰号就在球场上永远伴随着我了。

长大之后，我很不喜欢这个绰号。因为它是一句废话，没有任何意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对“埃德森”这个名字很是自豪，因为它跟著名发明家的名字一样。后来，我甚至会跟叫我“贝利”的孩子打架。如果非要有个绰号的话，我宁愿被人叫作“迪科”。还有一段时间，我在球场上被人叫作“gasolina”，也许是因为我跑得快吧。可是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摆脱不了“贝利”这个名字。

在我来到桑托斯以后，很多事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也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贝利”这个名字。

也许理解起来有点难度，我来解释一下：在我的职业生涯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开始将“贝利”看作另一种身份。“埃德森”是一个来自巴鲁的穷孩子，是唐丁霍和塞莱斯特的儿子，他非常想念故乡的家人；而“贝利”是一个渐渐升起的明星，虽说还是个少年，但很快会变成一个体育偶像，甚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运动员之一。“埃德森”很缄默、害羞，但“贝利”要在千万人面前踢球、在镁光灯下微笑。他们俩是同一个人，但属于不同的生活——一个是我熟悉的，另一个是全新的、不断变化的，有时甚至是吓人的。

这种想法是不是很疯狂？也许吧。但请大家注意，在成为桑托斯的主力球员时，我才刚刚16岁，却一瞬间成了轰动性人物——第一年我就成了球队的最佳射手。而当时是上世纪50年代末，电台等媒体在巴西还是个新鲜事物；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种流行文化，而我恰恰身处中心位置。一夜之间，我就被记者、球迷以及要跟我交朋友的人团团围住了。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习惯了各种名人大腕，甚至会对其冷嘲热讽，但在当时，从没有人有过被人热捧的经历。对像我这样的小孩来说，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我说的不是足球，因为在球场上，我有很好的掌控能力。所以，我将“贝利”当作一个防御机制，一扇将我与外界隔开的栅栏；它能让我保住自我，不会迷失，“贝利”能让“埃德森”保持清醒。

多年以来，我常常会用第三人称讲述“贝利”，这件事令人十分不解。“贝利今天打进了两个球……”“贝利很高兴能来柏林……”这样表达常常是很有必要的。身为“贝利”，有些事情很难理解，有时候我自己都无法理解。能受到万众的爱戴和仰慕，我深感荣幸，我一直都将全世界人民对我的美好祝愿看得无比宝贵，正如一位叫诺曼·卡特勒的作家曾这样写道：“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他得到的英雄般的崇拜甚至比平常球员一辈子得到的还多。”可是，我不敢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上天赐给了我出众的足球才华，而利用这些才华让尽可能多的人感到快乐一直是我不敢掉以轻心的职责。正因如此，时至今日我都不会拒绝别人跟我合影或要签名的要求。

多年以来，我曾目睹很多离奇的事，一些超出了平常的球员与球迷关系的事：曾有成年人因见到我而泪如雨下；我曾在大型比赛结束时被球迷扒光身上的衣服去当纪念品；我曾被尖叫、哭泣的女球迷团团围住；而据推测，非洲某个冲突地区甚至因为我要在那里踢球而宣布暂时停战。

上世纪70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那时我常常去儿童医院看望生病的孩子们。有的孩子已经几个月没能下床了，而在我走进房间时，他们竟然站了起来，像是痊愈了一样；他们的眼里闪着光辉，对我说：“我要当一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我要进很多球，就像你一样，贝利！”

天哪，这些孩子，有的是晚期癌症，有的是被截了一条腿，可当我望向他们的父母时，看到的是同样的眼神，似乎他们对孩子的话深信不疑。于是我回过头，聚集起所有的信念，对那些孩子说：

“对，孩子，你出院以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就像我一样。”

这些经历都是我的荣耀，有些是我一生中最宝贵、最充实的事。天哪，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要哭出来。但是，那些孩子并不是因为见到一个名叫“埃德森”的巴西人而兴奋，他们鼓起最后的气力，为的是见一见“贝利”，那个足球传奇人物，他们的偶像。这种事绝不是一个人能承受得了的，而多年以来作为“贝利”背负着这么高的期望值活着，不亚于我在球场上承受的任何挑战。

一天下午，我下楼到桑托斯球场的经理办公室去给家里打电话，这种电话我每周都要打一次。

电话是父亲接的，他似乎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迪科，”他说道，“我听说你被招进国家队了！”

我兴奋地大叫起来，甚至就在办公室里跳起了舞步。这意味着我能代表国家队出战1958年的世界杯了，而我刚刚17岁！

“等——等一下，儿子，别激动，”父亲接着说，“不过不是很确定。”

“你……我……什么？”

父亲给我解释着，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当时父亲坐在家里听收音机，这时播音员念到了此次招入国家队的人员名单。但父亲没听清到底他念的是“pelé”还是“telê”，后者是里约的弗鲁米嫩塞队球员。

“也许你该去问问球队的管理层，”父亲建议道，“记得给我回电话。”

我放下电话，在俱乐部办公室里四处乱跑，想找个人——随便一个人——问清到底怎么回事。开始时碰到的两三个人只是朝我耸耸肩，说他们什么都没听说。最后，我找到了摩德斯托·罗马，他当时是俱乐部的主席。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困惑，他大笑起来，笑个不停。

“噢，他（播音员）念的绝对是‘贝利’，”他解释道，“几个小时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祝贺你，孩子，你进国家队了。”

这个可恶的绰号！

能被国家队招入，我感到非常荣耀、非常激动，但也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大麻烦。

马拉卡纳球场的失利已经过去8年时间了，但巴西还没有从中复原，一点儿都没有。我们参加了1954年世界杯，那届世界杯在瑞士举行，因为它没有受到二战的影响，有能力承办这项赛事。1954年世界杯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它是第一届电视直播的世界杯，还有就是德国获准参赛。但是巴西队仅仅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以2:4输给了当时被称作“华丽的马扎尔人”的匈牙利队。而匈牙利队在决赛中又输给了西德队。

对这次世界杯，巴西国民倒是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狂热，事实上，全国都是对其无所谓的感觉。由于时差原因，球赛都是在巴西的深夜举行，而只有少数巴西人拥有电视，并且，从瑞士传来的电台信号太差，收音机听球的效果也不好。但说到底，巴西国民对此次世界杯如此冷漠的原因非常明显，那就是他们仍然未从1950年世界杯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很难对1954年的国家队付诸热情。

1954年世界杯之后，就是参加1958年世界杯南美赛区的预选赛。在对阵同一大洲的球队时，巴西队表现出的完全是一副“遇弱则强、遇强则弱”的样子。1957年，巴西7:1大胜厄瓜多尔，9:0大胜哥伦比亚，却以0:3输给阿根廷，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以2:3输给了老对手乌拉圭。在只需一场胜利就能锁定世界杯席位的时候，我们仅以微小的优势战胜了秘鲁——2:1。在此期间，球队的人员组合杂乱无章、眼花缭乱，还经常更换主教练：3年时间里换了7个！在距离瑞典世界杯仅仅还有4个月的时候，主教练的位子还是空的。

国家队让我们在4月7日到里约报到。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真是有惊喜在等着啊！到了里约之后，我们不是去训练场开始练球，而是被直接送到了当地一家医院。

在那里，我跟其余32名球员接受了一系列专家五花八门的检查——神经病医师、放射科医师、牙科医生、心脏病专家……戳、刺、揉、x光、面试……医科检查是整个筛选过程的开始，目的是淘汰掉11名球员，剩下的22个人去瑞典。

而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家都不能说出口的：这些测试都是1950年世界杯直接导致的。也就是说，如果巴西在那届世界杯上因为长久的贫困和落后而输给了乌拉圭，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用上所有能用的科学手段，把身有瑕疵的球员尽早筛掉。其实，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下面就让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巴西的状况：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一半的婴儿活不过周岁；三分之一的人患有钩虫病；人均寿命只有46岁，而美国当时是70岁。所以，尽管这33个到里约报到的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健康的运动员，医生们还是要看看我们身上是否潜藏着疾病。

为达到医生“理想运动员”的标准，好几个球员被拔了牙，有些则是切了扁桃体，还有几个因为身体状况被送回了家。

最后，还有两个人需要经过特别审查。

其中一个是曼努埃尔·弗兰西斯科·多斯桑托斯，他当时在博塔弗戈俱乐部踢球，外号“加林查”，或“小鸟”。第一眼看上去，加林查就是医生寻找的病号代言人——他脊椎畸形，左腿比右腿短约6厘米，而右腿则向内弯曲。当初要不是正在意大利踢球的边锋朱里霍说应该让在国内的球员代表国家队出战，加林查根本不可能被招进国家队。医院里大大小小的医生都来检查加林查的腿——上面都是被对手撞伤、踢伤的疤痕。另外，加林查在心理适应性测试中得分很低。还有，他在“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atreta”或“athrete”。说实话，如果把拼写作为测试标准的话，巴西国家队没人能去1958年世界杯！医生在经过仔细考量之后得出了结论：尽管他的腿看上去很吓人，但运转起来还是没问题的。加林查就这样留在了队里。

第二个被放到显微镜下检查的人？也许大家都猜到了，是的，就是我。我的身体机能和运动技巧都还不错，但在衡量意志力的行为学测试中却表现欠佳。这项指标很重要，因为正是缺乏斗志和勇气才让我们丢掉了1950年的世界杯。而没有人愿意体谅——17岁的我是这届世界杯上年龄最小的人。

负责此次测试的是社会学家乔伊奥·卡瓦雷斯，他的“判文”没留丝毫余地：“贝利太幼稚了，”他如此写道，“他缺少必需的斗志，又太年轻，体会不到别人的侵犯并做出适当的反应。此外，他还不具有团队精神所需的责任感。”

“我建议不要带他去瑞典。”他如此结论道。

幸运的是，最终当选1958年巴西国家队主帅的维森特·费奥拉是个凭直觉办事的人。在读过卡瓦雷斯的报告之后，他回复道：

“你也许是对的。但你对足球一窍不通！只要贝利身体健康，我就要带着他。”

我们的训练很严格，球员们也都精神饱满，似乎已经走出了1950年世界杯失利的阴影。在离出发去欧洲只有3天时间的时候，我们只需再跨过另一个障碍：最后在圣保罗的帕卡恩布球场跟科林蒂安斯——巴西最大、最著名的俱乐部——踢一场热身赛。

我们本不该踢这场球。

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球队会安排这样一次热身赛。此前我们已经跟很多国家队踢过很多场热身赛了，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和巴拉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而跟本土一家像科林蒂安斯这样拥有大量球迷基础的俱乐部踢球无疑会对国家队造成古怪而不利的影响：我们将在巴西土地上受到“对方”球迷的嘲弄。雪上加霜的是，科林蒂安斯的球员和球迷早就对国家队心怀怒气：他们最受欢迎的球员路易济尼奥没有入选国家队。

国家队踏上帕卡恩布球场的时候，我们遭到了全场球迷的嘘声；而在我们进球之后，他们的倒彩声更大了。比分到了3:1的时候，很多球员已经在考虑穿什么衣服去瑞典，这时，我在对方半场接到一个传球，带球向禁区跑去。我都没有看到对方的防守队员——阿里·克莱门特——倒地朝我铲过来。

我感觉好像是被烧红的针深深地扎进了右膝盖一样。我倒在地上翻滚着，痛苦地叫着，这时球队的助理教练朝我冲来。

“你能站起来吗，小子？”

我很疼，也很害怕。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他的首场大赛就是伤在了同一个膝盖上。这难道也是我的天命吗？

“没事，没事。”我说道，努力让自己安下心来。

但是，当我准备站起来时，膝盖一受力，又坐倒了。助理教练们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把我带离了球场，回到更衣室里。我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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