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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瑞典1958（第4页）

“挺好，”他说道，“准备上场吧，孩子。”

此前我从未如此紧张过，是，我的确很兴奋，但更令我激动的是自己终于能重新踏上球场了，而怎么踢球反而并不令我担心。

我和加林查站到各自的位置上，这时我看到几个苏联球员脸上表现出迷惘的神情。在我们两个人首发这件事上，巴西队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在我们最后一场训练中，我和加林查跟首发队员一起练习，而我们事先听说有个苏联队的探子要来打探我们的情况，就突然改变了训练时间。巴西也会玩冷战呢！很显然我们的惑兵之计起到了效果。苏联人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哨子响了，比赛开始。

接下来就是一波急速的运转，似乎此前我从未经历过。加林查拿球迅速沿右路突破，似乎每一步都伴随着假动作和急停。他华丽的脚法、长短不一的双腿令对方球员不知所措，也无法防守——因为他的腿长得太奇怪，苏联人无法判断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另外，加林查是个天*搞怪的人，他常常用诡异、杂耍般的假动作迷惑甚至戏耍对手，并从中得到快乐。从加林查第一次触球，我就听到现场的观众发出了笑声。看台上基本上都是瑞典观众，但由于加林查的表演，他们从一开始就为巴西队加油喝彩。而苏联人这时还没回过神来——他们的科学手册里并没有介绍这种情况！

加林查过了最后一名防守队员，拔脚射门，不幸的是，球打在了横梁上。片刻过后，球传到我脚下，我聚起全身力气，瞄准球门踢出——

梆！

又打在了横梁上！当时我一定是一脸心碎的样子，因为迪迪——我们当中最镇定的人——在球场另一侧朝我喊道：

“放松点，小子！我们会进球的！”

他说得对。就在这时，他发现一个空当，向瓦瓦——我们的前锋之一——送出一记漂亮的传球，后者拔脚射门，球进了。

巴西1，苏联0。

很难相信，在经过了这么多的来往、这么多的情感波动之后，比赛才刚刚过去3分钟。几十年报道足球赛事的法国记者加布里埃尔·哈诺特后来将其描述为“足球史上最好的3分钟”。

此后我们把节奏稍微降了下来。但比赛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而苏联人再也没有恢复镇定。下半场我送出一记助攻，帮助瓦瓦打进了第2个进球，最终我们以2:0取胜。如果不是“黑蜘蛛”雅辛的精彩扑救，比分的差距可能更大。

这场比赛真正的新星，当然就是后来在巴西被称作oanjodepernastortas——“曲腿天使”——的加林查。多亏了他，我们挺进了四分之一决赛，几天之后在同一个球场里对阵威尔士队。

“祝贺你，哥德堡球场，”一家瑞典报纸赛后如此写道，“星期四，你们又要看到加林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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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强大的苏联还有额外的收获：这场胜利让巴西的国民相信，也许，仅仅是也许，国家队还是可以信任的。1950年的失望、1954年的冷漠，终于开始融解，就像长冬过后乌云消散，巴西足球终于重见天日。电台开始报道我们的消息，看台上开始传阅报纸；我们的球迷又一次敢于重提冠军这个长久以来盼而不得的梦想了。

我们在球场上的表现是很重要，但在总体上说，巴西国民的自我感觉也很不错。1958年，足球并不是巴西唯一的“好事”。就在同一年，乔安·吉巴托发行了他的专辑chegadesaudade，开创了新的音乐流派：波萨诺瓦。专辑里最流行的是《伊帕内玛姑娘》，它后来成了流行乐坛的名曲。波萨诺瓦与足球一起成为巴西在世界舞台的面孔，而从某个方面来说，前者是巴西更大的自豪感来源，因为波萨诺瓦是巴西人的独创。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曾与乔安有过交往，外界都说他是个挺难相处的人，但他很是谦和地容忍我这个外行人对音乐的热爱。我们曾在巴西和美国纽约的活动上见过几次，他的直率总是令人耳目一新。但我还是心存遗憾，因为我从未有机会跟他一起表演音乐，虽说我算不上什么世界级音乐家，但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学习吉他，还特别喜欢唱歌。才华不够的地方，我就用热情来弥补。我曾跟很多巴西明星音乐人有过合作，如汤姆·若宾、塞尔吉奥·门德斯、罗伯托·卡洛斯等。天哪，我想起来了，我甚至还跟弗兰克·辛纳屈一起唱过歌！虽然我对乔安的成就心怀敬仰，也感觉跟他有些共同点，但我从未跟他合作过；在此后几十年里，在向外界宣传巴西这件事上，我们是两个成功的同代人。

在上世纪50年代末，甚至连我们的政客也有良好的表现。时任巴西总统的是儒塞利诺·库比契克，他是一个和善而能干的政治家，很多人都叫他“波萨诺瓦总统”。儒塞利诺——跟很多巴西总统一样，常被人直呼其名——决心把巴西尽快变成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国家，他把自己的计划称作“五年相当五十年”，重点是振兴巴西的工业。似乎在一夜之间，我们就能生产厨房电器、缝纫机及其他工业产品了。这些东西在别的国家早已司空见惯，但在热带地区却并未普及。圣保罗地区开始涌现汽车厂，很快，巴西与汽车的热恋就上演了。

儒塞利诺最大的雄心壮志是要在平地上建造一个新首都——巴西利亚。这座城市将坐落于米纳斯吉拉斯州——我的出生地——边界线附近荒凉的高原上。他的想法是逼着政客们离开里约到内陆生活，这样他们就能对巴鲁或特雷斯科拉松伊斯这些小地方增加点关注，也许从他们口袋里还会掉出几块钱，掉到穷人的手里。到那时为止，巴西的大城市几乎都是建在沿海地区，有句话形容得好——这些城市就像“海滩上趴着的螃蟹”。儒塞利诺是个急性子，他想让新首都能在1960年建成使用，而在现代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我们在瑞典参加世界杯比赛时，巴西利亚的数万建筑工人正忙着建造政府部门和豪华住宅，一个独特的城市即将横空出世。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似乎表明巴西已经脱离了贫穷、落后、昏暗的旧社会。

总之，此时的巴西已经准备好了一次飞跃、一次转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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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人比苏联人聪明了一点儿，他们在跟我们比赛时，只抱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看死加林查。

鉴于加林查在巴苏一战中的卓越表现，这是个很不错的策略。比赛中，加林查身边始终有两名甚至三名球员在防守他，在这样令人窒息的防守下，即使像他这样才华横溢的球员也无法施展本领了。

但这种三人包夹战术也有一个明显的弊端，那就是顾此失彼，巴西队的其他球员就有了发挥的机会。威尔士队是一支很好的球队，他们防守顽强，其主教练吉米·墨菲广受尊敬和爱戴。他们在小组赛中打败了1954年世界杯上把我们送回家并最终获得亚军的匈牙利。威尔士不是一个小国吗？是的，但是，考虑到前车之鉴，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上，最不能小看“小国对手”的正是巴西人！

上半场以0:0收场。上半场我并没有得到多少机会，但迪迪后来说，他是要在上半场的45分钟里把我雪藏起来。他认为，鉴于年龄的缘故，对方球员不会太在意我，甚至会无视我的存在；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毫无威胁的小孩而已。事实还真是如此，随着比赛的进展，对方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似乎都从我身上消失了。迪迪就像是个出色的乐队指挥，而我就是乐队里的年轻独奏者，正等着属于我的时刻到来。

离比赛结束还有20分钟时，我的机会终于来了。也许是全场唯一的一个刹那，加林查身边只有一名防守队员，他抓住这个机会，将球传给了迪迪，迪迪又把球传给了我。当时我背对球门，而迪迪仍在向前跑，以为我会把球传回给他，做一次撞墙配合；但我没有这样做，出于本能，我用到了父亲交给我的技术——我胸部停球，未等球落地，就又将其轻轻挑起，恰恰越过防守队员伸出的小腿，“调皮”——有位比赛解说员脱口而出。足球落地、弹起，我迅速绕过那名防守队员，一脚将球踢进了球门左下角。

巴西1，威尔士0。

我高声叫喊着——这是一声长久的咆哮——朝对方球门跑去，兴奋地跳起、落地，又跳起、落地，最后跪在球门里，将足球从球网里拿了出来。

4名巴西队的队友也跑进了威尔士的球门，他们把我推倒在地上，接着又扑在我身上，把我压在下面。这时球门一侧还拥进了十多个摄影记者，他们不顾规定冲了进来，朝着在地上打滚的我们拍照。最后，一名威尔士球员走进球门，带着些许不悦，想把我们从地上拉起来，似乎是要表达——好了，伙计们，够了。

我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要出别人的洋相，那时我已经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我大叫、大笑，停都停不下来。我感觉身体里有个东西苏醒了，并且再也不会沉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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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进球将比赛最终锁定在了1:0，我们以最小的优势战胜了威尔士队。我记得比赛结束后我得到了队友的拥抱，还得到了媒体的祝贺，再往后发生的事就是模糊一片了。我就像是被一团东西包住了，但是我没有挣扎反抗，而是任凭它占据了我的身心。

我睡觉时总是会梦到足球，而在战胜威尔士队之后的几天几夜里，我就像飘在一些奇思妙想里一样，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每次运球，每个传球，每次射门似乎都有无数个可能性：对某一个球的处理方式，原先我能看到3种，现在，我能看到10种；而眼前的球门宽度也仿佛拉大了十多倍。

我常常会从这样的梦里突然惊醒过来，脑子却很清醒，心情也十分愉悦，恨不得马上就跑到球场上去，把这些梦境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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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我从威尔士一战中回过神来，就再次站在了球场上——半决赛，对阵法国队。

与上一场比赛一样，上半场我仍是“碌碌无为”，而上半场也以2:1的比分结束。整个上半场，负责组织调度的迪迪就跟看不见我一样。但我并不感到失望，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球队的“套路”。事实的确如此，半场过后，我的机会就立刻多了起来。

下半场开始7分钟之后，我们的一个传球从法国球门前掠过，守门员克劳德·阿贝斯扑球脱手，正落在我的身前，我一脚将球送进了球网。这是我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我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而这也是我到那时为止打进的最轻松的入球了。

巴西3，法国1。

10分钟之后，在比赛的第64分钟，加林查在对方半场沿着边线运球，又将球回传给了我，我把球从空中接下，赶在防守队员之前把球传了出去；经过几脚传接配合之后，我在离法国队球门7米左右处又接到了传球，我起脚射门，打进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巴西4，法国1。

又过了10分钟，到那时为止，全场90多分钟的比赛（加上伤停补时）已经过去了75分钟，我又从加林查那里接到一个极佳的传球。他是在对方大禁区的右侧把球传给我的，当时我距离对方球门有大约10米远，身前有名防守队员，但我还是晃开一个空当，把球踢进了球门的左下角，这是我本场第三个进球——帽子戏法，却只用了半场比赛的时间。

巴西5，法国1。

比赛接近尾声时，现场的球迷已经非常激动，虽然法国队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又打进一球，将全场比分改写为5:2，但全场球迷都在鼓掌、欢笑，还高呼着我的名字——“贝利！贝利！”这是一种因为有了新发现而表现出的高兴情绪，好像世界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

瑞典球迷的热情让我感觉仿佛是在巴西的主场踢球。他们的风度令人赞叹，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场比赛一结束，在决赛中我们要与他们的国家队——瑞典队，一决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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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灭1950年的梦魇残喘至今的最后一丝灰烬，然后再捧起奖杯，这才是最完美的剧本。

我们的决赛对手是本次世界杯的主办国瑞典。这里就有一个难题，到1958年为止，巴西队和瑞典国家队的球衣颜色都是黄色，所以我们必须有一方改用其他颜色。巴西代表团原以为宽厚的瑞典人会让客队——巴西队——身穿原来的球衣，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瑞典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掷硬币。结果他们赢了，我们不能穿黄色。

我们球队的管理层想，没什么大不了的，巴西国旗上还有其他几个颜色可供选择：白色、绿色、蓝色。随即他们宣布，我们将身穿白色球衣参加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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