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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瑞典1958（第5页）

大家也许会想，嗯，白色是个中立的、很安全的颜色啊。

错了。

1950年决赛中，在马拉卡纳球场上输给乌拉圭时，我们穿的正是白色球衣。

队员们面面相觑，眼睛睁得大大的。穿白色球衣？疯了吧？房间里鸦雀无声。终于，管理层意识到了这个决定的荒唐之处，保罗·马查多开口说，那就穿蓝色吧。看到队员们不以为然的样子，马查多向我们解释说，蓝色是巴西的守护神——圣母阿帕雷西达的颜色。听到这里，大家才恍然大悟，于是球衣颜色的问题就解决了。

今天的球队大都有数百万美元的运营经费，大量的赞助商，还有足够装备一支小型部队的、舒适的球衣和球鞋。但在1958年，职业足球队普遍不太富裕。所以，改变球衣颜色这个决定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们的球衣不够。当然我们也把蓝色球衣带到了瑞典，可一直都是在训练中穿，现已破旧褪色，与盛大的世界杯决赛极不相配。于是，我们的两名管理人员——阿道夫·马奎斯和队医马里奥·特里戈就自告奋勇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百货公司给我们买新衣服；马里奥·亚美利哥——就是那个悉心照料我膝伤的队医——在比赛前那个星期六，用了一上午时间不辞辛苦地把我们原先黄色球衣上的号码和标志拆下来，再缝到新的蓝色球衣上。

解决了这个临时状况之后，剩下的就是小菜一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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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会想，1958年6月28日决赛那天，当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一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其实不是这样。迪迪和其他老队员一直努力让我们保持放松的心境，并且，一路走下来，我们也对球队的经验和才华很有自信。球队管理层对我们与外界采取的隔绝策略也终于见到了成效，我们对巴西国内媒体的狂喜言论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似乎被封闭得太“好”了，以至于加林查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比赛。他所在的俱乐部参加的是里约州的联赛，其赛制是跟每个对手踢两场比赛，而在世界杯上则是一战决胜负。

“真的？”他还是不相信，“那就太没意思了！”

我很肯定，加林查只是在开玩笑。在我们踏上索尔纳——斯德哥尔摩东南部城市——的球场时，还是有些忘乎所以。

好吧，我承认我们是有些紧张，这从开场后我们几脚心不在焉的传球和失误就能看得出来。瑞典人抓住我们心态尚未平稳的机会，迅速打入一球，在比赛刚刚开始4分钟的时候取得了1:0的优势。失球后我们略有些惊慌，毕竟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我们首次出现落后的局面。这时瑞典的球迷都乐疯了，纷纷把帽子抛到空中。

但是，我先前说过，我们现在拥有一种全新的、可怕的自信，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完美的领袖，在二者的带领下我们一路杀进了决赛，当然也不会因为一个失球而崩溃。瑞典队进球后，迪迪从球网里把球捡起来，慢慢地走向中圈，一路上镇定地朝身边的巴西队员说：“很好，他们就这样了。下面的时间就看我们的了！”

5分钟之后，加林查在禁区右侧摆脱了防守，把球横传给了禁区里的瓦瓦，后者打进了扳平的一球。上半场32分钟，我找准空当把球传给加林查，他又传给瓦瓦，后者再次射门得分。上半场比赛以2:1结束。

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久，我就打进了足球生涯中最著名的一个进球。尼尔顿·桑托斯中场长传，我胸部停球，球下落时一名瑞典球员向我冲来，我又将球挑过他的头顶。这完全是街头足球的把戏，这种过人方式我们曾在巴鲁的鲁宾斯·阿鲁达大街上用过无数次；也许，只有一个17岁的初生牛犊才有胆量在世界杯决赛中使用这种花哨的过人技巧吧。接着，我绕到那名防守队员的身后，在距离球门9米开外处凌空抽射破门得分。巴西3，瑞典1。

这个进球过后，奇怪的一幕发生了：我们竟然赢得了瑞典球迷的支持。尽管对自己球队落后而感到失望，但有些球迷开始高喊：“桑巴！桑巴！”他们为我们的盘带而鼓掌，为我们的传球而欢呼，在我们打进第4个进球后为我们高声喝彩。瑞典人当天所表现出的体育道德精神以及对足球的热爱令人赞叹，我必须承认，时至今日，我再没有见过比他们更高尚、更文雅的球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保持的进球优势似乎已经无法超越，我终于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了——巴西就要成为世界冠军了！在经过了近30年的失望，经历了功败垂成、举国悲伤的1950年，我们终于将这个荣誉收入囊中了。太令人吃惊了，这是真正的荣耀。但是此刻，在我继续满场奔跑、压制着对手进攻的过程中，真正令我心生波澜的，是远在巴鲁家里的父亲母亲。现在，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一定是围在收音机旁欢呼、欢笑吧，就像1950年那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可以庆祝了；这一次不再有泪水，只有欢笑！还有，他们还会为我喝彩庆祝！

这些长久以来压在心里的思绪，到这一刻开始喷涌而出。每跑一步，我都感觉自己的脚步越来越轻。比赛接近尾声，我也接近崩溃了。这时一个高球传过来，我高高跃起，计算好了起跳的时机和落点，睁大了眼睛，就像在巴鲁时父亲花了那么多时间教我、训练我的那样……球进了。这是属于我父亲的头球绝技，接着我的眼前一黑——

我晕过去了，就在球场上，就在对方球门前。

仁慈的裁判这时恰好吹响了终场的哨声，比赛结束，巴西夺得世界冠军。我的头球将比分锁定在了5:2。

我躺在地上，很长时间一动不动。加林查这个一如既往的好心人是第一个跑过来帮我的。他抓住我的脚踝抬起我的双腿，觉得这样可以帮助血液流向我缺氧的大脑。

我回过神来，发现周围乱成一片。我看到队友们都笑着、拥抱、跳个不停；数百名观众冲到球场里来向我们表示祝贺。我站起身来，看到了迪迪和加林查，这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大家也许已经发现了，我的泪点一直很低，但在我一生中，那是我的泪水流得最畅快的一次。我心里想的全是家人和国家，又因为情绪得到彻底的释放而感到轻松。我还趴在队友的肩上哭着，止都止不住。人们从看台上下来，记者、球迷、警察，碰到我时都抓抓我的胳膊，拍拍我的后背或脑袋，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欢呼着我听不懂的语言。

我的腿又软了，就要瘫倒在地。接着我感觉自己被人抬了起来，好像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原来是我的队友们，他们把我扛在肩上，在球场里游行庆祝，而我还在哭。

吉尔马抬起胳膊把我的腿抱紧了，笑道：

“哭吧，小子！哭出来好一点儿！”

有人拿起了一面瑞典国旗，我们举着这面国旗周游全场向主办方致敬。当队友们终于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跑过草坪，边笑边喊，似乎想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我要去告诉爸爸！我要去告诉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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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还没有网络电话，也没有手机，所以我得等上整整三天才能把瑞典的经过告诉父亲。

夺冠之后的兴奋劲儿还未消失，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好几天的庆祝。比赛结束，我们还未离开球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走到了球场上跟我们握手道贺。他尊贵而高雅——跟他的子民一样。瑞典队的球员也称赞了我们，负责盯防我的西格·帕尔林对记者说：“第5个球进了以后，连我都想为他喝彩。”

当天晚上回到酒店，我们吃了一顿盛宴，有些队员还把香槟倒在雷米特杯（为表彰1930年创立世界杯的足联主席而命名）里喝。我们返回巴西的第一站是累西腓，数千人早就提前几个星期在那里等着我们了。当我们抵达时，尽管当天下着滂沱大雨，人数却比先前又多了很多。飞机舱门一打开，人群立刻爆发出震耳的欢呼声。我们刚走下飞机，就被人们扛在了肩上。

当天我们又赶到了里约，那里的人也是同样疯狂。这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从决赛前一晚算起，我们一直都没有睡觉，可现在是不可能停下来的。里约的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他们让我们坐在消防车上游行，一路上他们燃放爆竹，两侧高楼——办公楼和住宅楼里的人将撕碎的报纸抛到空中。游行结束后，球队官员把我们带到当地一家杂志社，令我们惊喜的是，队员们的家属都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看见父亲和母亲站在那里等着我，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们都紧抿着嘴，竭力控制着情绪。他们的情绪控制得如何呢？这个，大家只需想一想我那情感充沛的性格来自谁的遗传吧。

“每个人都为你骄傲，迪科。”母亲激动得都喘不上气来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还有你的老师们，他们都来家里看我，说他们早就知道你会有出息的。”

这是我听到的最荒谬的话了，不过我并没往心里去。因为这是我们家最风光的时刻，我能看出来，母亲已经理解了足球能带给我们的好处。

随后我们在总统府举行了宴会，总统儒塞利诺也把香槟倒在雷米特杯里喝。然后我们去了圣保罗，又是游行和庆祝；接着又到桑托斯做了短暂停留；这一切结束后，我终于可以回巴鲁老家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最希望的是能回家休息，但这是不可能的！巴鲁的气氛跟圣保罗、里约一样疯狂，只有一点不同——在巴鲁，庆祝的重点是我。我们的飞机在跑道上降落，这个跑道正是我以前多次来玩，有一次是来看失事的滑翔机。我看到，几乎全镇的人都来迎接我们，防护网外挤满了人，他们朝我们挥手、欢呼。

我走下飞机，朝人们微笑挥手。很难相信，2年前，正是这个孩子穿上长裤，怀着忐忑的心情坐车去了桑托斯。我的过去和现在就像是个梦，令人无法相信。但所有的“证人”都在我的眼前——在街上一起踢球的小伙伴们，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父母，连镇长都来了，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巴鲁一直在等着你啊，贝利！”他如此说道。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镇长的示意下，我站到一辆平板货车的车头上开始游行，最后到达了镇上的广场。接着我收到了奖杯、奖牌和各种礼品。台下的观众则是边笑边鼓掌。其中有面奖牌是安排母亲为我颁发的，但她害怕在颁奖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以只是走上台来在我的脸上轻吻了一下。

我收到的礼品当中，有两件最值得一提。第一件是一辆汽车——romi-isetta，那是一辆微型轿车，只有三个轮子，但在当时的巴西，拥有任何样式的汽车都是件很了不得的事。当时一辆美国进口汽车的总价格约是2万美元，而那时巴西的最低月薪是30美元。收到这辆汽车我很高兴，但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未成年，所以不能开车！此外还有一个疑虑：我怀疑这辆车是否够结实能一路开回桑托斯。所以，我把车送给了父亲。

另一个有趣的礼品是一台电视机——一个染成了巴西国旗的蓝、绿两色的“怪物”。这台电视机是我们还未离开瑞典时就送到家里去的，它带来的难题与那辆汽车一样——在巴鲁及巴西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电视信号。所以，这台电视机就成了一个摆设，我把它也当作奖杯，至今还放在桑托斯的家里。

所有这些礼品、庆祝都造成了我“一夜暴富”的假象。庆祝结束后，我回到家里想过几天清静日子，但家里的访客源源不断。远亲近邻、新知旧交纷纷找上门来，或是借钱，或是找我帮忙，或是寻找商机……其实我并没有发财，我仍是在桑托斯俱乐部踢球，拿着微薄的薪水。

可是，我说“没钱”时，他们都不信。因为我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和杂志的封面；世界著名杂志《巴黎竞赛》为我写了一篇报道，还讲我成为足球场上的新国王；从那以后，巴西人就开始叫我“orei”——球王。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理应过着国王般的生活。

我有些不知所措。世界在变，但我没变。我还是那个爱踢球的男孩。我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并在它的引领下大步向前。是，我取得了一些成就；是，我为国家赢得了一个世界冠军；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不仅是金钱，还有鼓励的话语、给侄子的纪念品……而有些人只想给我东西！这太疯狂了。我尽量笑脸相对，用我的回答取悦他们，但是，在巴鲁的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意识到——我始终都在人们的视线里，我的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从那时起，这种感觉就一直伴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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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每当想起1958年那支国家队，我总是能笑起来。那支国家队有一些真正特殊的东西，那是一群才华横溢的球员，怀着对足球的热爱在踢球。那时的我们太年轻，太单纯，不知道我们会掀起怎样的惊天骇浪。跟苏联的首场比赛就拉开了职业体育史上一个史诗般的序幕：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只要我跟加林查同时在场，巴西就从未输过。

1958年的这支国家队中，有11个人——包括我和加林查在内——继续参加了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我在第2场比赛中就受了伤，缺席了剩下的比赛。但历史却令我们高兴地重演了：巴西赢得了1962年的世界杯，蝉联了世界冠军。而实至名归的，在巴西，人们将其称作“属于加林查的世界杯”。

在其后的岁月里，生活会变得更加复杂，1958年的简单和单纯再也没有了。

但总有一件事能驱散我心中的所有忧虑。

从瑞典回来后，又过了几天时间，我偶然经过原先我们踢球的那条大街，我看到有一群8岁或10岁的孩子正在那里踢球。他们笑着、闹着，就像当初我跟小伙伴们那样。我问他们能不能让我跟他们一起玩，他们答应了。

我回家把长裤换成短裤，又赶了回去；我把鞋子脱掉，像他们一样光着脚踢球。我们玩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太阳下山，各自的母亲叫我们回家。就只有我们，这几个巴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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