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给服务台,问有没有人能尽快把我的裤子缝好。他们就派了一个女服务员上来把裤子拿走了。克莱夫还在讲着,几分钟后,有人敲门。
还是那个服务员,她一手拿着缝好的裤子,一手拿着个照相机,脸上挂着泪水。
她走进屋里,颤抖着将照相机递给克莱夫。“先生,”她用低哑的声音对克莱夫说道,“你能为我和贝利拍张照片吗?”
那位服务员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她告诉我说,她丈夫买了前天晚上比赛的球票,很想第一次到现场去看足球比赛,但在两个星期前,他因心脏病去世了。所以,她的儿子就拿着球票,替父亲看了那场球赛。她想要张跟我的合影,送给儿子以作纪念。
她的故事才讲到一半,我就已经泪流满面了;等她讲完的时候,我已经泣不成声。这是一个悲剧,我对他们母子二人深表同情。她的故事又令我想起了多年来身为球员时与那么多人建立的深厚情谊。那时我才刚刚退役数月,但我再次体会到了那种感觉:温暖、感人、实实在在。它令我想起了自己的意义所在。我突然间明白了,在名声中生活了那么多年,我真正渴望的还是身为一名运动员最基本、最荣耀的事——与球迷之间的纽带。现在修复这个纽带还不算晚。
克莱夫为我和那个服务员拍了几张合影,然后她就道别离开了。我转向克莱夫说:
“好。我到宇宙队踢球。”
克莱夫就像一个在圣诞节收到礼物的孩子一样,眼睛唰的一下亮了起来:“真的?”
我笑着点了点头。
他又扭又跳地在屋子里转着圈子,高兴的劲头无法停止。他好像根本没想过我会答应,不知道如何是好。到了这个时候,我有些喜欢这个家伙了,就告诉他放轻松,把后续事宜做完。
他让我在酒店的一张信纸上签了字,其内容是我愿意到宇宙队效力。当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之后还要正式讨论合同的事宜。签下这张纸只是个开始。多年之后,克莱夫还把这张纸裱起来挂在墙上——信笺的抬头是:“布鲁塞尔g.b.酒店”。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一个巴西的穷孩子,被一个为美国足球俱乐部工作的英国人说服了,准备复出,而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个比利时服务员!这已经不是1958年世界杯时那个男孩眼里的世界了。突然之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似乎都有了联系——钱,人,在全球流动、组合。今天,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全球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它还没有这么时髦的名字,但已经在改变着人们的决策和人际关系。通俗的说法就是,如果史蒂夫·罗斯和他的华纳传播公司打算不遗余力把一个巴西的足球明星弄到纽约的一个小球队里踢球,那么他们终会达到目的,无可阻挡。
现在回头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为了准备宣布我到来的新闻发布会,宇宙队租下了“21俱乐部”——曼哈顿区名人云集的豪华夜总会。到场的新闻界人士约有300人(还有很多好奇的看客),是这家夜总会可容纳人数的两倍,几乎跟宇宙队某些比赛上到现场看球的观众一样多。我迟到了一会儿,发布会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一些记者打起了群架,一位巴西摄影记者的眼镜被打坏了。警察威胁说要取消这次发布会。
怎么会这么乱?因为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纽约!那时的纽约,犯罪、管制层出不穷,吸毒现象随处可见;那时的时代广场通宵播放的都是色情电影,而不是现在的霓虹灯主题广场;那时人们都没有什么安全感,经济增长尚未治愈社会疾病,街头巷尾都是一片混乱。换句话说,那时的纽约跟巴西很像。我立刻就有了家的感觉。
这些混乱还是其次,我的美国之行差点胎死腹中。从比利时酒店的一张协议到21俱乐部的发布会,其间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其中包括数不清的深夜商谈,大量南北美的洲际飞行,两地电传打字机通信的用纸加起来都有数英里长。华纳传播公司派来史蒂夫·罗斯的代表,我们有时会在里约的海滩上踢几个小时的足球,其间则商讨着合同的具体事宜。
即使如此也很难取得进展。半年过去了,合同还没签,甚至一度陷入僵局。钱是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在制造舆论,说贝利出国踢球到底是好是坏。大家应该记得,此时的巴西仍是一个闭塞的国家,闭关锁国,害怕与外国有贸易或其他方面的接触。“全球化”是政府害怕而不是欢迎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与外界接触太多,巴西国民就会生出对民主和权利的诉求。巴西的军政府,跟所有独裁政府一样,设立了重重障碍以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些军人很可能会设法阻挠我去美国,更何况,他们还为我拒绝代表国家队出战1974年世界杯而耿耿于怀。虽然他们阻挠我离开的方式尚不明晰,但在那时的巴西,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能把我留在国内。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美国之行是否就此作罢。
这时亨利·基辛格出场了。这位德裔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最厉害的内阁成员,也是一个超级足球迷。他少年时曾经踢过足球——作为守门员,对足球的热情从未消失。1973年,他曾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一己之力组织了一次桑托斯俱乐部和北美足球联赛的“巴尔的摩海湾队”的表演赛(碰巧比赛是在华盛顿附近举行,以方便他能到场看球)。那场比赛结束后,他到球员休息室找到我,就像个兴奋的小男孩。他对我说,只有足球明星能让美国人见识到足球的真正魅力。“贝利,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他用低沉而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我们想让你多到美国踢点比赛。人们会乐疯了的。即使足球没能流行起来,起码能让我看你踢球嘛。”
就在那一年夏季,基辛格博士安排我跟露丝到白宫短暂访问,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尼克松总统。有趣的是,我几乎已经把那次会面的情况忘记了,最近碰巧有一段尼克松总统在办公室的录像向公众公开,而我就在里面!尼克松总统非常客气,说我是“全世界最棒的足球运动员”,还突然问我是不是会说西班牙语。
“不会,”我轻声答道,“我只会说葡萄牙语。”
尼克松略显尴尬,于是我迅速补充道:
“其实都差不多。”
1975年年初,当基辛格博士听说宇宙队正跟我商谈签约事宜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已经卸任了——他因“水门事件”而引咎辞职。基辛格博士决定尽一切努力让我到美国踢球。他给时任巴西总统的埃内斯托·盖泽尔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我能到美国踢球,那将是对美巴两国关系的巨大推动。那可是在冷战时期,那可是亨利·基辛格,大家想必能够想象这封信的力度。于是巴西政府对我赴美一事的反对声瞬间消失了。接着我们又在薪水方面达成了一致——7年时间,每年1百万美元。协议还包括各种推广和营销事宜。我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宇宙队聘请马泽伊教授为助理教练兼健康顾问。最后,我终于站在了21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马泽伊教授则充当我的翻译。
“把消息散布出去吧,”我说道,“足球终于来到美国了。”
听起来挺不错,但还有个问题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上来:会有人来看我们踢球吗?
10
刚开始时,我都不敢肯定自己会去看这样的比赛!
跟宇宙队合练的第一天,雨下得很大,司机找不到训练场地——位于长岛的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小体育场。所以我迟到了1个小时。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我最不想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我比其他球员享有特权。所以,我向教练布拉德利真诚道歉。他说没关系,甚至还慷慨地免了我25美元的迟到罚款。
我将队友们集合在一起,用蹩脚的英语发表了一次简短的讲话。事先我在马泽伊教授的指点下练习过,他帮助我纠正了一些发音。今天早上我还对着镜子练了几遍。
“很荣幸能到这里,”我说道,“我一直都很重视团队配合,以后也是这样。所以,别指望让我一个人赢下比赛,我们得共同努力。”
队友们都点了点头,随后陆续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微笑着和蔼地欢迎我的到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我的一个新队友名叫吉尔·马德莱苏,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场球员,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道:“我曾梦想过跟你握握手。但是跟你一起踢球,这是个奇迹啊!”
我感到受宠若惊。但这种追星的态度在球场上是要不得的,我对队友们说,我们的队伍不能是10个人加1个贝利。足球不是这样子的。我更加担心了。
第一次跟队友们合练时,球队的水平之低再次令我惊讶。到那时为止我已经8个月没踢过比赛了,我知道自己的状态有些下滑。可在我练习的时候,队员们纷纷露出惊诧的样子。“宇宙队的队员们就像是一群跟巴比·鲁斯打棒球的小屁孩一样。”一个记者如此写道。我加入宇宙队时,1975年的赛季已经过半,而球队的战绩是3胜6负。队员们的态度都是好的,但水平亟待提高。在第一次练习时,我们分队对抗,我接到一个半高球,于是就倒勾射门打进一个球。
这种动作我在巴西已经做过一千次了,但宇宙队的守门员库尔特·凯肯德尔就像是看到了外星人一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一直在问。而两边球队的球员纷纷为我欢呼,拍着我的后背表示赞叹。
我们需要更多时间的磨合,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赛季已经过半,6月15日就有一场跟“达拉斯飓风队”的比赛。比赛的场地是“唐宁球场”,亦即兰德尔岛上宇宙队作为主场的那个又小又破的球场。比赛将全国直播,这在宇宙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开球之前,一组球队官员仔细地将球场检查了一遍,确保它能够应对这个大场面。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有人会看电视直播或到现场来看球,因为当年宇宙队的每场平均上座率还不足9000人。
走进球场时,我高兴地看到竟然有2.1万人到场看球,这已经是唐宁球场的最大容量了。“贝利!贝利!”观众们高呼着。而比赛的初期,似乎令观众们失望了,飓风队先打进了2个球。每次我拿球的时候,对方总会上来3到4个人对我进行封堵。但下半场刚刚开始,我就传给摩尔德查伊·斯皮格勒——参加过1970年世界杯的以色列前锋——一个球,他将比分改写为2:1。9分钟之后,斯皮格勒给我传了一个高球,我跳起来——虽然不如我巅峰时期跳得那么高,但也是当天的最好状态了——将球顶入球门的左上角。“贝利!贝利!”观众的欢呼声更大了,那一刻,我甚至感觉就像回到了桑托斯的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
比赛的最终比分是2:2。这种平局并不是美国观众喜闻乐见的,但也算是个不错的开始。
事实上,当天的大问题只有一个。赛后洗过澡之后,我找到拉斐尔·德拉·谢拉——宇宙队的古巴裔副总裁。说实话,我有点心慌。
“很抱歉,”我对他说道,“我想这恐怕是我在宇宙队的第一场球,也是最后一场球了。我不能再踢了。”
德拉·谢拉张大嘴看着我问:“为什么?”
洗澡的时候,我发现脚上长了一层绿色的皮癣,不管我怎么搓,打多少肥皂,都洗不掉。我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里的设施太差了,会给我的健康造成永久的伤害。脚要是废了,足球运动员就没法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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