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是没错,但是在你知道或者你得出自己被骗的结论之前,你会考虑或者说会去想自己是不是被骗了或着说有被骗的可能吗?我们是生活在绝对的谎言或者绝对的真实当中吗?”白胡子老头说道。
宁:“这个我没办法回答,就像绝对的真空在人类生活的现实中不会被提及,可是就能说明其绝对不存在吗?无论谎言还是真实,那都是有最起码的善恶之分的吧?”宁致远说道。
白:“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个限度,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就在于你要将限度限在什么程度。法律不也是在不断的修改吗?以前流氓贪污都判死刑的,现在呢?你看形式是看不出什么来的,都是贪污,一样的形式但时代不同,法律判决就不同,我也是超前于社会时代了。”白胡子老头说道。
宁:“可就像你说的,形式不同时代不同判决就不同,但是善恶的本质是没变的,没有说以前是恶的,现在给弄成善的吧,法律判决不完全是以善恶为标准的,不是法律判决变了,形式背后的本质就跟着变了,道德层面的东西是比法律更早的,孔子不也说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宁致远说道。
白:“没有恶,哪来的善,你也在看哲学书,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刚说到文革,我不管领袖是怎么想的,难道我就要成为那个受害者吗?我的父母也很善良,可在文革的时候落到什么下场?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我就不说了,这是我一辈子的痛,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父母教我的都是错的,我也奉劝你一句,如果你的父母是从政的或者从商的,那你可以听从父母的建议,但如果你的父母是工农阶层,那他们的意见你大可不必理会,当然我不是歧视工农阶层,虽然工农阶层也只会喊喊口号、口头抱怨罢了。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善良过头就是愚蠢,从那些一直受父母恩惠到后来却反咬他们一口而且在咬的时候一边面目狰狞一边又很是享受的人身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他们在释放自己内心的恶的时候没有一丝的犹豫,那时我就发现人不是单一的或好或坏,每个人都是高尚与平凡、善良与邪恶的混合物。等你年事稍长,就会发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尚可容忍的生活场所,首先要承认,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灾难不幸可以使人性高贵,这句话在我看来并不对,叫人做出高尚行动的有时候反而能使人幸福得意,而灾难不幸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人们变得心胸狭小、报复心更强。简单一点说,这个世界只有贵贱,没有黑白。随着我自己的年龄增长,我也想过原谅,但我年纪越长我越发现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是你什么都能原谅,那你经历的都是活该。我在心里不断的告诉自己,去他妈的道德和善良,它们会给我带来物质财富吗,会给我带来社会地位吗,如果不能,就TM给我滚蛋,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要成为掌握资源的那少部分人,那我就必须变得自私、贪婪。”白胡子老头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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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这个问题太宏大了,要说清楚无疑要陷入辩论,但庄子曾曰过:大辩不辩。也就是说,辩论的最高境界是不辩。跟一个聪明人争辩,让他认输是很难的;而跟一个笨蛋争辩,让他认输是不可能的,对吧。你肯定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古代,长安城某日突降大雪,天气变得十分寒冷。一个秀才见此情景,诗兴大发,脱口吟出:大雪纷纷落地,此时恰逢一个刚刚升迁的官员也经过此地,有感于皇恩浩荡,于是便随声附和道:尽是皇家瑞气,旁边一摆摊卖棉衣的商人心花怒放,也来凑热闹,说道:再下三年又何妨。”成想,这一句话激怒旁边冻的瑟瑟发抖的乞丐,乞丐来了句:放你娘的狗屁。故事中的四个人来自于不同的阶层,生活经历也不同,所见所感自然就是不同的。至于说谁对谁错,在这个是事情里应该没有答案。”宁致远说道。
白:“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白胡子老头说道。
宁:“罗隐是吧,他要是生活在当代那绝对是吐槽和讽刺大王,妥妥的段子手,哈哈。你看,罗隐生当变乱之际,大半生流落不遇,因而愤世嫉俗,好为谐谑讽刺,他擅作文章,尤精于小品,其诗多抒怀才不遇之感,间有刺时讥世者;罗隐自大中末年“初赴举”,总共考了十多次,但因他相貌“不扬”、个性孤傲,诗文锋芒毕露,讽刺得罪了诸多当权者,始终榜上无名,最终他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并因此改名隐。就连他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牺牲者,每个时代都会有牺牲者,他们的牺牲虽然不被铭记,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思维和眼光总有局限性不是吗?所以,这关乎一个人的选择,生活的境遇是我们无法预测的,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但我们总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沉沦,你也可以选择放弃,你甚至可以选择苟且,但这都是出于你自己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所有人现在的处境,都是在之前的每一个路口上的选择累积下来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你内心希望的某种情形的展现,你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鱼和熊掌都想要,你不能吃着熊掌的时候嘴上还说没办法呀,我就是抓不到鱼呀,这就有点不要脸了不是吗?说白了,这就是求仁得仁的事,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抱怨,不然会显得很矫情,你说呢?”宁致远说道。
白:“你是在跟我说教吗,年轻人,哈哈。那我就好好跟你掰扯掰扯。跟我提善良?提丑恶?你还太年轻,看问题还太表面,我之前身体不好,常往医院跑,在医院里,我见到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有好几次,在拣走廊里那些没有放到垃圾桶里的垃圾的时候,都会抱怨着说,这些人真的是,垃圾桶到处都有,为什么一定要仍在外面,真的是做恶啊。我当时就在想,他有这样的想法,难怪或者说注定就只能当个清洁工,我还是要声明,我没有歧视的意思,任何行业在我这里都是平等的,我只是说不论你做什么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但你自己要喜欢,要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清醒的认知,你不也说嘛,去做了就不要抱怨,对吧。可是有多少人能这么清醒呢?别说真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就连最基本的事实他们都看不通、看不透,就说这个清洁工吧,在他的认知里,别人没把垃圾扔在垃圾桶里,扔在了走廊上,是在做恶,这叫恶吗?在我这里这对于他来讲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善!为什么这么说?你想想,从本质上想,为什么他会有这份工作,不就是解决有人不会把垃圾扔在垃圾桶得这个问题吗?如果人人都很标准的会把垃圾全部扔进垃圾桶,没有任何例外的话,就不会有他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了,他也没办法靠这份工作为生了不是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把垃圾扔进垃圾桶的人的存在,才让他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那这些人是恶的还是善的?最起码对这个清洁工来讲就是善的,而不是他认为的恶的,哪怕他无法认知到这件事!就像你说的,他认知不到并不能代表一些事情不存在不是吗?如果连这个都区分不清楚,你所谓的选择还有什么意义呢?年轻人?”白胡子老头看着宁致远说道。
这次还没等宁致远开口,他接着说道:”这样的情形有很多,你去过酒吧吧,你看在酒吧的驻唱,也许他本人是热爱音乐的,他想要的是人们对他作品的认可,可不好意思,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而且常常是对立的差距,理想有多高尚,现实就有多世俗。在我看来,底层逻辑是有多少人听和多少人认可并不重要,是不是有人、有多少人愿意为他花钱,才是他能在这个酒馆里立足的关键,如果每天都没有人点歌,估计酒馆老板早就要轰他走了,这样的话他连唱歌的机会都没有,又谈什么理想呢?还有,现在大家都用视频软件看电视剧和电影,但里面基本都会只有会员才有资格看的、或者才有资格跳过广告的,对吧,很多人因此痛骂软件厂商,说广告太烦人了,其实很简单,花点钱开个会员就好了,但是有的人就是既想没有广告,也不想花钱,这是因为他们没想通一个逻辑,就是他之所以能看到免费的电视和电影,其实就是这些广告商和付费的会员给他的福利,你不感激也就算了,还在那里瞎逼逼,在我看来真是个笑话。再比如就像去寺庙里烧香拜佛,你可以免费逛逛,但是别去嘲笑那些花钱捐香油钱的人,如果没有那些人,估计你想去寺庙都没地方。”白胡子老头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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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你说的对,但在我看来你说的是思考角度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活在自己的认知世界里不是吗?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思想去决定自己的情绪,你不能说你的行为对某一些人产生了某些积极影响,就为这一行为去做定性的判断,这是看部分还是看整体的问题,不是说一件事整体上是善的,所有的部分就都是善的,也不是说一件事整体上是恶的,所有的部分就都是恶的,随手扔垃圾这件事,整体上肯定是恶的,就算它在部分上创造了一些工作岗位,但你就知道如果大家都能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的话没有了清洁工的岗位那个清洁工就会失业无法生存了?他完全可以去从事其它的职业呀,我不相信他除了做清洁工没有其它任何的生存技能了,他还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呀,只是他没有做出改变而已,他没选择某种意义上也是选择的一种,是他自己做出了安于现状的选择而已,你不能说一个人选择做坏人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坏的事情存在一定要去做,就合理化了这个坏还要把它说成好的、应该的,那就是曲解概念了。善良不是一种天性,它是一种选择,不是吗?”宁致远看着白胡子老头反问道。
白:“那你的意思是善恶就在那里,任由你选是吗?你的意思是无论我们在任何情境下都有可以自由选择的余地是吗?一个人生重病要花一大笔医疗费,他找你借钱,十万,而你身上就只够自己生存的钱了,你说我很善良,我也很想帮你,可是我真的没那么多钱,我只有五万块钱了,自己也要靠这些钱生活,没办法,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拒绝他了?这件事在整体上用你的说法你说是善的还是恶的?”白胡子老头问道。
宁:“是善的,他是真的没有那么多钱,给与不给都不影响他内心对善的感受。”宁致远回答道。
白:“是善的吗?按你的说法,善良是一种选择呀,他完全可以把身上仅有的钱借给他,然后再去努力奋斗生存呀,他完全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借多少借多少呀,可是他没有这么选择,他选择了维持自己当下的生活质量而不借呀,他可以全部借出去捡垃圾为生都行,不要想着一个人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就马上要死了,不会的,都是借口而已,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善人应该是把身上的五万块钱仅留一点点然后全部借出去吧,按你的说法这个善就在那里,是他没做这个选择呀,这件事整体上怎么会是善的呢,应该是恶的呀,不是吗?我都是按你的逻辑推的呀,没问题吧?”白胡子老头看着宁致远问道。
宁:“这个,我被你绕晕了。”宁致远说道。
白:“我同意你说的,善和恶就在那里,这关乎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没问题,就是这样,可是在你经历的事情多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作出违背初衷的选择并不是投机、并不是找借口,而是真的没有办法,真的被打击的遍体鳞伤毫无还手之力了,只是求生的本能让他做出的那个选择而已,这有什么好批判的?有种你在面临相同境地的情况下如果能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那你才有发言权,是真的经历过了,做过了,而不是头脑中的想当然。我们都觉得董存瑞炸碉堡确实是英雄,但是我们从来不说他在举着炸药的时候手也是会发抖的,甚至最后一刻也会因为恐惧而尿裤子的,这些都是被人善意忽略的,这难道不是欺骗的一种形式吗?你不愿让人看到事情的全貌,因为你怕有些细节会影响整个人物的形象,不是影响他个人的形象,是影响这个人在大众心中的形象,这无可厚非,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董存瑞,你更不能说那些身处和董存瑞一样境况下的人,他的战友,出于求生的本能没有和他做相同的选择就是不对的,他们一样值得我们敬佩,不是吗?我们的选择不会影响善恶的客观标准,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不能怀着善意的或者恶意的主观标准去揣测别人做出的选择,这点是最重要的。”白胡子老头说道。
宁:“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难以脱离群体而存在,而群体之中,大多数人都束缚在自己的视角里,下意识地评判别人是非,不自觉地揣度别人生活。他们习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并质疑你,以自己的三观去评价或诋毁你,一旦你企图撕下标签,展露个性,就会被孤立和妖魔化,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恶意。于是,我们不得不按捺住心中的抗拒,硬着头皮迎合别人的喜好,绞尽脑汁琢磨别人的想法。就像心理学家马斯洛说的那样,被排挤的人往往是那些敢于与众不同、追求真实自我的人,对吧。在这纷繁世间,你每一次卑微的讨好,刻意的合群,都是对自身灵魂最残酷的凌迟,终有一天,你会在屈服于偏见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彻底失去自我,是这个意思吧。”宁致远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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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我也一样,我想说的就是我就这德行,而且只能是这副德行,由不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立场就有多少观点、就有多少所谓的主义,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我父母那一代,那可是个大问题,关乎生死。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恶,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子里是没有地方立足的,就像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去谈善恶的选择一样,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态度里,都按自己的标准衡量各种关系,什么关系承载什么内容,核定多少担当,这才是所谓的自由选择的核心。比如有人要钱不要命,有人要心安不要命,有人连横穿个马路都可以不要命,形形色色,纷繁复杂,这就要看具体的某个人了,再加上具体的环境,这变量就是指数级的裂变了,所以我们才叫大千世界嘛,对吧。再说了,你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别人的认识,你知道别人的认识和你自己知道,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都是在舆论引导下完成的。过去我是以两极判断事物的,特别喜欢二元对立,任何事情到我这里来我都是先做个二元区分,非好即坏、非对即错、非此即彼,人生经历的多了,看的多了,就慢慢发现这样的思维很狭隘,我开始越来越不从对错的角度去看一个人的选择,也就是他的行为,事实上很多事物并不是以简单的对错就可以判断的,而是属于条件的可能与否,任何事物,从成因到结果都是有规律的,什么条件产生什么结果,什么结果需要什么条件,这就是科学。在我们的文化里,在某个时间段内就少了这份科学精神,刚好我也就回答了我对于李约瑟之谜的看法,就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文化,没有给科学留下一点空间,或者说在历史发展的大部分进程里没有给科学留下足够的空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观察自然现象,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来理解这个世界,当我们看到鸟儿都是在春天繁殖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用“应该”这个词,就是鸟儿应该在春天繁殖,不在春天繁殖的鸟儿都要遭到惩罚,所以人也要这样,就应该各安其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然就要受到天谴,这对统治者来讲多好呀,好管理呀,我是天子顺承天命,你是百姓生来如此,都觉得不能跳出这个框架,安安稳稳在自己的位置上呆着就好了,这是有利于稳定,但不太利于发展。国外人家看到这个同样的自然现象,人家怎么想的呢?人家想着鸟儿为什么只在春天繁殖呢,后来他们研究温度湿度等等,得出的结论是春天的气候有利于鸟儿繁殖,于是他们在实验室里对春天的气候湿度指标进行模拟,把鸟儿在冬天的时候放进春天环境的实验室里,鸟儿还是正常繁殖了,这样他们就掌握了操控鸟儿繁殖的技术,对吧,这才是科学。科学有威力吗?有,直到清末人家的大炮打过来了,我们去求和,说你们不应该打我们,我估计外国人都愣了,为什么不应该?这个世界不就是应该弱肉强食的吗,我比你更有力量我就应该打你获取我想要的东西呀。都是谈应该,但方向完全不同,我们不能说谁的应该更应该吧。讲白了,这就是文化属性和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白胡子老头说道。
宁:“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区别吧。”宁致远说道。
白:“没错,但是这个范围太大了,有两个点我可以深入的跟你讲讲。首先是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种文化的利弊。如果不是以认识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规律的方法论,而是以东方与西方的方位论,以人种与皮肤的颜色论,这就属于唯了,要么东方西方,要么黄色要么白色,要么唯心唯物,要么儒家法家,很多的,说不完的,这个思维半径已经不足以有效判断事物了,也就是说讲唯本身就错了,说唯已经有了一堆,有人还想再把所有的唯统一起来,有这个想法那就更错了,维度不同谈何统一?就算你打着统一的旗号试图统一一下,那也不叫统一,那只能叫搅拌,那无论你怎么搅拌,不管会不会再有新的东西添加进去,里面都将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所有的唯都会在里面进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发酵,而人一旦陷在这样的情境里出不来,很多事物就无解。所以我们不能以方位、地域、新旧作为判断,而应当以认识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规律的有效为判断,这是其一。”白胡子老头说道。
宁:“对,我们后面不也有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说法和分歧展开的讨论嘛。”宁致远回答道。
白:“是的,这第二点嘛,我想说的是着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转向理论,我是相当的认同。他说当今社会经济的诸多难题,其本质都是语言问题,我们所谓制度、模式、法规、文化、习俗、道德,本质上都是语言,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里,语言相当于一个软件,但当下的问题是大家都忙着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反而没有考虑“软件”已经落伍,存在各种bug,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社会经济)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语言版本落后和语言bug,就像所有的哲学问题往往都源于对语言的误用和误解,因为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它还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以当我们遇到看似棘手的现实问题时,可能并不是问题本身难以解决,而是我们用来描述和理解这些问题的语言需要被重新审视和改进。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我们不应该急于寻找问题的直接解决方案,而应该深入探究形成这些问题的语言框架,就像许多哲学上的困惑实际上就是“语言疾病”,是由于我们对语言的规则理解不够清晰或者错误应用导致的,因此通过分析和澄清语言的使用,我们可以消除这些困惑,从而间接地解决看似与语言无关的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现实问题看作是语言使用不当的外在表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系统未能准确捕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或者我们的语言习惯导致了对现实的误解,因此优化和升级这些形成问题的语言,即重新构建我们的语言框架,使之更加精确和清晰,可能比直接解决问题更为根本和有效。简而言之,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转向理论提醒我们,要解决现实问题,首先需要审视和改进我们用来描述这些问题的语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问题,还能够找到更有效的解决途径,语言系统作为我们理解和交流世界的工具,其陈旧和单一化确实可能对现实问题产生影响,能听明白吗?”白胡子老头笑着看向宁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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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简单理解就是什么条件产生什么结果,这是规律,对吧。但是要说这个规律是怎么来的呢,那就只能说不知道了,因为说来就已经错了,有来必有去嘛。就像因果律,其本身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佛教说“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对吧。”宁致远说道。
白:“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我们是处在相对的时空当中,我们说不唯经验、教条,并不是说要排除经验、教条,不唯就已经包含了学习和借鉴在里面,就像皇上对大臣说“大胆说,恕你无罪”,这一个恕字,就已经包含你有罪在里面了,你还真以为你说什么都能无罪?有这个作为前提,你的生死就看你后面说的怎么样了,能赢得皇上开心自然无罪,否则你就只能人头落地。别左顾右盼,只看你自己条件的因果就好了,凡左顾右盼的,大多是不清楚内在因果的,学个形,漏其神,这样就很很危险,文革不就是这样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就没想明白人家的成功是有人家的条件的,人家的条件不是你可以悉数复制的,精髓不是学来的,是悟出来的,人家的内在因果不是你从外表看一眼就能具备的,也正是看到了悟到了这一点,才有了后来的我们自己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路。”白胡子老头说道。
宁:“鲁迅曾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有时也会想,啥叫路呢,我觉得那些成功者的经验和方法就叫路,牛顿不也说自己的成就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吗?可见路肯定是管用的,不管用早没人走了对吧,但它管的不是全部照搬的用,而是借鉴、模仿和参照的用,但成功者的经验是他那个条件的可能,你不可能也没办法完全复制他的条件,真的假设说你能完全复制,那也就不是你的人生了,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人都是有自我实现的需求的对吧,这可是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高层,那也就是说经验和教条那都是不完整的说法,完整的说法是要懂得规律论和因果论,只有因果和规律才是究竟的、是无漏无偏的,是这样吧。”宁致远说道。
白:“是的,按你的话说,任何一个成功的经验起初都不叫路的,走的人多了才叫路。对于那些想走捷径的人,或者说生性懒惰的人,不管不顾的沿着别人成功的路,见路就走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至于能走到哪里就得靠碰运气了。可是如果事物都是肉眼能看到的,那就简单了,人总是有不同思想的,总有人不是见路就走的,不是有个故事叫《王戎识李》吗,说的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和伙伴们发现路边的一株李子树上结满李子,大家都抢着上前摘李子吃,只有王戎不去。他说:“这株树上的李子肯定不好吃,要是好吃,过路人早把李子摘光了,还能留到现在?”结果,真像王戎说的那样,那李子又酸又涩,一点都不好吃。那时候的竹林七贤,摆在眼前的路够明确了吧,他们如果按这个路走甚至都能大大优化这条路,可他们却没有,他们就都不是见路就走的人,说到竹林七贤还情不自禁的要说到刘伶的趣事,在《世说新语》中曾记载过关于刘伶的一则趣闻,称他整日里纵酒狂欢,兴致大起之余,便会把衣服脱得精光,赤身裸体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画面极为不雅,有宾客见到这一幕后,便讥笑刘伶,称这样做有伤风化,跟不开化的野人没甚区别。没想到刘伶听后并没有感觉羞耻,而是反唇相讥道:我把天地当成房子,把房屋当成裤子,哪里有赤身露体了?反倒是你们这些人真是奇怪,干嘛没事钻到我的裤裆里面来?众人听后羞愤不已,但想到刘伶就是个“疯子”,也就懒得再跟他辩白。所以你看,一个人怪,是性格问题;一群人怪,那就是文化问题了;如果许多人都欣赏这种怪,那就是社会问题了,由此也可见那个时候的社会就两个字:篡、乱。很多自然事物、很多历史现象都是需要我们用思维的眼睛去看的,识别一条马路很简单对吧,但识别一条思维的路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可比性。思维的认识方法,中国人叫解放思想,世界人民管它叫智慧,佛教称之为开天目,可见比肉眼的认识要困难得多。”白胡子老头说道。
宁:“是啊,没错,我觉得对一个人而言,至少对于我自己而言吧,人生虽然漫长,但核心命题就是两个——认知、实践。认知活动最终极的目标,无非是想要认识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实践行动最终极的目标,无非是通过按规律办事,去达成预期目标。判断是一种能力,是认识事物的能力。就像咱们好多人,我能跑,但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跑,能跑是一种能力,知道该往哪儿跑更是一种能力,咱们好多人都是跑了半天跑错了,白跑;人家知道方向的人不用跑,慢慢悠悠散步都会比咱们先到达,这就是差距。”宁致远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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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所以我常说,一个人的财富是他认知能力的变现,没钱的人,往往被错误的认知所束缚,他们可能认为赚钱是困难的,或者认为自己的命运注定贫穷,这种认知障碍,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们与财富隔绝开来。而只有打破这道墙,跳出原有的认知框架,才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发现更多的财富机会,当然,这就需要有人去做出不一样的创新来打破他们的认知障碍。你听过尼采的“贵族道德”和“奴隶道德”吧,贵族道德的主要特征是自我肯定、骄傲、主动,是社会上的少部分精英,是尼采在上帝已死之后对“超人”的呼唤,奴隶道德的特征是自我否定、谦卑、反动、怜悯,他们不仅把自己摆在了颓废的泥淖里甘之如饴,还恬不知耻的要精英们也跟他们一样,精英太努力了走的太快了他们除了坐享其成的想要竭尽全力从中分一杯羹,还要批判精英们的努力压榨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奴隶道德就是把行为放进“善”与“恶”的标准中,即人分善恶,我们从来就是善良的,你们自始至终就是邪恶的,打压你们是应该的。我是很唾弃这种奴隶道德的人的,我要做精英,我可以用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创新来让他们得到实际的利益。可是最终我发现,迎合这些个类似奴隶道德的人很简单,难得是迎合这个社会,或者说,迎合当权者。”白胡子老头说道。
宁:“哦,怎么说?看来你还是认为国家对P2P的定性很不合理喽?”宁致远说道。
白:“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原理,那就是如果符合一个好听的概念比符合实际重要,对于法律来讲就很危险,就会脱离实际。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限度划分的问题,就是法律在不断的完善和修正的过程中,一些超出当时现有法律规定但后面对于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起到积极作用的行为,是不是要按照新的法律规定接受惩罚。以前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着名的“德隆系”,还有现在的P2P,我们的法律都是寒了一些激进者的心的。创新就是这样,没有人能保证创新一定就能成功,也不可能保证创新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这样保证。任何的创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有被淹死的风险对吗?如果一些人走过去了、或者说走的太快了,伤害到了一些还在岸上的人,或者说只愿意呆在岸上的人,那就一定要为了平息那些人的愤怒而惩罚那些个冒着生命危险去趟水的人吗?无论他们趟水趟的怎么样,能下水就已经表明他们是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冒险精神的,而这种冒险精神恰恰是创新精神的一个主要内核,而创新又是国家强大的本质保障,你要惩罚这些人,那这些人的贡献呢?他们就理所应当的被牺牲掉了?合理吗?我也是在国家大的趋势上,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的,我也是想集中一些岸上人的资源义无反顾的下河趟水的,我也是想帮助一些人去打破他们穷困的认知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叫解放思想跟创新不基本是一个意思吗?直到现在我们能有这样的国际地位我们都要感谢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这就是对创新的极大肯定。对待一个新的事物、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事物,我们一定要挣脱模式思维的束缚,用实事求是的、辨别的、证明的科学思维去看待、去认识,创新并不是要执着于新旧,而是要善于发现和创造更符合实际的方法,市场条件在变,必然要求决策和管理相适应,而不断催生的方法普遍具有新的特征,人们就习惯了用创新这个词来表达,这是一个方便的表达,其本质是更适应条件和更符合需要,那我做的这个P2P符合这两点吗?完全符合呀,更适合当下的金融环境,也有巨大的客户需求,我能做到的规模就侧面证实了这一点,事实胜于雄辩啊。”白胡子老头说道。
宁:“我能理解你说的意思,可是你也说了,岸上的人才是大多数的人,你想拿他们的资源去做事情,那你就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你拿了多少人的资源就要给多少人回报,一视同仁,这没有问题吧。问题是你先给了一些人回报,而后面的人人家觉得你没能力给他们回报了,甚至连他们本来的资源都给淹水里了,那人家有意见不也很正常吗?人家也没有义务要牺牲自己本来的资源去趟水吧,本来人家就愿意呆在岸上的不是吗?你拿人家的资源的时候可是承诺好的呀,无论你拿去干什么,你拿去趟水也好,你拿去自己享受也好,都可以,但你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你要无法履行就不要有任何怨言,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没人会关心你做什么或者做的过程有多累,冒险也是你自己愿意去冒的,生命是你自己的,你愿意冒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你要是还拉着别人也要冒险那就是你的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呀。现在的结局也是你冒险所要遭受的损失的一部分呀,我不觉得你有什么资格进行抱怨。毕竟P2P是造成了后面很多的人血本无归的,这也是事实呀,用你的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呀。”宁致远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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