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1月2日,伦敦,白金汉宫的枢密院会议室里,壁炉里的火焰正舔着粗大的橡木柴,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乔治三世国王坐在铺着深红色天鹅绒的扶手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椅柄上的鎏金花纹,目光扫过面前的三位重臣。
“诸位,”国王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东印度公司的最新急报,诸位都看过了?”
首相利物浦勋爵欠了欠身,拿起桌上的羊皮纸文件:“陛下,妈祖军的袭扰愈演愈烈。1805年时,他们对印度财政的影响不过百分之一,我们尚可通过调整税收弥补。但去年,也就是1812年,这个数字已经冲到了百分之十五,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已经不到往年的百分之十五。”他顿了顿,语气沉重,“财政部的账目上,来自印度的税收入同比减少了近八百万英镑。”
财政大臣范西塔特脸色发白,接过话头:“陛下,这意味着我们的战争拨款正在被蚕食。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攻势从未停歇,我们要资助西班牙的反法游击队,要给奥地利军队提供武器,还要维持地中海舰队的封锁——每一项都离不开钱。”他摊开一本厚厚的账簿,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仿佛都在嘲笑他的窘迫,“为了填补缺口,我们不得不增发国债,利率已经涨到了六厘。再这样下去,民间的资本恐怕要枯竭了。”
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勋爵眉头紧锁,他刚从朴茨茅斯造船厂回来,那里的工人正因为工资拖欠而怨声载道。“陛下,海军的情况同样棘手。原本计划今年再增建三艘战列舰,可现在连橡木和铜料的采购款都难以到位。地中海舰队的补给船已经延迟了三次,纳尔逊勋爵在特拉法尔加的胜利果实,不能就这样被财政拖垮。”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焦虑,“更要命的是,我们给俄国人的援助金已经拖欠了四个月,如果再不能兑现,那些盟国恐怕要动摇了。”
乔治三世的手指猛地攥紧,椅柄上的花纹硌得他手心发疼。“动摇?”他低声重复着这个词,眼神锐利起来,“反法同盟本就松散,若是我们这个‘钱袋子’出了问题,那些君主们会不会转头去跟拿破仑媾和?”
利物浦勋爵沉默片刻,缓缓道:“陛下,可能性很大。去年奥地利之所以敢再次对法宣战,正是因为我们承诺每年提供三百万英镑的援助。若是这笔钱断了,维也纳的宫廷怕是撑不过三个月。”
“那印度呢?”国王追问,“就不能派军队去清剿那些妈祖军?”
他们还不知道,最近三个月妈祖军已经横扫了孟买到开普敦的所有重要贸易港口。
梅尔维尔勋爵苦笑一声:“陛下,东印度公司希望抽调直布罗陀舰队去印度洋帮忙解决妈祖军!”
乔治三世猛地站起来,“这不可能,这帮蠢货难倒不知道,欧洲命运就在这两年会决定吗?欧洲不能统一,必须分裂欧洲,否则英格兰本土都不再安全。”
他没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懂。会议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壁炉里的柴火偶尔发出“噼啪”的声响,像是在为这场无望的讨论敲着丧钟。
范西塔特忽然叹了口气:“陛下,或许我们该考虑缩减在欧洲的投入了。比如暂停对那不勒斯的援助,让他们自生自灭。”
“不行!”利物浦勋爵立刻反驳,“那不勒斯是地中海的门户,若是落入拿破仑手中,我们的舰队将失去补给点。”
乔治三世缓缓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铅灰色的天空。远处,圣保罗大教堂的尖顶在雾中若隐若现,那曾是日不落帝国的象征,可此刻在他眼中,却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抽掉6条战列舰去印度洋”国王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必须把妈祖军的影响压下去。另外,通知财政部,明年的土地税再提高百分之一——”
他的话被范西塔特的吸气声打断,那意味着无数英国农民将在寒冬里更加难熬。但国王没有停下:“告诉欧洲的盟友们,援助金会到账的,让他们再坚持一下。”
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有多少底气。当国王转过身时,壁炉的火光映在他脸上,一半明亮,一半隐在阴影里,就像这个正被财政危机撕扯的帝国。窗外的风越刮越紧,仿佛在预示着,这场由妈祖军军点燃的小火苗,可能会引起欧洲森林的大火。
1814年1月3号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橡木长厅里却像烧着一团无形的火。经纪人手里的羽毛笔在羊皮纸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每个人的眼睛都死死盯着墙上那排用粉笔写就的数字——东印度公司的股价,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
“上帝啊,每股跌到三十七先令了!”一个胖经纪人的三角帽滑到鼻尖,他手里的咖啡洒在账本上,晕开一片深褐色的污渍,“三个月前还能卖到九十二先令,这简直是疯了!”
站在角落的银行家巴林脸色铁青。他上周刚为东印度公司承销了一批新债券,此刻口袋里的信件——孟买来的,今年公司在印度的收入仅为往年的十五分之一,那些叫妈祖军的武装洗劫了加尔各答。
“都是那些该死的土着!”一个穿红色军服的退役军官把拐杖往地上猛戳,“我早说过该派更多军队去印度,现在倒好,他们断了公司的财路,也断了我们的活路!”他的话音刚落,长厅里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有人开始撕毁手里的股票凭证,纸屑像雪片一样飘落在地板上。
交易所的钟声突然急促地响起,这是恐慌时才会敲响的信号。巴林看见自己的侄子脸色惨白地跑过来,手里的报纸还在发抖:“叔父,利物浦勋爵的内阁刚刚宣布,暂停东印度公司的股息发放……还有,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这周又少了五十万英镑!”
巴林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想起上周在俱乐部里,财政大臣范西塔特还拍着胸脯说,印度的收入足够支撑对俄战争的补贴,可现在,不仅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成了废纸,连政府发行的战争债券都开始被抛售。一个穿黑色大衣的犹太人正拉着几个荷兰商人嘀咕,说要把手里的英国资产换成阿姆斯特丹的汇票。
“快看!南海公司的股票也在跌!”有人指着墙上的数字大喊。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原本与东印度公司无关的铁路股票、运河债券都被卷入漩涡,经纪人的喊价声变成了绝望的嘶吼。一个年轻的书记员突然瘫坐在椅子上,他上个月刚用全部积蓄买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此刻眼里已经没了神采。
傍晚时分,巴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交易所。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几个穿貂皮大衣的贵族正围着一份报纸争论,他听见有人说,国王已经下令召见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可谁都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寒风吹过泰晤士河,带着潮湿的水汽,他抬头望见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在暮色中沉默着,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悬在这座摇摇欲坠的帝国上空。
第二天清晨,当交易所的大门再次打开时,地上的纸屑已经被清扫干净,但长厅里的人少的十个指头都数的过来。那些曾经挤满人的交易台前,只剩下几个面无表情的经纪人,用粉笔在墙上写下更低的数字。而在遥远的开普敦,一艘妈祖军炮舰正缓缓驶离港口,舰桥上的军官望着岸边升起的妈祖军旗帜。
法国巴黎,法国已经在俄国战败。
反法联军兵分三路,其中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俄国军团(西里西亚军团)和Schwarzenberg率领的奥-俄-普联军(主力军团)是主要力量,目标直指巴黎。
1814年1月,巴黎的冬夜漫长而冰冷。
塞纳河早已结冰,河面如铁,映着微弱的月光,像一条沉睡的巨兽横卧在城市中央。街上的行人稀少,连平日里最热闹的圣日耳曼大街也显得空荡而萧条。店铺早早关了门,窗缝里透出的烛光微弱而摇曳,仿佛随时都会被寒风吹灭。
而在巴黎市中心的杜乐丽宫内,灯火却比往日更加通明。不是因为节庆,也不是因为宴会,而是因为——战争已经打到了家门口。
自去年10月的莱比锡战役——“民族之战”后,拿破仑的大军几乎全军覆没。那是一场欧洲诸国倾尽全力的围剿,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与英国组成的第六次反法同盟,集结了超过四十万大军,向法兰西帝国发动了总攻。
而现在,1814年的1月,联军已经攻入法国境内,兵分三路,如三把尖刀,直指法国的心脏——巴黎。
拿破仑此时已不再拥有当年横扫欧洲的百万雄师。
他的军队,是拼凑出来的——几万久经沙场的老兵,和大量仓促征召的新兵,甚至还有不少未成年的孩子,拿着比他们人还高的步枪,站在队伍里发抖。法国愿意为拿破仑而战的最后十万人,正在集结。
他知道,正面决战已无可能。他只能依靠自己最擅长的战术:机动、快速、出其不意。
拿破仑的目标很明确:守住巴黎,拖住联军,争取时间,尽可能地杀伤敌人,以空间换生机,争取让联军内部出现裂隙,或者逼迫他们坐回谈判桌。
杜乐丽宫,拿破仑的临时指挥部里,气氛凝重得几乎令人窒息。
壁炉里的火焰熊熊燃烧,却驱散不了屋内的寒意。地图铺满了整张大桌,上面插满了红色的小旗——那是联军的位置。每一刻,都有新的情报送进来,标明某个小镇被占领,某条道路被切断,某个要塞失守。
拿破仑身穿军装,站在地图前,眉头紧锁,手指在巴黎周边的几条道路上轻轻敲击,像是在敲打敌人的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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