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
江州的夜被雨水浸得发亮,路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拉出长长的光晕,像一道道未干的墨迹。
国家数字治理研究中心顶层的灯依旧亮着,仿佛一座漂浮在城市之上的孤岛。
苏霓没有开大灯,只留了一盏台灯,暖黄的光线斜斜打在她脸上,映出半边沉静的轮廓。
她盯着电脑屏幕,指尖轻轻滑动,将那份2001年的手写提纲原件照片上传至“透明履职轨迹”平台——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字略显稚嫩却工整有力:
《教你五句话说清委屈》
1.我是谁?
2.我遇到了什么事?
3.谁该为此负责?
4.我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5.我能提供哪些证据?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批注:“今天社区来了三个阿姨,哭了半小时也没讲明白补贴被扣的事。以后教她们先说这五件事。”
她按下发送键,页面弹出提示:“资料已归档,编号:ZG-2001-SN001”。
她靠进椅背,闭了闭眼。
二十年前,她在社区服务中心义务做普法宣传,拿着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写下这五个问题时,从没想过有一天,它会成为最高法明文倡导的“结构化陈述”范本。
更没想过,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某个齿轮,正悄然按她的节奏转动。
手机震动了一下。
许文澜在团队内部群发了一条消息:“刚拿到最高法文件扫描件,附件模板与‘五步法’匹配度100%,连标点都没改。措辞顺序完全一致。”
群里沉默三秒。
接着有人发了个“裂开”的表情包,又迅速撤回。
许文澜补了一句:“现在不是我们在学体制,是体制在抄我们的作业。”
苏霓看着这条消息,嘴角微扬,却没有回复。
她知道,这一刻不是终点,而是某种更深重的东西开始浮现——当一个方法被权力系统接纳,它的归属就不再只是创造者的心血,而成了博弈场上的旗帜。
她起身走到窗前。
玻璃上倒映着她的身影,也叠着城市的光影。
那雨滴蜿蜒而下,像无数人在看不见的地方,终于学会了如何开口说话。
与此同时,北京。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现场,记者席座无虚席。
陆承安一身深灰西装,站在发言台后,神情平静如水。
他刚刚解读完《关于提升民事诉讼立案质效的指导意见》中的技术细节,一名记者举手提问:
“陆顾问,司法系统推广的这套事实陈述模式,是否涉及知识产权或原创归属问题?是否有单位正在申请相关专利?”
全场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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