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海平”登陆的第三个小时,三省交界处的沿海小城已陷入一片混沌。
狂风撕碎了电线杆,暴雨如注,山洪裹挟着泥石流冲垮了最后一段通向外界的公路。
通讯基站接连失联,整片区域像是被从地图上抹去。
省应急指挥中心大屏闪烁不定,几个关键节点的数据迟迟无法更新——而就在二十分钟前,一份来自某县堤坝下游村落的离线视频,通过加密通道上传至“蜂巢镜像”系统,画面中浑浊的河水正漫过警戒线,村民嘶吼着:“要塌了!快救人啊!”
几乎在同一秒,系统自动触发红色预警。
苏霓站在未挂牌的临时指挥室中央,发丝微乱,眼神却亮得惊人。
她盯着主屏幕上跳动的地理坐标和时间戳校验结果,声音冷静到近乎冷酷:“确认地理标记与卫星云图吻合,时间戳经北斗授时验证无误,内容完整性哈希值匹配。”她顿了顿,按下广播键,“启动一级响应预案,灾情可视化地图同步推送应急管理厅、军区联指、国家气象局。”
“苏姐,这数据……还没走正式通报流程。”技术员迟疑开口。
“等流程走完,人就没了。”苏霓冷笑,指尖划过屏幕,“‘蜂巢’不是官僚系统的附庸,它是灾民最后的声音通道。现在,它说了算。”
话音落下不过两小时,省级指挥部紧急调度武警舟桥部队连夜挺进。
当冲锋舟破浪驶入那个被遗忘的村庄时,堤坝已在十分钟前彻底溃决。
上百名群众靠着提前转移幸免于难。
事后调查证实——这份由村民用老式手机录制、通过离线模式上传的证据,比当地官方上报的时间早了整整六小时。
风暴仍在肆虐,但另一场风暴已然悄然成型。
北京,司法部某会议室,电话铃声刺破凌晨寂静。
陆承安披衣起身,接过内线电话,听筒那头是带着压迫感的质问:“你们那个所谓‘民间应急机制’,凭什么调动国家救援资源?谁给的权限?”
他语气平稳,甚至带点疏离的礼貌:“我没有调动任何资源。我只是引用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二条:社会力量在突发事件中有权参与救援行动,并提供信息支持。”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至于数据有效性,请查阅今年初发布的《公众应急证据采信标准》,主编单位——南方传媒创新实验平台,负责人,苏霓。”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次日清晨,一份法律备忘录随公文流转至国务院法制办。
当晚批注返还,红章赫然盖下:“此例可作立法参考。”
与此同时,许文澜坐在昏暗的机房里,双眼映着满屏跳动的代码流。
她发现了异常——有人试图篡改某重灾区的伤亡统计,将“房屋倒塌37户”悄悄改为“轻微受损”。
IP溯源显示,攻击源竟来自某省级信息中心内部服务器。
她的嘴角微微扬起,没有阻拦,反而在系统底层悄然植入一段“影子日志”程序。
所有删改行为被逐帧记录,加密后同步至分布在五地的区块链节点,不可逆、不可删。
两天后,一个匿名邮件发送至中纪委驻部委纪检组邮箱,附件是一份完整的操作审计包,标题只有四个字:“这不是攻击,是审计。”
舆论开始发酵。
央视紧急连线苏霓,镜头前的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发尾还滴着雨水——那是她刚从一处临时安置点回来。
主持人问她是否担心“越界”,她直视镜头,一字一句道:“灾难面前,真假比立场更重要。”
这句话被截屏、转发、刷屏。微博热搜榜首挂了整整十二小时。
而在千里之外的受灾边缘山区,赵小芸背着摄像机徒步跋涉了八个小时。
山路泥泞,信号全无,她靠纸质地图和指南针一步步靠近那个尚未通路的小村。
雨终于停了,晨雾弥漫在山谷间。
她穿过一片倒塌的院墙,忽然听见一阵稚嫩的声音——
一个小女孩蹲在废墟旁,举着一部屏幕破裂的旧手机,认真地对着镜头说话:
“2001年7月19日早上六点二十三分,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磹厝村……妈妈说要说清楚,开头要说时间地点……”赵小芸的镜头微微颤抖。
不是因为手酸,而是心颤。
她跪坐在泥水里,雨水顺着发梢滴进衣领,冷得刺骨,可眼眶却滚烫。
眼前这个瘦小的女孩,不过七八岁模样,膝盖上还结着未愈的痂,却像完成一项庄严使命般,一字一顿地对着那部屏幕碎裂的手机报出时间、地点、天气、房屋倒塌情况,甚至记得描述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樟树是否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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