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他肩膀时,指尖碰到了他夹克肘部的补丁——那是老周上个月帮他缝的。当时他在仓库搬货时被铁架勾破了衣服,老周就着安全屋的煤油灯,用粗棉线缝了个歪歪扭扭的十字,还笑着说“缝得丑但结实,能挡风”。此刻这块补丁贴着我的指尖,针脚的粗糙感还在,可那个缝补丁的人却不在了。
我的手也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回忆像潮水般涌上来,带着勐腊镇烤红薯的甜香、老周摩托车的汽油味、安全屋玉米糊糊的热气,和眼前的寒意撞在一起,撞得我眼眶发烫。那个总把“没事,有我呢”挂在嘴边的老人,那个把最后一口吃的让给我们的老人,那个为了掩护我们能豁出命的老人,就那样浑身是伤地倒在他亲手布置的安全屋里,连句遗言都没留下。
风从坡下卷上来,带着雷朵集团发电机的轰鸣,却盖不住辛集兴压抑的哽咽,也盖不住我喉咙里的发紧。远处的水晶灯依旧晃眼,像雷清荷那张得意的脸,可我摸向腰后沙漠之鹰的手却渐渐稳了——老周的温度还在,他留下的账本还在,他教我们的“忍”和“狠”还在。我们不能哭,至少不能在这里哭,要把眼泪咽回去,把悲痛攥在手里,变成扳倒雷清荷的力气。
辛集兴突然抓起地上的猎枪,枪托在青石板上磕了一下,发出“笃”的闷响。他抹掉脸上的泪,眼底的红血丝里燃起了狠劲,声音虽然还有点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你说得对,不能冲动。但老周的仇,我记着。等收网那天,我要拿着这把枪,指着雷清荷的鼻子,告诉他——你欠老周的,欠我们的,今天都得还!”
我看着他攥紧猎枪的手,又摸了摸怀里的账本,指尖蹭过老周缝的补丁,突然觉得心里踏实了些。坡上的风依旧冷,可回忆里的那些温暖——烤红薯的甜、煤油灯的暖、老周的笑,像一团火,在我们心里燃着,陪着我们在这黑暗里熬下去,直到把那些亏欠都一一讨回来。
“还有上次,我真是猪油蒙了心,差点把所有人都连累了。”辛集兴猛地低下头,下巴抵着胸口,视线死死钉在自己靴尖的泥渍上——那泥渍是早上从安全屋附近蹭来的,还带着点暗红的血痂印子。他的声音像被水泡过的棉线,又沉又哑,满是化不开的懊悔,“上周三晚上,我看见峻右带着两个保镖往郊区的废弃仓库去,脑子一热就跟了上去,想偷偷拍下他们和越南人的军火交易证据。”
他抬手抓了抓头发,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把原本就凌乱的头发揉得更乱:“我躲在仓库的破铁皮屋顶上,刚按下相机快门,就被底下的人发现了——他们往屋顶扔石头,铁皮‘哐哐’响,我慌了神,从房顶上摔了下去,相机都摔碎了。”说到这儿,他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什么滚烫的东西,“峻右的手下追得紧,我只能往橡胶林里钻,那些带刺的藤蔓刮得我胳膊腿全是血,身后的枪声‘噼啪’响,我以为自己这次肯定完了。”
风卷着芭茅草的声音盖过了他的话头,却盖不住回忆里的紧张。我能想象出那个夜晚:橡胶林里伸手不见五指,辛集兴穿着单薄的工装,裤腿被藤蔓勾破,血顺着小腿往下淌,混着腐叶的泥水粘在皮肤上;身后的追兵举着手电筒,光柱像毒蛇的信子在林子里扫来扫去,喊骂声和枪声震得树叶子簌簌掉。
“就在我快被追上的时候,老周骑着他那辆破嘉陵冲了过来!”辛集兴突然抬起头,眼里的红血丝更密了,连眼尾都泛着红,“他把摩托车直接横在路中间,车头‘哐当’一声撞在树干上,车把都歪了,却对着我喊‘往坡下跑!我来挡着!’”他的手不自觉地摸向自己的胳膊,那里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是那天被追兵的刀划的,“我跑出去老远,回头看见他被四五个保镖围在中间,拳头‘砰砰’砸在他身上,他却还在喊‘别回头!快跑!’”
等辛集兴带着支援的人赶回去时,老周已经被打得蜷缩在地上,左脸肿得像个发面馒头,嘴角淌着血,颧骨上还有一道深深的抓痕,连平时总梳得整齐的花白头发都乱得像鸡窝。可他看见辛集兴,第一句话却是撑着笑说的:“傻小子,没事吧?没被追上就好。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就是下次得沉住气,别这么冒失。”说着还从怀里摸出块用手帕包着的糖,塞到辛集兴手里——那是他早上在小卖部买的,本来想留着当零嘴。
“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傻?”辛集兴突然抬手狠狠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老周有老寒腿,阴雨天走路都得扶着墙,我却让他骑着摩托车在橡胶林里跟人拼命……”他的声音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不怪你。”我伸手打断他,指尖碰到他胳膊上的疤痕,突然想起老周常说的话,“他总说,我们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是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战友,互相掩护是天经地义的。”可话刚出口,安全屋里的惨状就像电影一样在眼前炸开:老周直挺挺地躺在泥地上,深灰色的连帽衫被血浸成了黑褐色,胸前三个狰狞的弹孔还粘着没烧尽的棉絮;他左手死死攥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包角那半朵我亲手绣的荷花,被血染得发红,针脚歪歪扭扭的,还是上次他生日时我熬夜绣的——当时我还嫌针脚丑,他却宝贝得天天揣在怀里,说“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眼泪终于没忍住,“嗒”地一声砸在冰冷的青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泥星子,混着草叶上滴下来的露水,晕开一小片湿痕。我赶紧抬手抹脸,却越抹越湿,喉咙里像堵着团浸了水的棉花,连呼吸都带着疼。
辛集兴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他的动作很轻,像老周以前做的那样。以前每次我因为任务失败沮丧时,老周都会这样拍着我的背,说“没事,下次再来,咱不怕输”。风从坡下卷上来,吹得芭茅草“沙沙”作响,像有人在耳边轻轻叹息;远处赌场传来的迪斯科音乐隐约飘过来,节奏刺耳得像指甲刮过铁皮,和这坡上的悲伤格格不入。
我望着远处雷朵集团的灯火,突然想起老周第一次带我们来这个小山坡的情景。那是去年冬天,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冷得像冰,坡上的茅草枯黄一片,被风吹得倒向一边。我们刚完成一次盯梢任务,拍到了雷清荷和缅甸毒贩交易的关键证据,老周带着我们爬上坡,从怀里摸出个军用水壶,倒了点白酒给我们暖身子。
“你们看,”他指着远处连绵的青山,眼里的光比坡下的霓虹灯还亮,“那后面就是云南,我老家就在山那边。等收网了,我就回去,在院子里种半亩普洱茶树,再养几只土鸡,早上听着鸡叫起床,晚上坐在门口喝喝茶,再也不用天天盯着雷清荷这只老狐狸,再也不用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他说这话时,嘴角扬着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橡胶树的年轮,里面盛满了对未来的期盼,连说话的语气都轻快了不少。
“你说,老周是不是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辛集兴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迷茫,还有难以掩饰的悲伤。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牛皮笔记本,递到我手里——笔记本的边角已经被磨得卷了边,封面是深棕色的,上面还留着老周用钢笔写的“周建国”三个字,字迹工整有力,却因为常年摩挲而有些模糊。
“上次在安全屋,他把这个交给我,说‘小辛,这东西比我的命还重要,你一定要藏好,不到收网那天绝不能拿出来’。”辛集兴的指尖拂过笔记本的封面,“我当时还笑他太谨慎,说‘周叔你身体这么硬朗,肯定能等到收网的那天’,他却只是笑了笑,没说话。现在想来,他那时候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啊。”
我翻开笔记本,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密密麻麻,却工工整整,连标点符号都写得一丝不苟。第一页记着雷清荷三年前和泰国毒贩的交易:“2021年10月15日,曼德勒码头,货量30公斤,接头人‘黑蛇’,武器:AK47三把,手榴弹五枚”;中间几页画着雷朵集团仓库的布局图,用红笔标注着监控的位置、军火的存放点,甚至连巡逻队换岗的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一页是老周昨天写的,字迹有些潦草,想来当时情况紧急:“林晓梅有问题,是雷清荷的人,账本在袈沙那里,一定要保护好他”。
纸页上还留着淡淡的烟草味,是老周常抽的“金沙江”牌香烟的味道,还有一点若有若无的血迹,应该是他受伤时不小心蹭上的。我摸着那些带着温度的字迹,仿佛能看见老周在安全屋的煤油灯下,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认真记录的样子——他的眼睛不太好,每次写字都要凑得很近,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页,有时候写着写着,还会咳嗽几声,却从没有停下过。
风又起了,吹得笔记本的纸页“哗啦”作响,像老周在耳边轻轻说话。辛集兴望着远处的青山,声音低沉却坚定:“老周没完成的事,我们替他完成。他期盼的日子,我们替他等到。”我把笔记本紧紧抱在怀里,感受着纸页上的余温,点了点头——眼泪还在掉,可心里的决心却越来越坚定。坡下的灯火依旧刺眼,可我们知道,老周留下的这些东西,这些回忆,会像一盏灯,照亮我们接下来的路,直到把雷清荷绳之以法,直到那片青山下的茶园,真的能飘起属于老周的茶香。
我伸手接过那本牛皮笔记本时,指尖先触到封面边缘磨得发亮的包浆——那是老周常年攥在手里摩挲出来的,边角已经卷成了波浪状,像被风吹皱的纸。封面正中央,“周建国”三个钢笔字刻得深而有力,笔画间还留着几道细小的划痕,是上次在仓库躲避搜查时,他情急之下用指甲划出来的记号。我把笔记本贴在掌心,还能感觉到纸张吸饱的、属于老周的体温,混着淡淡的烟草味和煤油灯的焦糊味,像他刚把本子递到我手里。
翻开第一页,纸页已经泛黄发脆,边缘被虫蛀出几个细小的洞眼,却丝毫没影响上面的字迹。老周的字向来方正,像他做人一样,一笔一划都透着股执拗的认真,开头那句“我叫周建国,是一名人民警察,从今天起,潜伏在雷清荷身边,搜集他的犯罪证据,直至将他绳之以法”,写得比后面的内容重了不止一倍——笔尖划过纸页时留下的压痕深可见纤维,蓝黑墨水渗进纸缝里,像用刻刀刻上去的,连每个标点符号都带着股破釜沉舟的决绝。
我指尖抚过那些凹凸的字迹,眼前瞬间浮现出安全屋的画面:煤油灯的火苗像颗跳动的黄豆,把老周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土墙上晃来晃去。他戴着那副断了一条腿、用麻绳系着的老花镜,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页,左手按着笔记本,右手握着钢笔,写几个字就眯起眼凑近看一眼,生怕写错一个字。有时候写得久了,他会停下来揉一揉发酸的肩膀,咳嗽几声,却从不会歇超过半分钟,又低头继续写——他总说“这些字就是证据,多写一笔,雷清荷就多一分罪”。
一页页往后翻,纸页上的字迹越来越密,有的地方甚至写得重叠了,是因为煤油灯快灭时光线太暗,他不得不凑得更近。里面记满了雷清荷的罪证:有他和老挝毒贩交易的时间地点,精确到“凌晨三点十五分,曼德勒三号码头,货船‘湄公河号’”;有军火仓库的库存明细,“AK47二十把,手榴弹五十枚,藏于总部地下三层西仓库,密码”;还有被拐儿童的名单,名字后面用红笔标注着“已解救”或“待寻”,那些“待寻”的名字旁边,都画着一个小小的对勾,是老周用来提醒自己“不能忘”的记号。
“他还说,等收网那天,要带我们回云南吃最正宗的过桥米线。”辛集兴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带着浓重的鼻音,他抬手抹了把鼻子,指腹蹭到眼角的湿痕。风把他的话吹得有些散,却每个字都扎进我心里,“说他老家村口那家‘李记米线’,开了快四十年了,老板和他是发小。汤是用三年以上的老母鸡,加着筒子骨和火腿,在陶锅里慢炖六个时辰,炖得汤色乳白,上面飘着一层薄薄的鸡油,凉了都不会结冻。”
他说着,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吞咽口水,又像是在压抑哽咽:“配料有二十多种呢——薄得像蝉翼的乌鱼片、切成长条的里脊肉,往汤里一烫就熟;还有透亮的鹌鹑蛋、脆嫩的豌豆尖、泡得发涨的竹荪,连酸菜都是老板自己腌的,酸中带甜。吃的时候要先把生料放进热汤里‘过桥’,再下雪白的米线,淋上一勺辣椒油,一口下去,从舌头暖到肚子里,连骨头缝都透着热乎气。”
辛集兴抬起头,望向远处被夜色染成墨色的青山——那是云南的方向,他的眼神有些发直,像是已经看到了那家米线店的招牌:“我还跟他约好,到时候要比谁吃得多,输的人得负责洗老板的碗。他当时还笑我‘年轻人胃口大,可别把人家店里的米线都吃空了’……”话没说完,他的声音就梗住了,肩膀微微耸动着,再也说不下去。
他的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想起去年深秋在橡胶林盯梢的那个夜晚——那天刚下过雨,林子里湿冷得像冰窖,我们蹲在一棵老橡胶树后,裹着单薄的夹克,手指冻得发僵,连按相机快门都要咬着牙使劲。风卷着腐叶的气息往脖子里钻,我们缩着脖子打哆嗦,老周就把军用水壶里的白酒分给我们暖身,自己则靠着树干,给我们讲起了老家的过桥米线。
他讲得眉飞色舞,手还不自觉地比划着:“那乌鱼片得用新鲜的乌鱼,刀要快,片得薄,放在盘子里能看见底下的花纹;米线是老板用石磨磨的,煮出来筋道得很,不会断。我小时候总缠着娘带我去吃,每次都能吃两大碗,吃得肚子圆滚滚的,娘还笑我‘像只偷嘴的小肥猫’。”他说这话时,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盛开的菊花,眼里的光比林间的月光还亮,连说话的语气都轻快了不少,仿佛那碗冒着热气的米线就在我们眼前。
“等任务完成了,我请客,管够!”他拍着胸脯保证,酒气混着笑意喷在我们脸上,“到时候咱仨坐在一起,就着米线喝白酒,好好唠唠,再也不用盯着雷清荷这只老狐狸了。”
“那我可得多吃几碗,把这几个月冻肚子的亏都补回来!”我当时笑着接话,辛集兴也跟着起哄,说要“把老板的酸菜坛子都吃空”。老周笑得更欢了,连咳嗽都忘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有我年轻时的饭量”。橡胶林里的寒风还在刮,可那一刻,我们心里都暖烘烘的,仿佛已经坐在了那家米线店里,闻着鸡汤的香气,听着老板的吆喝声。
可现在,笔记本还在手里,老周的字迹还在纸上,那些热气腾腾的约定,却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我摩挲着纸页上那些关于“收网”的标注,想起安全屋里他僵硬的身体,想起他指甲缝里那几缕头发,想起他手里攥着的、我绣的荷花帆布包,眼泪又一次没忍住,“嗒”地滴在笔记本上,晕开了一小片墨迹,刚好盖在“过桥米线”那几个被老周随手写在页边的字上。
辛集兴也沉默着,只是望着云南的方向,手里紧紧攥着猎枪的枪托。风从坡下卷上来,带着赌场的喧嚣,却吹不散我们心里的悲伤。那碗冒着热气的过桥米线,成了老周留在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也成了我们心里最疼的牵挂——他再也不能带我们去吃了,再也不能笑着看我们抢酸菜了,再也不能拍着肩膀说“管够”了。
我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揣进风衣内袋,紧贴着胸口,让它和那本账本、那枚桃木牌靠在一起。那里有老周的体温,有他的赤诚,有他未完成的心愿。“等我们把雷清荷绳之以法,”我轻声说,声音带着哽咽,却异常坚定,“就带着这笔记本,去他老家的米线店,点三碗最正宗的过桥米线,告诉他,任务完成了,我们来赴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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