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听赞玛提欧声泪俱下的颂扬亚里士多德,忍不住发问:“你有没有想过,你读到的那些署名为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是否一定就是出自于他的手笔?”
赞玛提欧一呆,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汪舜华也觉得有点鲁莽,没有十足的证据就这样问,实在很不地道,但是话已经出口,只得解释:“我刚才听你说亚里士多德学贯天人,著述宏富,写了一百多种作品,仅目前能看到的,就有二三十种,上百万字,觉得很不可思议。”
赞玛提欧道:“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这些作品原来是写在羊皮纸或者莎草纸上的,很多作品传抄多年,也有一部分是十字军东征以后发现带回欧洲,还有一部分是近年来新近发现的。”
果然如此。
汪舜华道:“我只是一个推测。你刚才说,他的很多作品是写在羊皮上流传下来的。我想问,一张羊皮能写多少字,而一部作品需要传抄多少遍,才能躲过各种天灾人祸才能流传下去?”
赞玛提欧愣住了:“也不全是羊皮纸,还有莎草纸。”
汪舜华道:“我不知道莎草纸是什么。但是据我所知,纸张要保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纸张在土里埋存千年,依旧完整如初,实在难得;更何况,既然已经产生了草纸,想必造纸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为什么还要用羊皮——写书是为了记录和流传,而不是炫耀身份和地位。所以朝廷的图书馆,用的都是当代的刊刻本,而不是什么宋元珍本。你也说,一部羊皮《圣经》的价值超过一座城堡。亚里士多德到底有多少财富,可以使用这样多的羊皮?”
“纸笔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中国从结绳记事到龟甲刻画,再至刀刻竹简,直到毛笔产生,造纸改良,都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既然能够用植物造纸,为什么还要大量使用羊皮;甚至造纸术突然失传,直到几百年后学习中国的造纸术?——难道没有莎草,其他的植物不能替代吗?还是说古罗马灭亡以后,新政权为了彻底消除前代的影响,不惜彻底摧毁一切,丝毫不注意吸取先进的技术?——如果连造纸术也不屑一顾,那未免太极端了。改良造纸术的蔡伦,是并不讨士大夫喜欢的宦官,人品也说不上好,但这项发明却一直流传下来,沿用至今,没有人因为蔡伦拒绝使用纸张。”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皱起眉头。
汪舜华接着说:“你说亚里士多德写了上百种书,几百万字,囊括天文地理、医学历算、哲学宗教等各种学问。你知道,这不是写小说,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而是实实在在的做学问,需要仔仔细细的研究。他的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何以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写出如此多的作品——就算不需要深入研究,只把自己直观的感受写下来,也不是容易的事。他所处的,大致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当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历史上思想最活跃,学术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先贤,利用竹简和毛笔书写出大量传世之作,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但是,这些思想深邃的作品篇幅却并不长,《道德经》不过5000字,《孙子兵法》不过十三篇,儒家的四书五经是多少字,你可以问我身边的这些学者,应该加起来不过几十万字。——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写就了《史记》,记叙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之间3000多年的历史,所得也不过53万字,这是以汉朝皇家藏书以及三代家藏为基础,以汉朝强大的国力为支撑,成就的一部皇皇巨著,并非一人之功;直到司马光主持编撰了《资治通鉴》,有300多万字,但也是以历朝典籍为基础,汇集了当时最顶尖的学者,用了18年的时间才完成,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估计不到十万字。——你不能因为这几年朝廷编修的都是卷帙浩繁的巨著,就认为两千多年前的人也能做到。首先,这些是抄书,不是原创;其次,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朝廷的坚强支撑,汇聚上万最顶尖的学者。可以说是以举国之力在做这件事。”
赞玛提欧瞠目结舌:“太后的意思是,有人在造假,假借亚里士多德的名义宣扬自己的学说?”
汪舜华笑道:“我只是一种猜想,不足为凭证。孟夫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今人陈白沙先生也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你倒是可以好好考证一下——我知道,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影响甚巨,既然著述等身,肯定不会全部湮灭。那些一直流传下来的作品应该会被不断的传抄,因为没有成熟的印刷术,只靠手工传抄,必然有讹误,加上抄书人的主观思想,难免有所取舍,自然会有不同的版本,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儒释道三家互相之间的论争不去说,光是各家内部又有多少分支、多少观点,北京城汇聚了三家最顶尖的学者,你可以问问。就是你们自己,不也有那么多派别,互相攻击对方为异端吗?”
众人都皱着眉头。
赞玛提欧回去修炼了,京城人民尤其读书人却开始热切的议论起来——跟孟夫子差不多同时代的蛮夷,居然号称写了100多种书,上百万字,而且是写在羊皮上,欺负大家没见过羊皮吗?
督察院上下自然怒不可遏——居然敢拿伪书来骗咱们?
督察院右都御史王恕质问:“那个什么《几何原理》是不是也是伪书?居然劳师动众的翻译出版,岂不是谬种流传?堂堂天朝上国,居然让蛮夷耍了,简直奇耻大辱!”
荣亲王不好意思说话,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淡然的看着他:“第一,选择《几何原理》并不是因为它是哪位名家所著,而是因为此书重视数学基本理论,逻辑推理方法谨严,叙述清楚简练,可以去掉浮夸之气,练就精思的习惯,而且和天朝传统的数学理论互相补充印证;第二,四夷馆确实收到了不少托名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但是考虑到规模过于宏大、而且距离具体的应用较远,还没有进行翻译,自然也就说不上被人耍了;第三,人以文传,文以人传,不管是古代典籍还是当代著述或是外国文献,看重的都是其本身的学术价值,这是翰林院编纂书目一以贯之的原则。”
这是汪舜华经常说的,看来他是听进去了。
王恕哼了一声:“难道泱泱中华,就没有好的书目,非要采用蛮夷伪造的书籍?”
李东阳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天朝文明博大精深,但并不能因此闭关自守,坐井观天。和外邦文献相互对照,相互借鉴,方能取长补短。”
王恕别过头。
汪舜华打住了两人的口舌之争:“你不觉得,这些书籍是伪造的,反而比是原作,更令人害怕甚至恐惧?”
王恕懵了,百官也面面相觑:“这话怎么说?”
汪舜华道:“如果这些作品全部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所著,只是因为战乱全部失传,直到十字军东征才被发现阿拉伯人的翻译本甚至原本,那除了说明这些先贤拥有匹敌孔孟的智慧,还体现欧洲千年来文明湮灭、文化断层。一个不知道继承和发扬自己伟大历史和文化,不知道增强道德和法治约束,只一味畏惧神灵的种族,是没有希望和未来的。但如果这些作品多系伪作,那就说明西方人从来没有停止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卷帙浩繁,仅托名在亚里士多德名下,就囊括了几乎一切学科;而且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堪称文明的瑰宝。这显然不是一人一时之功。不管他们背后有没有组织,这样数量众多,而且持续不断地作伪,显然是为了规避教廷的责难。因此可以说,现在的欧洲人在物理、数学和哲学等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一旦他们冲破教廷的文化藩篱,又会取得何等的成就?因此,对于这些化外之邦,对于这些托名古人的伪作,绝不可等闲视之;必须抓紧时间翻译刊行。我敢说,将来能和中华文明一争长短的,不是北方的鞑子,而是西方人,既包括赞玛提欧的基督教,也包括回回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敌人再往前奔跑,我们不能坐而论道。”
丘浚反应过来:“太后所言极是。这样规模宏大的巨著,以两千年前的技术水平,以一人之功来完成,确系天方夜谭;欧洲神权高于皇权,而且教廷对各国横征暴敛,极力压制学术,下面暗流涌动,托古人之名阐述己说,甚至借以对抗教廷,确系情理之中。一旦成功,势必改弦易辙,到那时候,欧洲将是天朝极难缠的对手。”
倪岳也站出来:“书的作者是谁,没那么重要;关键是这些典籍的学术价值是否真的已经达到了和天朝分庭抗礼的地步?如果是这样,真的不能视而不见!”
当然杨守陈、刘健、周洪谟、罗伦、章懋等大儒纷纷站出来,各执一端,吵闹不休。
汪舜华下了论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孔夫子的伟大,不仅拜访老子,甚至向小儿项橐请教。圣贤尚且虚心勤学若此,卿等何必故步自封、目空一切?——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卿等宜守圣贤之道,深察吾意,以保大明金瓯永固。”
借着孔夫子的言行,群臣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孔夫子还向毛孩子请教,谁敢说自己的学识修养超过孔圣人?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为了供明朝士大夫批判性学习,翻译馆还要继续加大翻译和对欧洲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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