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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和钟（第1页）
明年又是会试之年，临近年底，大批学子云集京师。
此刻，跟随皇帝到天坛祭天的宗室文武听着新编订的乐舞，看着新铸成的编钟，同样挺直了胸脯——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在弋阳王奠壏的亲自督造下，终于成功铸成一套大型编钟，虽然不及曾侯乙编钟的逆天，但胜过以前太多。
——明朝自然有编钟，但一直以来君臣都不满意；当然他们不满意的不只是乐器，而是整个乐歌制度。
太祖建国初年，曾经制定了宴飨制度。当时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进膳、迎膳等曲，都用乐府、小令、杂剧，流俗喧哓，淫哇不逞。太祖很不满意。永乐十八年，北京郊庙成，太宗更定宴飨乐舞。奏曲肤浅，舞曲益下俚。
景泰元年，助教刘翔上书：“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协以律吕，以振励风教，备一代盛典。”
只是当时国家多事，景帝实在没精力在这上面花功夫。
建极改元，广求直言，礼乐制度就被提出来了。以前皇帝亲耕耤田，教坊司用杂剧伴奏，中间有狎语，大家也就一笑；但是现在太后当家，再不整肃，太后没脸，朝廷也颜面尽失。
因此，建极元年，礼部尚书薛瑄上奏：“御殿受朝，典礼至大，而殿中中和韶乐委之神乐观乐舞生，亵神明，伤大体。望敕廷臣议，岳渎等祭，当以缙绅从事；中和韶乐，择民间子弟肆习，年久则量授职事。”
詹事府詹事邹干也指出：“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器，参定乐章。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但历今百余年，不复校正，音律舛讹，应该厘正；且太常官恐不能当制造乐器、协调音律之任。”
汪舜华想到大宴时的伴奏，比后代的“擦掉一切陪你睡”高不到哪里去，以前没当回事，现在估计真就成了笑话。
于是行文各地，有臣工及山林有精晓音律者，礼送京师；这才有了后来的乐府。
建极二年，朝廷在百忙之中更定了乐章，严禁筋斗百戏之类掺杂期间，由翰林院会同各部门重新编订歌曲。虽然辞章带着陈旧的酸腐气，但好歹能摆上台面了，反正这种乐曲讲究的就是堂皇正大、不功不过。
只是汪舜华对着乐器很不满意——别的不说，就那编钟，不知道被曾侯乙编钟甩出多少条街：太宗皇帝铸造的也就16枚；曾侯乙编钟可是65枚！数量说明不了什么，关键是一钟双音！
汪舜华亲口问了，没这功能！
汪舜华当然知道曾侯乙墓在哪里，毕竟名声太大，纪录片就拍了好几部，国宝节目也经常说；但不可能派人去挖，要保护太难，技术上跟不上，何况天灾人祸的，说不定出土就变成浩劫。
甲骨文同理，虽然在安阳一带，这玩意估计还在被当成疗伤圣药被涂抹，但毕竟大半部分被埋着，万一身价飞涨，估计那地方很快会被挖的遍地狼藉，想想萌萌哒的妇好鴞尊、精美绝伦的云纹铜禁还有美轮美奂的莲鹤方壶，还是算了。实在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心，让这些国宝遭遇任何不测，除非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既然不能挖，就自己造，不相信明朝的技术比不上春秋战国的，虽然在青铜冶炼方面确实比不上。
于是和群臣商量：“大宴乃华夷宗室臣工所观瞻，宜举大乐。迩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廷。”
薛瑄马上跟上，从音乐的起源、发展、功用开始，认认真真的分析当前雅乐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音乐不协，风气不正，您教化万方也就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话都说到了这个地步，内阁、礼部、太常寺也很支持。后代音乐只是娱乐，但在现在被赋予了政治含义：音乐不只是抒发感情、发泄情绪、表达情意而已，它的正与不正，关系着一国的治乱、社稷的安危以及个人的心境与健康，是严肃而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听中音，纳和声，出嘉言，修正德，才是中正之道；否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礼崩乐坏、国将不国的节奏。
既然不满意，那么就做。
首先是选人。之前已经选了一批，不够，要制度化规范化，有优秀的音乐人才，允许官府推荐，也允许自己报名，由乐府定期考录。
其次是规范乐曲演奏。雅乐辞章已经调整，照着弄就行。
最后是乐器督造，其他的琴瑟箫笙笛篪搏拊柷敔什么的都还好，历代都有，关键是编钟，音色确实不够；太宗又仿宋景钟铸造了太和钟，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龙，柱以龙虡，建楼于圜丘斋宫东北，浑厚是够了，但也太单调了。
因此，建极二年冬，和群臣商量重新铸造编钟。
但群臣普遍反对。
商辂就出班进谏：“铸大钟与铸大钱，都不利于积聚民财，反而会绝民资而鲜其继，造成民离财匮，世政不和。”
他提到了春秋时期周景王姬贵想造一套名叫“无射”的大型编钟，从臣子到伶官都不同意，就是因为耗费太大，国库承担不起；最后虽然勉强铸好，赶上周景王去世，就被说成是因为铸钟闹的。
汪舜华当然知道，编钟不是那么好铸造的，这东西流行于商周时期，随着青铜时代的落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首先用料是黄铜甚至黄金，造价很高，不是盛世根本就不要想。虽然周景王时期王室威望一落千丈，逼得他老人家常向诸侯打秋风，为此还留下了个“数典忘祖”的典故，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能让府库空虚，可想而知真是烧钱。
而且技术要求很高，本来就是贵族圈子的游戏，随着战争和饥荒，工匠死去，技术失传，自然很难复制。汪舜华想要复制曾侯乙的传奇，群臣不知道这事，只是认为太宗已经铸造了编钟，如果没有大的突破，就不必另外再弄一套。
尤其接着就是改革，朝廷根本没有精力弄这事。
直到建极六年改革初步达到成果，至少官员不用跑地方督工可以留在北京研究、朝廷也有余钱，这件事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
太常寺卿夏衡，堪称书画大家，对音韵也有研究，但编钟制造也是头一遭；工部尚书白圭，一边忙着修北京外城，一边还得忙这事。两人会同精通音律的专家仔细商量，又把《考工记》等专业书籍翻出来，做成图纸，呈请太后审阅。
哪知汪舜华看了就说不行。她见过复制品，也看过专题片，曾侯乙编钟的奥秘就是它是合瓦式的，也就是两个小半圆合成，而不是正圆形或者椭圆形；另外就是加的微量金属比例，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周礼·考工记》有载：“金有六齐（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也就是说编钟剂量铜6锡1，比例高了低了都不行。此外还需要精细的磨砺。接着翻书，《梦溪笔谈》有载“古乐钟皆扁，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扁钟发声短促，无延长音，圆钟有较长的延长音，在快速旋律中，各种频率的音会相互叠加而不成音律。
搞清楚了这个原理，实验仍然是漫长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湖北省动用国内最顶尖的专家、最尖端的设备，花费5年时间，耗资百万元才复制出3套，可想而知其中的艰难。
而现在，专家们以前的经验用处有限，先进的检测设备完全没有，一切只能靠摸索。
直到次年底，弋阳王二度进京，听说了这事，奏请过来观看。
老朱家的基因很强大，或者说宁王系家传渊源，弋阳王的哥哥宁王就是音乐奇才，他自己也精通乐律。弄清了原理后，又经过反复试验、反复磋磨，终于在建极九年秋天，做出了第一个符合要求的双音钟。
汪舜华知道双音钟研究成功，很是高兴，让他们带进宫来，亲自试了，非常满意；看了图纸，更是高兴，下令接着铸造，要做成一套音律齐全、气势宏伟的编钟。
万事开头难，头开好了，后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经过前后十八年的努力，终于在今年十月，做出了全套编钟。一共37件，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7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最上层2组12件钮钟，中下两层5组共14件甬钟，外加1枚镈钟。钟架为铜木结构，横梁木质，绘饰以漆，横梁两端有雕饰龙纹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佩剑铜人，以头、手托顶梁架，中部还有铜柱加固；编钟上同样用错金铭文标注音律。
编钟是乐器，更是礼器。按照周礼，天子的编钟乐悬是“宫悬”，也就是四面悬；诸侯的编钟是三面的“轩悬”。曾侯乙虽然使用了九鼎八簋，但在编钟使用上并没有僭越，老老实实的轩悬，只是把两面拉直做成曲尺形而已；皇帝是天子，理所应当的使用宫悬。
这时候的工部尚书已经是王复。他知道编钟的地位和意义，并不敢丝毫怠慢。汪舜华知道全套编钟铸成，很是高兴，让人搬进宫里。
汪舜华还在感叹刚铸成的编钟真的是光华夺目，皇帝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如此庄重肃穆，精美壮观——这才是真正的皇家气度！这才是泱泱中华的风范！
没有成功复制出全套曾侯乙编钟，汪舜华的心里很是遗憾；但君臣不会这样想，因为这已经超出预计太多了，尤其全套双音钟，不仅极大地节省了人力物力，也代表着明朝冶炼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听着编钟悠悠然然、清清灵灵的声音，皇帝身心顿爽，陡生一种无来无往，独步天地，溶入上苍的神异之感；尤其是编钟和编磬一起奏响，形成“金声玉振”的宏大效果，让君臣通体舒泰。
皇帝大喜过望，赐名“和钟”，并赐铭文：天高高，海滔滔，国泰民康，万年永保。弋阳王拿到了世袭罔替的资格，参与编钟铸造的官员工匠也受到了奖赏。
听着这恢弘庄重的曲调，文臣们默默颔首：这才是华夏正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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