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腊月,京城的过年氛围就开始浓起来了;但还是一如既往的忙。
最忙的是光禄寺。此前只管早中两顿,今年因为实在太忙,因此四月下旬,汪舜华下旨以后每天管三顿,连晚饭也要提供;当时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工作量不算大;但现在人全回来了!
这么多人,做饭是个麻烦事,吃饭也是个麻烦事。此前说送到各衙门,但是防火是个大麻烦,因此只能装在食盒里。每次吃饭,官员们都得跑快点,即便如此,很多端到手里,还是已经冷了,尤其冬天,很是要命。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找了半天,在东长安街以南、兵部以北找到一个库房,面积很不小。
去年底,汪舜华下旨把这里清理出来,作为中央机关食堂。距离各部门衙门都不算太远,当然人太多,必须分段限流。
新食堂在今年四月投入使用,桌椅板凳都是太后亲自拍板的,与往常很不一样,比较小巧,有点委屈人;但百官能吃到热饭菜,还是很满意的。
汪舜华不厚道的设想了一下一群中央大员吃县政府机关食堂的场景。
承天门的重建方案在六月底定了下来。永乐版的是一座黄瓦飞檐的三层楼式的五座木牌坊,但是和汪舜华心目中的有区别,所以后来蒯祥呈上了另外的方案——由原来的东西宽8间、南北进深3间,扩大为宽1间、进深8间,形制上由牌坊式改建成宫殿式。
汪舜华很满意,准了,九月初正式开始动工,预计明年六月完工。
承天门只是小事,宗室经过这番折腾,人数更少,旅馆估计没什么大问题,要命的还是城墙,拉线拆迁什么就是大工程——都到那里了,拆迁也是农居了,但是占领民田还是要谈判一下。朝廷不是土匪,只有推着走;而且城墙不是房子,灰一抹什么都看不出来。这个要做就要认真,毕竟北京靠近前线,不能开玩笑,准备材料就很费功夫。
好在汪太后实在很仁厚,吩咐白圭:“事情总有轻重缓急,别急急吼吼的。让人家看到态度就行。”
然而朝廷现在却忙到飞起,内阁今年连着死了两位阁臣,还没来得及递补,现在事情又多,毕竟尽快把人安排上。
此外,吏部尚书王翱已经多次请求退休,他是真的觉得很累,已经七十八岁,实在受不了这样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有一次直接栽在地上,还是同事七手八脚的把他扶起来,一边传太医,这才保住了老命;他身边的两位侍郎俞山、俞纲好不到哪去。本来来路就不正,又遇到这样难办的事,还要王直回来帮忙,自己都要羞愧而死,因此连番上书,恳求退休。
汪舜华准了,她也舍不得王翱这大把年纪再这样操劳,于是让他去集贤院担任院士,发挥余热;俞山、俞纲两只老鸭子的辞呈也准了,按照尚书的待遇离职。
只是这样一来,吏部三位领导就全部出缺!
户部尚书张凤也只剩下一口气,历史上他死于次年二月,但那是发配南京享受清闲时光,现在憋着这么口恶气,又忙成这样,身体不累垮才怪。因此,看着财政渐渐好转,他也恳求退休,汪舜华还没准,他老人家腿一蹬,去了,比历史上早三个月。
左侍郎孟鉴年初去世,一直没有递补;主要是右侍郎杨鼎虽然为官清廉,但是生性古板,没有经济之才,汪舜华就把他调到南京担任吏部尚书,毕竟现在南京基本上空了。
这样一来,户部领导也全部出缺!
礼部尚书薛瑄同样年过七十,而且作为虔诚的儒家子弟,他对这次改革真的很不满意。汪舜华大笔一挥,让他去集贤院担任学士。
当然,考虑到他大儒的身份,交给他一个特别光荣和艰巨的任务:仿照当年蜀石经的故事,荟聚当代名儒,重新整理校对十三经,并以当代名家用正楷抄写,然后命刻工雕刻,陈放于国子监,并以墨拓本颁行各省及藩国。
蜀石经是国宝中的国宝,可惜不全;汪舜华想到当年参观国子监,看到乾隆石经,很是壮观。
虽然对孔夫子没那么感冒,但不得不承认,儒家其实挺适合统治者治理天下,只是后面歪嘴后生念歪了。
汪舜华不喜欢朱熹,但是不可能彻底否定他,否则下面肯定要闹腾,人心乱了,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把科举考试的范围拓展到十三经的时机也不成熟,给学生增加了成本和负担不说,寒门能参加科举的概率就更小了,精力用到科举之外的也就更少了,还指望多出几个科学家,文学家而不是儒学家呢!
怎么办?
——不能当成必答题,还不能拓展课外阅读吗?都是儒家经典,儒生们敢反对?
——再说,《四书集注》差不多30万字,要是全刻石,也不现实;让原本大量通行,自然就稀释了朱熹的话语权。
这是文化工程,也是面子工程,一定要做好。
这样恩及当代、泽被后世的工程,文臣没办法反对,薛瑄也没有二话,高高兴兴的上任了,没几天还呈上一个名单,以江西处士吴与弼为首,都是当代硕儒,确切的说,其中有不少是他需要保护的人。
汪舜华很明白他的心意,只要那些人老老实实不造反不偷税,她也真不想背上杀读书人的罪名,他们骂就骂吧,不骂才是怪事;不过别让我揪住你的尾巴。
同时特别交代薛瑄:“这些经书要完本,圣人的教诲,可以商榷,但是没必要阉割。”
——这当然是针对《孟子》说的,从今以后,《孟子》还是以完本通行天下。孟夫子本说的就是一句实在话,没必要掩耳盗铃;要是让她来改,投一个要删的反而是孔夫子那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外加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家都懂。
兵部尚书孙原贞历史上活到了八十七岁,身体自然是一级棒,但是现在工作压力这么大,老爷子毕竟七十四的人了,很受不了,于是汪舜华同意让他去武学;左侍郎罗琦今年才五十,正是干事的时候,进尚书,右侍郎杜宁进左侍郎,陕西按察使项忠任右侍郎。
刑部还好,工部尚书江渊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在十月初撒手人寰;督察院左副都御史耿九畴和历史上一样八月去世。
经过讨论,谨身殿大学士于谦仍为首辅,这是废话;商辂、李贤、彭时依次进位为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詹士邹干升弘义阁大学士,礼部右侍郎姚夔升体仁阁大学士。
当然内阁的运作方式也要改变,去年累死了两个阁老,今年再这样,估计大家都要英年早逝。
既然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汪舜华也不好再过度为难大家。
以前,对于宫里出来的各方面奏疏,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称为票拟。皇帝用朱笔批答,当然如果怠政,活就交给司礼监了。所以明朝大臣想要有所作为,就要和司礼监搞好关系。否则,你写的天花乱坠,人家不用,也是白搭。
以后,除了机密奏疏以外,通政司接到奏疏编号送司礼监,再次造册登记,然后分给阁臣,用蓝笔在小票上书写拟办意见,而后再送呈御览,由皇帝确切的说是皇太后用朱笔批复。
看似没有变化,但汪太后在招阁臣入见、询问意见的时候,就没有挨个点名问了,而是问了、有人回了,就定了。如此两三次,阁臣自然闻声知意,下来自己做了分工——重要的意见建议、有关藩王传承、地方叛乱或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需要内阁集体商讨;有关国防、军队、禁军等事项,由于谦提意见;官员选任监管由商辂拟办,李贤则批阅户部和工部奏疏,彭时阅处礼部那条线,邹干阅处刑部大理寺,姚夔阅处宗人府和六科。
——汪舜华和阁臣达成了默契,却没有戳破窗户纸。现在合作愉快,可以放一马;但只要阁臣不配合,汪太后还会故技重施,大家互相伤害。
——汪舜华和群臣心里都有数,汪舜华自己是个工作狂,又是特殊时期,不愿意假手他人给人作弊的空间,但以后的皇帝未必就有这个耐心逐字逐句抄写,估计还是照着宣宗的办法,自己批阅重要的,其他的由太监抄写。大不了自己看一遍,满意的做标记,让人抄写;不满意打回去再提。然后司礼监登记,再交六科登记并送各部门办理,六科督办。
——需要留中的文件,必须请示太后同意;否则通政司对照以后,就要提出质询意见,避免宦官阻塞言路。当然,汪太后事先也会交代,哪一类的文件直接留中。
大家吐了一口气:这样总算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效率也更高了。否则一封奏疏每个人看一遍,够累死人的。因此此前大家也私下分了工,只是之前有教训,还要首辅确切的说是次辅高谷抄一遍,结果老头熬不住,去了。
左都御史萧维祯升吏部尚书,通政司左参议吕原升左侍郎、江西左布政使崔恭调右侍郎。
南京兵部右侍郎年富打击海盗有功,升户部尚书,右副都御史马昂任左侍郎,户部郎中薛远升右侍郎。
礼部左侍郎章纶升尚书,翰林院学士倪谦任左侍郎,沂王府长史刘定之为右侍郎。
刑部右侍郎程信升尚书;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林聪转刑部右侍郎。
广西右布政使白圭升工部尚书;右都御史李实年老辞职,广西左布政使陆瑜替代,左佥都御史李秉升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钟同转右副都御史,德王府左长史钱溥升左佥都御史;又从被削的藩王属官中选了几个不错的扔进荣王府、沂王府和德王府,郑王府长史江万程被提拔为扬州知府;广西左参政王恕进左布政使,其他的出缺,由吏部商议后上报。
这是相当大的一次高级别官员调整,内阁和两任吏部尚书侍郎反复磋商,终于拿出了方案;接下来就是考察、廷议、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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