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庚申日,北魏皇帝在松山狩猎;己巳日,返回平城。
北魏皇帝立弟弟拓跋新成为阳平王。
孝武帝自从守丧期满后,就变得奢侈荒淫、放纵无度,频繁兴修土木工程。丹阳尹颜竣作为孝武帝藩王时期的旧臣,多次恳切劝谏,毫无回避,孝武帝渐渐感到不悦。颜竣自认为才能足以济世,与皇帝的旧交情无人能比,应当在朝中长期执掌朝政;但他的建议大多不被采纳,于是怀疑皇帝想要疏远他,便请求外放任职,以试探皇帝的心意。夏季六月丁亥日,孝武帝下诏任命颜竣为东扬州刺史,颜竣这才大为恐惧。
癸卯日,北魏皇帝前往阴山。
雍州所管辖的地区有很多侨置郡县(为安置流民设立的郡县,无实际管辖疆域),刺史王玄谟上奏说:“侨置郡县没有实际的土地疆域,新旧郡县交错混杂,赋税征收不及时,请将其全部实行土断(将流民编入当地户籍)。”秋季七月辛未日,孝武帝下诏将雍州的三个郡十六个县合并为一个郡。郡县中的流民不愿意编入当地户籍,便散布谣言说王玄谟想要谋反。当时柳元景家族势力强盛,族中子弟大多在雍州担任二千石级别的官员,他们趁机附和谣言,想要讨伐王玄谟。王玄谟下令让州府内外保持安定,以消除众人的疑虑,同时派人疾驰上奏孝武帝,详细陈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孝武帝知道这是虚假谣言,派遣主书吴喜前往安抚王玄谟,并回复说:“你一个七十岁的老翁,谋反又能图什么呢!君臣之间的情谊,足以相互保全,姑且当作一个笑话,让你舒展眉头吧。”王玄谟性情严厉,从不轻易发笑,因此孝武帝用这句话调侃他。
八月己亥日,北魏皇帝返回平城。
甲辰日,南朝宋调任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刘诞为南兖州刺史,任命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起初,宋高祖刘裕留下遗诏,认为京口是战略要地,距离建康很近,除非是宗室近亲,否则不得驻守。刘延孙的祖先虽然与高祖同出一族,但高祖属于彭城支系,刘延孙属于莒县支系,从未按宗族辈分排序。孝武帝既已任命刘延孙镇守京口,便下诏让自己与刘延孙合为一族,让各位王侯都按长幼辈分排序。
孝武帝在宫廷之内毫无礼仪,不分亲疏、尊卑,荒淫之事流传到民间,无所不至。刘诞性情宽厚且有礼节,又在诛杀太子刘劭、丞相刘义宣的事件中立下大功,百姓私下都心向于他。刘诞聚集了许多有才能、有勇力的人,储备了精锐的士兵和锋利的武器,孝武帝因此对他既畏惧又猜忌,不愿让他留在京城,便派他镇守京口;又嫌他离京城太近,便将他改迁到广陵。因为刘延孙是孝武帝的心腹大臣,所以让他镇守京口以防范刘诞。
北魏皇帝将要向东巡视,冬季十月,下诏命令太宰常英在辽西黄山修建行宫。
十二月丁亥日,南朝宋改封顺阳王刘休范为桂阳王。
到了公元458年春季正月丙午朔日,北魏颁布禁酒令,酿酒、卖酒、饮酒的人都要被斩首;只有吉凶庆典的聚会,允许暂时解禁,但有明确的日期限制。北魏皇帝因为士民常常因饮酒引发争斗,甚至议论国家政事,所以颁布了这一禁令。同时增设内外候官,负责侦察各个部门及州、镇的官员,他们有时会穿着平民服装混杂在官府中,搜集百官的过失,有关部门会彻底追查,通过刑讯逼供获取认罪供词;百官贪污财物价值满二丈绢帛的,全部斩首。又新增法律七十九章。
乙卯日,北魏皇帝前往广宁温泉宫,随后巡视平州;庚午日,抵达黄山宫;二月丙子日,登上碣石山,观赏沧海;戊寅日,向南前往信都,在广川狩猎。
乙酉日,南朝宋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丙戌日,建平宣简王刘宏因病辞去尚书令一职;三月丁未日,刘宏去世。
丙辰日,北魏高宗返回平城,修建太华殿。当时,给事中郭善明生性狡诈,劝说皇帝大规模兴修宫殿。中书侍郎高允劝谏说:“太祖当初建立都城,所营造的宫殿,必定选择农闲时节动工,何况国家建立已久,永安前殿足够举行朝会,西堂、温室足够宴请休息,紫楼足够登高远望;即使想要扩建修缮,也应当逐步进行,不可仓促行事。如今计划服役的士兵共有二万人,再加上年老体弱的人负责运送粮饷,又需要加倍的人手,预计半年才能完工。一个农夫不耕种,就有人会因此挨饿,何况四万人的劳役耗费,更是难以估量!这是陛下应当留心的事情。”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高允喜欢直言劝谏,朝廷政事有不妥之处,高允总会请求觐见,皇帝常常屏退身边的人等待他。有时高允从早到晚都在宫中,有时连续几天不出来;群臣都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的言辞有时十分恳切尖锐,皇帝都不忍心听下去,命令左右侍从将他搀扶出去,但始终善待他。当时有人上书言辞激烈地攻击朝政,皇帝看完后,对群臣说:“君主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过错,儿子为什么不公开写信劝谏,反而要在私下里劝谏呢?这难道不是不想让父亲的过错暴露在外吗!对待君主,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君主有得失,不能当面陈述,反而上表公开劝谏,想要以此彰显君主的短处,表明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所为吗!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过错,他从未不当面指出,甚至有朕难以忍受的言辞,他也毫无回避。朕听到了自己的过错,而天下人却不知道,这难道不能称之为忠诚吗!”
与高允一同被征召的游雅等人都已身居高位,被封侯,部下官吏做到刺史、二千石级别的也有几十上百人,而高允担任郎官二十七年却没有得到升迁。皇帝对群臣说:“你们虽然手持弓刀在朕身边侍奉,却只是站着而已,从未有过一句规谏纠正的话;只知道在朕高兴的时候,祈求官职爵位,如今都无功而身居王公之位。高允手持笔墨辅佐国家数十年,贡献不小,却不过是个郎官,你们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
当时北魏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常让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生计。司徒陆丽对皇帝说:“高允虽然受到陛下的宠爱优待,但家境贫寒,妻子儿女难以维持生计。”皇帝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如今看到朕任用他,才说他贫穷!”当天,皇帝前往高允家中,只见只有几间草屋,床上是粗布被子,身上穿着破旧的棉袍,厨房里只有咸菜而已。皇帝见状叹息不已,立刻赏赐给高允五百匹帛、一千斛粟米,任命他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坚决推辞,但皇帝没有允许。皇帝敬重高允,常常称呼他为“令公”,而不直呼其名。
游雅常常说:“前代史书称赞卓子康、刘文饶的为人,心胸狭隘的人或许不相信。我与高允相处四十年,从未见过他有喜怒之色,这才知道古人的描述并非虚假。高允内心聪慧而外表柔顺,说话迟钝,不善言辞。从前司徒崔浩曾对我说:‘高允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是一代贤才,只是缺乏刚正不阿的气节。’我也曾经这样认为。等到崔浩获罪,起因是一些小事,皇帝亲自下诏斥责他,崔浩吓得声音嘶哑、双腿发抖,几乎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都趴在地上浑身流汗,面无人色。只有高允独自陈述事情的事理,分辨是非对错,言辞清晰明了,声音高亢洪亮。皇帝为之动容,听的人无不精神振奋,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刚正不阿吗!宗爱掌权时,威势震动四海。他曾经在朝堂上召集百官,王公以下的官员都快步走到庭院中叩拜,只有高允独自走上台阶行长揖之礼。由此来看,汲长孺可以躺着见卫青,与高允相比,又有什么过分的呢!这难道不是所谓的气节吗!人本来就难以真正了解;我当初在内心误解了他,崔浩又在外表上看错了他,这就是管仲为鲍叔牙的知遇之恩而感动落泪的原因啊。”
乙丑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夏季四月甲申日,南朝宋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孝武帝不希望大权落在大臣手中,六月戊寅日,将吏部尚书的职位分为两人担任,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同时撤销五兵尚书这一官职。
起初,晋朝时期,散骑常侍的选拔标准很高,声望与侍中不相上下;后来这个职位的职权变得闲散,任用的人也渐渐不再看重。孝武帝想要提高它的选拔标准,便任用当时的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担任这一职务。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是关键重要的部门,散骑常侍是清闲平淡的职位,只改变名称而不改变实际职权,虽然君主想要以此来区分轻重,但人心怎么能够改变呢!”不久之后,散骑常侍的选拔标准再次降低,而吏部的重要性依然如故。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兄长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对此,裴子野评论说:“选拔官员的困难,古代圣王就已经谈论过,由来已久。《周礼》规定,选拔官员始于学校,在州里评议,再上报给六官,然后才推荐到王庭。在汉朝,州郡积累官员的功绩,五府举荐他们为属官,三公考察他们的得失,尚书上奏给天子;一个人要经过多人的考察,因此能够让有才能的人担任合适的官职,很少出现失误。魏晋时期改变了这种制度,造成了很多损失。有些人外表忠厚而内心阴险,心思如同深谷般难测,即使观察他们的言行,仍然担心不能全面了解,何况如今众多的人才,仅凭一面之缘就做出判断,百官的任免,由一个部门独自决定,于是投机钻营的风气盛行,无法遏制。人们都追求晋升、贪图利益,加上谄媚亵渎之风,不再有廉耻之心和谨慎敦厚的操守;官员奸邪、国家衰败的情况,数不胜数。即使让龙担任纳言,舜坐在君主的位置上,想要实现天下太平,也未必能够做到,更何况后世选拔官员的人呢!孝武帝虽然将吏部一分为二,却不能恢复周、汉时期的制度,这种朝三暮四的做法,难道能有所改善吗!”
丙申日,北魏皇帝在松山狩猎;秋季七月庚午日,前往河西地区。
这时,南彭城百姓高阇、僧人昙标以妖言惑众,与殿中将军苗允等人图谋作乱,拥立高阇为皇帝。事情败露后,甲辰日,所有参与者都被处死,死亡人数达数十人。于是南朝宋下诏淘汰所有僧人,设立各种禁令,严格规定相关的诛杀连坐制度;除非是戒律修行精深刻苦的僧人,其余全部强制还俗。但众多尼姑常常出入宫廷,这项制度最终未能施行。
中书令王僧达,自幼聪慧机敏,擅长写文章,但性情放浪不羁、不拘小节。孝武帝刚即位时,将他提拔为仆射,职位在颜竣、刘延孙之上。王僧达自负才能和门第,认为当时无人能及,一两年内就希望能担任宰相。不久之后,他被调任护军将军,心中怏怏不乐,多次上奏请求外放。孝武帝感到不悦,因此渐渐将他降职,五年之内调动了七次官职,两次被弹劾罢官。王僧达既感到羞耻又心怀怨恨,所上的奏表,言辞中充满了褒贬讥讽,又喜欢非议时政,孝武帝对他早已积满愤怒。路太后兄长的儿子曾经前往拜访王僧达,擅自登上他的坐榻,王僧达下令将坐榻抬出去扔掉。路太后大怒,坚决要求孝武帝一定要处死王僧达。恰逢高阇谋反,孝武帝趁机诬陷王僧达与高阇勾结通谋,八月丙戌日,将王僧达逮捕交付廷尉,赐他自杀。
对此,沈约评论说:“君子和小人,是根据人的行为来划分的,遵循道义的就是君子,违背道义的就是小人。因此姜太公从屠夫、渔夫成为周朝的太师,傅说从筑墙的奴隶成为商朝的宰相,圣王提拔出身低微的人,只看重才能。到了两汉时期,这种制度仍然没有改变:胡广世代都是农夫,最终位居公相;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却在京城声名显赫:不像后世那样将士人和庶人分为两条不同的仕途。魏武帝最初设立九品中正制,是为了评定人才的优劣,并非用来区分世家大族的高低贵贱。但负责评定的中正官都是世俗之人,随着时势变化而迎合,凭借世家大族的资历,相互凌驾;这种做法沿袭下来,就成为了固定的制度。周、汉时期的制度,是凭借智慧役使愚昧,魏晋以来,是凭借富贵役使贫贱,士人和庶人的等级,区分得十分明显。”
裴子野评论说:“古代,有德行道义的人值得尊崇,无论他是挑担叫卖的小贩;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即使出身世家大族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有名望的贵族子孙,也能与平民百姓处于同等地位;士人和庶人虽然有区分,但本质上并没有华美的门第与朴素的出身之间的隔阂。从晋朝以来,这种风气渐渐改变,民间的奇才异士,仍然能够进入清贵的仕途;到了晋朝末年,仕途专门限制在世家大族范围内。从此以后,三公的儿子,傲视九卿之家;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的孙子,轻视县令、县长的家族;相互骄傲自大,为细微的利益争斗,只谈论门第出身,不询问是否贤能。像谢灵运、王僧达这样才华出众却性情轻躁的人,即使出生在寒门,也必将招致失败;再加上他们依仗家族的庇护,招致祸患也是理所当然的。”
九月乙巳日,北魏皇帝返回平城。
丙寅日,北魏大赦天下。
冬季十月甲戌日,北魏皇帝向北巡视,想要讨伐柔然,抵达阴山时,恰逢下雨下雪,皇帝想要返回,太尉尉眷说:“如今出动大军来威慑北方的敌人,距离都城不远却仓促返回,敌人必定会怀疑我们国内有变故。将士们虽然寒冷,但不能不继续前进。”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辛卯日,军队驻扎在车仑山。
南朝宋积射将军殷孝祖在清水东岸修筑了两座城池。北魏镇西将军封敕文前来攻打,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率军抵抗,击败了魏军。殷孝祖是殷羡的曾孙。孝武帝派遣虎贲主庞孟虬率领军队救援清口,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派遣中兵参军苟思达协助他,在沙沟击败了魏军。颜师伯是颜竣的族兄。孝武帝又派遣司空参军卜天生率领军队会合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共同攻打魏军,多次击败敌军,斩杀了北魏将领窟瑰公等人。十一月,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人率领三万骑兵援助封敕文,入侵青州,颜师伯率军抵御,辅国参军焦度将皮豹子刺下马,缴获了他的铠甲、长矛和战马装备,亲手杀死了几十名魏军士兵。焦度原本是南安氐族人。
北魏皇帝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十五万辆战车攻打柔然,穿越沙漠,旌旗绵延千里。柔然处罗可汗远远逃走,他的别部乌朱驾颓等人率领数千个部落投降北魏。北魏皇帝刻石纪功后返回。
起初,孝武帝在江州时,山阴人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担任典签;等到孝武帝即位后,都任命他们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年,三位典签都因为当初参与起兵密谋有功,被赐爵县男;蔡闲已经去世,被追赐爵位。当时孝武帝亲自处理朝政,不信任大臣;而心腹耳目,又不能没有托付的人。戴法兴通晓古今之事,一直受到孝武帝的亲近优待。鲁郡人巢尚之,出身低微,涉猎文史典籍,被孝武帝所赏识,也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凡是官员的选拔任命、升迁调动、诛杀奖赏等重大决策,孝武帝都与戴法兴、巢尚之商议;朝廷内外的杂事,大多委托给戴明宝处理。
这三个人在当时权势显赫,而戴法兴、戴明宝大肆收受贿赂,凡是他们推荐提拔的人,提出的请求没有不被应允的。天下人纷纷聚集到他们门下,门庭若市,两人的家产都累积到了千金之多。
唯独吏部尚书顾觊之不肯向戴法兴等人屈意逢迎。蔡兴宗与顾觊之关系友好,嫌他的风骨气节过于刚峻,顾觊之说:“辛毗曾说过:‘孙权、刘备不过是让我当不上三公罢了。’”顾觊之常常认为:“人天生的命运自有定数,不是凭借智慧和力量就能改变的,只应该端正自身、坚守道义;而那些愚昧不明的人,妄图侥幸获利,只会损害高尚的品行,对得失成败并没有什么帮助。”于是他按照这个心意,让弟子原撰写《定命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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