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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申时行（第2页）

可没过几天，两边又吵起来了。申时行实在没辙，就在内阁会议上说：“咱们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天天吵来吵去，有意思吗？要是你们觉得吵架比干活重要，那我这个首辅也别当了，你们自己吵个够！”这话一说，两边才总算安静了点。

有人说申时行“太软弱”，只会“和稀泥”，不会像张居正那样“硬气改革”。申时行却不这么认为。有一次，一个年轻官员当面批评他：“首辅大人，您天天就知道调和，一点魄力都没有，这样下去，国家怎么能好？”申时行没生气，反而笑着说：“我问你，要是你家邻居吵架，你是上去帮着一边骂另一边，还是劝他们别吵了？帮着骂，只会让架越吵越大；劝他们，虽然慢，但至少能平息下来。现在国家就像个生病的人，不能用猛药，得慢慢调理，要是我跟张居正一样用猛药，万一病人扛不住，不就垮了吗？”

年轻官员听了，没话说了。其实申时行也不是没干过“硬事”——他在位的时候，延续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还减免了灾区的赋税，让老百姓能喘口气；他还整顿了边防，让蒙古部落不敢随便来犯。只是这些事，他都做得安安静静，不像张居正那样大张旗鼓，所以没多少人知道。

申时行常说：“做大事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能安安稳稳把事办成，比啥都强。”可万历皇帝却不理解他的苦心。有一次，万历想修一座新宫殿，让申时行拨款。申时行说：“现在国库紧张，还要给边防军发军饷，修宫殿的事，还是先缓一缓吧。”万历不高兴了，说：“我当皇帝，想修座宫殿都不行？”申时行说：“不是不行，是现在不是时候。等国库充裕了，再修也不迟。”万历没理他，直接让太监去户部要钱，结果户部尚书不肯给，万历又把气撒到申时行身上，说他“管不住手下人”。

申时行心里委屈，却没跟万历争辩。他知道，跟“罢工”的皇帝争辩，只会让事情更糟。那段时间，他天天失眠，头发都白了不少。家里人看着心疼，说：“要不咱真辞职吧，这首辅当得太憋屈了。”申时行沉默了半天，说：“再等等，等立太子的事定了，我再辞职也不迟。”

第四章辞职风波：从“和事佬”到“退休老头”

万历十九年（1591年），发生了一件事，让申时行彻底寒了心。当时有个叫邹元标的官员，写了份奏折弹劾申时行，说他“只会调和，不办实事，是个‘软骨头’首辅”。万历看了奏折，没骂邹元标，反而把奏折交给申时行，让他自己处理。

申时行拿着奏折，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邹元标是个直性子，不是故意针对他，但万历的态度让他很失望——他天天为万历操心，可万历连维护他一下都不肯。那天晚上，申时行在书房里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写了份辞职奏折，说自己“年老体衰，不能再为皇上分忧，恳请辞职回家”。

万历看了辞职奏折，没立刻同意，也没挽留，就这么拖着。申时行知道，万历是还需要他当“缓冲带”，不想让他走。可他已经累了，不想再夹在中间受气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又连续写了三份辞职奏折，万历终于松口了，说：“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朕就准你辞职，回家好好休养吧。”

辞职那天，申时行没跟大臣们告别，就带着家人悄悄离开了京城。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皇宫，心里叹了口气：“这地方，我待了快三十年，天天忙忙碌碌，到头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成了啥。”

回到苏州老家后，申时行总算过上了“退休生活”。他在老家盖了座小院子，种了点花花草草，每天要么看书，要么跟老朋友喝茶聊天，再也不用管朝堂上的事了。有次老朋友问他：“你当首辅那几年，天天受气，后悔吗？”申时行摇摇头：“不后悔。虽然累，但至少没让国家乱起来，这就够了。”

不过退休后的申时行，也没完全“躺平”。他开始写《召对录》，把自己当首辅时跟万历的对话、处理的事情都记下来，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想让后人知道，当时的明朝有多难，他这个“和稀泥”首辅有多不容易。有人劝他：“你写这些干啥？万一有人拿这个骂你，你不是自找不痛快吗？”申时行笑着说：“骂就骂吧，我做的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国家，别人怎么说，我管不着。”

退休后的万历，还是没立太子，朝堂上的“党争”也越来越厉害，明朝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有次申时行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忍不住跟儿子说：“我要是还在首辅的位置上，说不定还能劝劝皇上，让朝堂安稳点。现在这样，唉……”儿子劝他：“爹，您都退休了，就别操这份心了，国家的事，自有后来人管。”申时行沉默了，他知道，后来人未必有他这么“能忍”，也未必有他这么“会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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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申时行在家中病逝，享年八十三岁。消息传到京城，万历皇帝愣了半天，说了句：“申时行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大本事，但也没犯过什么错，是个老实人。”然后下旨，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号“文定”。

文官们也纷纷悼念申时行，有人说：“申首辅在的时候，虽然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至少咱们还能安安稳稳上班，现在他走了，朝堂上天天吵，日子更难过了。”还有人说：“以前觉得申首辅只会‘和稀泥’，现在才明白，‘和稀泥’也是一种本事，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第五章历史的“打分器”：申时行到底是“老好人”还是“实干家”

后世提起申时行，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说他是“老好人”“软骨头”，只会“和稀泥”，没干过什么实事；另一种说他是“有智慧的实干家”，在明朝中后期的混乱局面里，用“温和的方式”稳住了国家，是个“隐形功臣”。

其实要评价申时行，得先看看他所处的时代。他当首辅的时候，明朝已经不是“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的好时候了——国库空虚，边防松弛，皇帝罢工，文官内斗，就像一辆跑了几百年的旧马车，到处都是毛病，稍微一使劲，可能就散架了。张居正用“猛药”改革，虽然短期内有效果，但也得罪了太多人，他一死，改革就基本停了，还引发了“清算风波”。

申时行接手的，就是这么个“烂摊子”。他知道，自己不能像张居正那样用“猛药”，只能用“温和疗法”——一边安抚皇帝，不让他彻底跟文官决裂；一边稳住文官，不让他们跟皇帝闹僵；一边悄悄延续有用的改革，不让国家垮得太快。这种做法，看起来是“和稀泥”，其实是最适合当时明朝的做法。

就拿立储之争来说，申时行虽然没立刻让万历立长子为太子，但他用“拖延战术”，让双方没彻底闹僵。要是他像别的大臣那样，天天跟万历对着干，万历可能会更生气，说不定会做出“废长立幼”的事，到时候文官们肯定会集体反对，甚至可能引发“政变”，国家就真的乱了。申时行的“调和”，虽然没解决问题，但至少把问题拖到了后来，避免了更大的混乱。

再说说“党争”，申时行虽然没彻底解决党争，但他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让各派不敢太过分，至少保证了内阁能正常运转。要是他像后来的首辅那样，偏袒某一派，只会让党争更激烈，朝堂更混乱。

还有人说申时行“没干过实事”，其实不然。他在位的时候，延续了“一条鞭法”，让赋税制度更合理，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他还减免了灾区的赋税，让受灾的老百姓能活下去；他整顿边防，提拔了一批有能力的将领，让蒙古部落不敢随便来犯。这些事，虽然没张居正的改革那么引人注目，但都是实实在在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的事。

申时行的“温和”，不是“软弱”，而是“智慧”。他知道，在当时的局面下，“稳住”比“变革”更重要。就像一个医生面对一个虚弱的病人，不能一下子用太多猛药，只能慢慢调理，让病人一点点恢复体力。申时行就是那个“调理医生”，虽然没让病人立刻痊愈，但至少让病人活了下去。

当然，申时行也有缺点。他太“求稳”，不敢进行大胆的改革，导致明朝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土地兼并、财政危机）没能得到解决，为后来明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但这不能全怪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就算他想改革，也会被皇帝和文官们联手反对，根本推行不下去。

历史就像一个“打分器”，有时候会因为一个人的“不显眼”而低估他的贡献。申时行不是张居正那样的“改革猛人”，也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标杆”，他只是一个在混乱时代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国家的“老实人”。他的“和稀泥”，不是没本事，而是一种“无奈的智慧”；他的“温和”，不是没脾气，而是一种“顾全大局的担当”。

要是把明朝比作一家大公司，张居正就是“激进的CEO”，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公司起死回生；申时行就是“稳健的CEO”，想通过小心翼翼的维护，让公司能多撑几年。虽然最终这家公司还是倒闭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申时行的努力——他已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好。

如今再提起申时行，我们不该只记得他是个“和稀泥”的首辅，更该记得他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为了国家的安稳，默默承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努力。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有时候，“稳住”比“折腾”更重要，“温和”比“激进”更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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