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却转身走了,他怀里揣着最后半块干饼,是给重伤的副将留的。
就这样撑了三个月,松山城里一片死寂。有将领偷偷劝洪承畴:“总督,要不……降了吧?再撑下去,兄弟们都得饿死。”
洪承畴摸着腰间的佩剑,那是崇祯皇帝赐给他的,剑身刻着“忠勇”二字。他叹了口气:“我是主帅,我投降了,兄弟们的命就能保住吗?皇太极要是杀了你们怎么办?”
将领低下头,没说话。
这天夜里,清军发起总攻,城破了。洪承畴拔剑想自刎,却被身边的亲兵拦住:“总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没等他挣扎,清军就冲了进来,把他绑了起来。
皇太极听说抓了洪承畴,亲自来看他。洪承畴闭着眼睛,理都不理。皇太极也不生气,给了他一间干净的房子,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还派了个叫范文程的汉人谋士去劝降。
范文程跟洪承畴聊了半天,从经书聊到兵法,洪承畴始终一言不发。聊着聊着,房梁上掉下来一点灰尘,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下意识地用手掸了掸。范文程眼睛一亮,回去对皇太极说:“洪承畴肯定会投降。他连衣服上的灰尘都爱惜,怎么会不爱惜自己的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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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一听,更有信心了。他又亲自去见洪承畴,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脱下来,披在洪承畴身上:“先生冷不冷?”
洪承畴愣了愣,看着皇太极真诚的眼神,又想起了松山城里饿死的士兵,心里的防线突然塌了。他扑通一声跪下:“臣……愿降。”
后来有人问洪承畴,当初为什么投降。他没说皇太极的礼遇,也没说怕死,只说了一句:“十三万兄弟,不能白死。我活着,或许还能保住一些人的命。”
这话传到明朝,崇祯皇帝气得砸了龙椅,还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了,追封他为“少师”,给他建了祠堂。结果没过多久,就听说洪承畴投降了清军,祠堂又赶紧拆了,闹了个天大的笑话。洪承畴听说这事儿,只能苦笑着摇头:“皇上啊皇上,您这性子,也太急了点。”
第四章清廷任职:“二臣”的尴尬日常
投降清军后,洪承畴成了皇太极的“高级顾问”。可这顾问当得,实在有点尴尬。
首先是“身份认同”问题。明朝的旧臣骂他“卖国贼”,清军的将领看不起他“降将”,他成了两头不讨好的“二臣”。有一次,清军将领鳌拜跟他争论兵法,争不过就骂:“你这明朝的叛徒,懂什么兵法!”洪承畴也不生气,慢悠悠地说:“我懂的兵法,能让你少打败仗,你要不要听?”鳌拜被噎得说不出话。
其次是“文化差异”。清军是满族,饮食习惯、礼仪规矩都跟汉人不一样。皇太极请他吃饭,桌上全是烤肉、奶茶,洪承畴吃不惯,只能硬着头皮吃。有一次,他实在想吃米饭,就让厨子做了一碗,结果被其他大臣看见了,还弹劾他“怀念明朝,不敬大清”。皇太极倒是开明,笑着说:“洪先生是汉人,爱吃米饭正常,以后让厨子多做几碗。”
最让他头疼的是“劝降工作”。清军攻打明朝城池,总让他去劝降守城的旧同僚。有一回,他去劝降锦州守将祖大寿,祖大寿在城楼上骂他:“洪承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还有脸来见我!”洪承畴站在城下,仰着头喊:“祖将军,明朝已经没救了,投降吧,别让士兵们白白送死!”祖大寿骂得更凶,还扔了块石头下来,差点砸中他的头。
后来锦州城破,祖大寿投降,见了洪承畴,还是没好脸色。洪承畴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恨我,可我问你,你守锦州,饿死了多少百姓?投降后,清军杀了一个百姓吗?”祖大寿低下头,不说话了。
顺治元年,清军入关,洪承畴被任命为“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负责平定南方的明朝残余势力。这活儿不好干,南方的反清势力层出不穷,还有人专门写了骂他的传单,贴得满城都是。有一次,他微服私访,看见一个卖唱的姑娘在唱骂他的曲子,歌词难听极了。随从想上去抓姑娘,被他拦住了:“让她唱吧,骂够了,或许就不恨了。”
不过,洪承畴的“务实”劲儿又派上了用场。他知道南方百姓反感清军的烧杀抢掠,就向顺治皇帝建议:“打下城池后,不准士兵抢掠,要安抚百姓,减免赋税。”顺治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南方的抵抗果然少了很多。
有个县令见他这么做,偷偷问:“大人,您以前是明朝的大官,现在帮清朝做事,就不怕后人骂您吗?”
洪承畴看着窗外的农田,田里的农民正在插秧,一派太平景象。他说:“后人怎么骂,我管不着。我只知道,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老百姓能吃饱饭、安稳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
这话传到顺治皇帝耳朵里,顺治皇帝很感慨:“洪先生真是个忠臣,不过是忠于天下百姓,不是忠于某个朝代。”
可就算如此,尴尬还是少不了。顺治十年,他的母亲从福建来京城看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不孝子,我没你这个儿子!”说完就哭了。洪承畴跪在地上,给母亲磕了三个头:“娘,儿子对不起您,可儿子做的事,问心无愧。”母亲不理他,在京城里住了几天就走了,临走时给了他一件旧棉袄,那是他小时候穿的。洪承畴拿着棉袄,哭了一整夜。
第五章晚年岁月:历史的“填空题”
康熙四年,七十一岁的洪承畴退休了。这时候的他,头发已经全白了,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他在京城买了个小院子,院子里种了棵槐树,每天就在槐树下看书、喝茶,偶尔跟来看他的旧部聊聊天。
有人问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最后悔的是松锦之战,没保住十三万兄弟的命。”有人问他,最骄傲的事是什么。他说:“最骄傲的是,清军入关后,我让他们少杀了一些百姓。”
这时候,关于他的评价还是两极分化。明朝的遗民骂他“汉奸”,清朝的官员夸他“功臣”。有个书生专门跑到他的院子里,指着他的鼻子骂,骂完就跑。随从想去追,洪承畴拦住了:“让他骂吧,他还年轻,不懂乱世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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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康熙皇帝来看他。康熙问他:“先生,你觉得历史会怎么写你?”
洪承畴笑了,指着桌上的笔墨纸砚:“历史就是张白纸,我做的事,就是在上面填了些字。至于字是好是坏,得让后人慢慢看。”
康熙皇帝点点头:“先生说得对。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为大清做的事,朕都记着。”
退休后的第三年,洪承畴病重。临终前,他让家人把那件母亲给的旧棉袄拿出来,盖在身上。他看着棉袄上的补丁,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给他缝衣服的样子,又想起了陕西的灾民、松山的士兵、南方的百姓,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他留下遗言:“死后不要立碑,不要写墓志铭,就把我埋在槐树下,跟普通百姓一样。”
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埋在了院子里的槐树下。没有碑,没有墓志铭,只有一棵槐树,年年春天发芽,秋天落叶。
后来,有人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乱世之中,不求名垂青史,只求问心无愧。保一人,便赚一人;安一地,便赚一地。至于功过是非,交给时间吧。”
几百年来,关于洪承畴的争论从来没停过。有人骂他“叛徒”,有人夸他“务实”,有人说他“无奈”。可不管怎么说,这个在科举考场上为破毛笔慌张的学霸,在陕西为粮草发愁的总督,在松山城下纠结的降将,在清廷里尴尬求生的大臣,始终没忘一件事——实实在在做事,尽量保住更多人的命。
或许,这就是一个“务实派”在乱世里,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吧。就像他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不管风吹雨打,都稳稳地扎根在土里,默默守护着一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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