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佛山人”外传:吴研人先生的幽默人生与笔底风云
第一章雅号横空出——“我佛山人”不是佛山人?
光绪年间的广州街头,要是有人扯着嗓子喊“吴趼人”,大概率只有几个熟稔幕僚圈子的人会回头;可要是慢悠悠吐出“我佛山人”四个字,不管是书坊里的掌柜、茶楼里的茶客,还是穿长衫的穷秀才,保准都能凑过来接话:“哦!是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那位先生?”
这就有意思了——吴研人这辈子,跟“佛山”的直接交集其实少得可怜。他祖籍广东佛山南海县,可打小在广州城里长大,后来又揣着半箱书稿闯了上海,临死前都没怎么正经回“老家”住过。偏生他把“我佛山人”这个雅号捂得比自家存折还紧,写文章落款用它,跟朋友写信署它,连给报社投稿都得在笔名后面缀上“即我佛山人”五个小字,生怕别人把他跟“吴趼人”拆成两个人。
有人好奇追问:“先生您既不在佛山长住,为何偏要认这‘佛山人’的身份?”吴研人呷了口功夫茶,慢悠悠答:“你当我是图佛山的陶瓷好?非也。我这是借佛山的‘火气’——你看那佛山铁匠铺,打铁要烧红了铁,写文章也得烧红了心。我若不做‘佛山人’,怎敢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扒得底朝天?”
这话半真半假。早年他跟着父亲在广东各地当幕僚,见多了官场上的弯弯绕——有官员把“孝敬钱”装在茶叶罐里送上门,转头就说“这是家乡特产”;有县太爷断案,看原告穿绸缎就判原告赢,看被告穿粗布就说“你定是刁民”。这些糟心事堵在他心里,像吃了没洗的葡萄,不吐不快。可他本名“吴沃尧”,字“趼人”,“趼”是脚底老茧的意思,暗指自己“跑遍江湖,磨破脚底”,听着就带着股苦哈哈的劲儿,哪有“我佛山人”来得响亮?来得有股子“你敢做,我就敢说”的硬气?
更妙的是,这雅号还帮他躲过不少麻烦。清末文字狱虽没清初那么凶,但“妄议朝政”的罪名也不是闹着玩的。有次他在报上写了篇《论官场贪污之弊》,把某总督的小舅子贪赃枉法的事儿暗戳戳写了进去,那总督气得拍桌子:“查!是谁写的?”手下人查来查去,只查到“我佛山人”这个笔名,问遍佛山的乡绅、文人,都说“没听过这人”。总督没辙,只能骂句“定是哪个穷酸秀才瞎编”,这事就不了了之。后来吴研人跟朋友聊起这事,拍着大腿笑:“你看,多亏了‘我佛山人’这招牌,我这颗脑袋才没搬家!”
久而久之,“我佛山人”成了他的“第二身份”。有人给他送稿费,信封上写“吴趼人先生收”,他能搁在桌上三天不拆;可要是写“我佛山人先生收”,他立马拆开来数钱,还念叨:“还是这名字亲!”连他儿子小时候都问:“爹,人家都叫你‘我佛山人’,那我是不是‘小佛山人’?”他抱着儿子笑:“你呀,先把‘佛山’的‘火’学明白再说——做人得有火气,不能像面团似的任人捏。”
第二章从“趼人”到作家——磨破的脚底,都成了写作素材
吴研人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折腾”。他二十出头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里没了进项,他只能揣着几封推荐信,从广州跑到上海讨生活。那时候的上海,是“十里洋场”,有穿西装的洋人,有开洋行的买办,也有像他这样揣着才华找饭吃的穷文人。
他一开始找的活计,是在洋行里当“账房先生”,说白了就是帮洋人算算账、写写中文信件。可他这人天生不是坐办公室的料——洋人让他写“这批货物质量上乘”,他偏要在后面加句“就是价格比隔壁洋行贵三成”;洋人让他催客户付款,他倒好,跟客户说“您要是实在没钱,缓几天也没事”。没干三个月,洋行老板就把他叫到跟前,皮笑肉不笑地说:“吴先生,您这性格,适合去写文章,不适合做账。”
丢了工作的吴研人,倒也不慌。他想起自己早年跟着父亲当幕僚时,跑遍了广东的府县,见过的人和事能装满一马车——有农民因为交不起地租,把自家耕牛卖了,转头就去庙里哭;有秀才为了中举,给主考官送了两箱银子,结果还是落榜;还有商人把假药材当真药材卖,害得病号差点丢了命。这些事儿,他都记在小本子上,如今没了活计,倒不如把这些事儿写出来,说不定还能换碗饭吃。
他先给上海的《字林沪报》投稿,笔名就用“趼人”。编辑看他的稿子,写的全是市井里的真事儿,语言又鲜活,不像别的文人那样掉书袋,立马就登了出来。读者看了,都觉得“这写的不就是我身边的事儿吗?”,纷纷写信给报社,让“趼人先生”多写点。
可“趼人”这笔名,总让他觉得缺点啥。有次他在茶馆里听人聊起“我佛山人”的文章,有人说“这先生定是个老学究,不然写不出这么透彻的话”,还有人说“说不定是个退隐的官员,不然怎么知道这么多官场秘闻”。吴研人听着,心里暗笑:“你们都猜错了,我就是个刚丢了工作的穷书生!”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下定决心,把“我佛山人”当成主要笔名——不是为了装腔作势,而是觉得这个名字能让他“放开了写”,不用顾忌别人说“你一个小年轻,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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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的稿子越来越多,题材也越来越广。有写官场的,比如《俏皮话》里,他写个官员“天天拜佛求升官,结果拜错了菩萨,拜成了财神爷”,最后“官没升成,倒贪了不少钱,最后被抓了,还说‘是财神爷让我这么干的’”;有写民间的,比如《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虽然名字听起来像风月小说,可里面写的全是妓女的悲惨遭遇——有妓女被鸨母逼着接客,偷偷攒钱想赎身,结果钱被偷走;有妓女遇到真心喜欢的人,却因为身份悬殊,最后只能跳河自尽。
那时候的上海,文人办报成风,李伯元办的《游戏报》火得不行,吴研人也想办一份自己的报。1901年,他凑了点钱,办了份《汉口日报》,自己当主编,还亲自写社论。可办报这事儿,看着风光,其实苦得很——他每天要写稿子、改稿子、跑印刷厂,有时候忙到后半夜,只能在报社的桌子上趴一会儿。有次他感冒了,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还是坚持写社论,用手写着“今日之中国,如病人膏肓,若不赶紧医治,恐无药可救”,字里行间全是着急。
可惜这报没办多久,就因为没钱倒闭了。吴研人倒也看得开,把报社的桌子椅子卖了,换了几两银子,又回到上海写小说。有人劝他:“你别折腾了,找个稳定的活计多好?”他却笑:“我这‘趼人’的名字,就是磨出来的。脚底磨破了,才能走更远的路;稿子写砸了,才能写出更好的文章。”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构思《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想把自己二十年来看到的、听到的“怪事儿”全写进去,主角就叫“九死一生”,跟他一样,从外地来上海,一路看尽官场的腐败、民间的疾苦、商人的奸诈。为了写这本书,他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每天只吃两顿稀饭,有时候写到激动处,拍着桌子骂,邻居还以为他疯了。有次朋友来看他,见他眼睛红得像兔子,桌上堆着一摞稿子,心疼地说:“你这是拿命在写啊!”他却指着稿子笑:“你看,这些‘怪现状’,要是我不写下来,再过二十年,就没人记得了。我这是在给后人留个‘镜子’,让他们看看,以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第三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吐槽大会”,笑出眼泪又心酸
1903年,《新小说》杂志开始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署名“我佛山人”。谁也没想到,这连载一登,就像往热油里泼了瓢水,整个上海的文人圈、读书界都炸了——有人每天蹲在报馆门口等新刊,有人把连载的稿子剪下来装订成册,还有人拿着稿子跟朋友讨论“这里写的是不是某某官员”。
这本书为啥这么火?因为吴研人写的“怪现状”,全是清末社会的“真实写照”,而且他写得又幽默又尖锐,像把手术刀,把社会的“烂疮”一层层剖开,让你又笑又气,笑完了还得抹把眼泪。
比如书里写个“制台大人”,见了洋人就点头哈腰,跟洋人的翻译说“您要是有事儿,随时来找我,我一定办得妥妥帖帖”;可见了老百姓,立马就摆起架子,老百姓给他磕头,他连眼皮都不抬。有次一个洋人丢了只狗,制台大人立马派了几十个衙役去搜,找了三天三夜,终于把狗找回来了,还亲自把狗送到洋人的公馆,说“让您受惊了,这狗我已经让人洗干净了”。可老百姓丢了孩子,去衙门报案,衙役却骂“你自己看不好孩子,还好意思来麻烦大人”。吴研人在书里写“九死一生”的感受:“我看着制台大人对狗那么亲热,再想想老百姓的遭遇,心里像堵了块石头,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个情节,写个秀才想中举,到处托关系找门路。有人告诉他,主考官喜欢字画,你送幅好字画过去,肯定能中。秀才听了,花了十两银子买了幅假字画,送给主考官。主考官看了,连连称赞“好画!好画!”,结果放榜的时候,秀才还是落榜了。秀才去找送字画的人算账,那人却说“你傻啊!主考官是喜欢字画,可他更喜欢银子!你只送字画,不送银子,怎么能中?”吴研人写这段的时候,加了句评论:“我活了二十年,才知道中举不是看才华,是看银子。这世道,真是怪得没边了!”
书里的“怪现状”,越写越多,越写越离谱——有商人把假酒当好酒卖,喝死了人,却说是“喝的人身体不好”;有官员把公款当私款用,花天酒地,却说是“为了应酬,没办法”;有地主把农民的土地抢走,却说是“农民自愿卖给我的”。这些事儿,在当时的社会里,不是虚构的,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吴研人把它们写进书里,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为了“叫醒”世人——他在书的序言里写:“我写这些事儿,不是为了让大家笑,是为了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什么样。要是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完!”
可他的幽默,也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而是藏在讽刺里的。比如写个贪官被抓了,从他家里搜出几十万两银子,贪官却哭着说“这些银子不是我的,是别人放在我这儿的”。狱卒问他“别人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银子放在你这儿?”贪官说“因为我是清官,别人信任我”。吴研人写“九死一生”听了这话,差点笑出声:“这贪官的脸皮,比城墙还厚。我算是开眼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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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连载了四年,一共写了一百零八回。这本书火了之后,“我佛山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有人说他是“清末第一讽刺小说家”,有人说他是“社会的镜子”,还有人说他是“不怕死的文人”。可吴研人自己却说:“我就是个写小说的,没那么大本事。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希望大家能醒醒,别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有次他去茶馆喝茶,有个老头认出他,凑过来说:“先生,您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每回都看。看的时候,我又笑又哭——笑那些人的荒唐,哭我们的国家怎么变成这样了。”吴研人听了,眼眶一红,说:“老人家,只要还有人能看懂我的书,还有人能为国家着急,我们的国家就还有救。”
第四章办报与交友——“我佛山人”的文人江湖,有笑有泪有热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火了之后,吴研人成了上海文人圈的“香饽饽”——有人请他写稿子,有人请他办报纸,还有人专门来跟他交朋友。其中,跟他关系最好的,要数李伯元。
李伯元比吴研人年长几岁,也是清末着名的小说家,写过《官场现形记》,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的一家茶馆里。李伯元先开口:“久闻‘我佛山人’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吴研人笑着答:“李先生的《官场现形记》,我也拜读过,写得比我好,我还得向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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