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质量要求极高,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当时用的是句读)都要反复核对。有一次,他发现刘攽写的两汉部分里,有一个时间记错了,立马把刘攽叫到洛阳,让他修改。刘攽不服气:“不就是一个小时间吗?至于这么较真吗?”司马光脸一沉:“史书是给后人看的,一个错误就可能误导后人,怎么能不较真?今天你不修改,就别想回去!”刘攽没办法,只好熬夜把错误改了过来。
就这样,司马光和他的“编纂天团”,花了整整十九年时间,终于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纂。这部书一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记载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巨着。宋神宗看了之后,龙颜大悦,亲自为这部书作序,还赐名《资治通鉴》。司马光拿着成书,感慨万千:“十九年啊,我头发都熬白了,终于完成了!”朋友调侃他:“你这十九年,比打仗还累吧?”司马光笑着说:“打仗是保家卫国,编史书是传承文明,都是累并快乐着!”
不过,编完《资治通鉴》后,司马光也落下了一身毛病,眼睛花了,腰也不好,可他还是没闲着。当时王安石的新法还在推行,他虽然在洛阳,却一直关注着朝堂局势,时不时写文章批评新法,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第四章元佑更化:“救时宰相”的“反向操作”
宋神宗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一直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司马光召回京城,任命他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后来又提拔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相当于宰相)。司马光终于从“编纂狂魔”变成了“当朝宰相”,还得了个“救时宰相”的雅号——意思是“拯救时局的宰相”,可他接下来的操作,却让朝野上下都看傻了眼。
司马光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史称“元佑更化”。他几乎是“一刀切”,不管新法好不好,只要是王安石推行的,全给废了。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一个个被取消,气得新法派的大臣们跳脚:“司马光这是公报私仇!他就是因为跟王安石吵不过,现在掌权了就报复!”
其实司马光废除新法,也不是完全公报私仇,主要是他觉得新法确实给百姓带来了负担。比如青苗法,本来是让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官府的钱,利息比高利贷低,可到了地方上,官员为了政绩,强制百姓借钱,最后利息越滚越高,百姓反而更穷了。免役法本来是让百姓交钱免役,可交钱的标准越来越高,普通百姓根本承受不起。所以司马光觉得,这些新法必须废除,才能“拯救时局”。
可他的废除方式实在太“激进”了,连一些支持他的大臣都觉得不妥。比如他的朋友苏轼,就劝他:“君实啊,新法也不是全不好,有些条款还是可以修改一下继续用的,没必要全废了吧?”司马光不听,还跟苏轼吵了起来。苏轼气不过,私下跟人吐槽:“司马光这老夫子,简直是‘不达时宜,唯有书生气’!”这事儿传到司马光耳朵里,他也不生气,只是说:“苏轼年轻,不懂新法的危害,等他看到百姓的苦难,就会明白我的苦心了。”
除了废除新法,司马光还干了一件“千古争议”的事——把王安石新法期间收复的失地,还给了西夏。当时北宋通过熙河开边,收复了兰州、米脂等五座城池,可司马光觉得,这些城池“耗费了大量军费,百姓负担太重”,而且西夏一直想把这些城池要回去,不如还给西夏,换个和平局面。
这个决定一出,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将军们气得拍桌子:“我们流血牺牲收复的城池,凭什么说还就还?”大臣们也劝他:“把城池还给西夏,不仅会让士兵们寒心,还会让西夏觉得我们软弱可欺,以后肯定会再来侵犯!”可司马光就是不听,坚持把五座城池还给了西夏。后来西夏果然得寸进尺,不断骚扰北宋边境,大家都骂司马光“误国”,可他却觉得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执拗宰相”。
不过,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也做了一些好事。他废除了新法中一些确实有害的条款,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他重视人才,提拔了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一批有才华的大臣;他还整顿了官场风气,严惩贪官污吏。有一次,一个官员向他行贿,想谋求一个肥差,司马光当场把行贿的东西扔了出去,怒斥道:“我司马光虽然穷,但也不会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良心!”吓得那个官员屁滚尿流地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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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已经六十六岁了,身体一直不好,可他还是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经常熬夜处理政务。他的妻子劝他:“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别这么拼命,多休息休息吧!”司马光说:“我当宰相是为了百姓,现在时局不稳定,我怎么能休息?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是累死也心甘情愿!”
可惜的是,司马光当宰相还不到一年,就因为积劳成疾,病倒了。宋哲宗和太皇太后高氏都很担心,派了最好的医生来给他治病,可还是没能留住他。元佑元年九月,司马光病逝,享年六十八岁。他去世的消息传来,百姓们都很悲痛,纷纷自发地为他送行,有的甚至哭晕在路边。太皇太后高氏也哭着说:“国家失去了一个栋梁之才啊!”
第五章身后是非:“涑水先生”的千年“人设”
司马光去世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谥号“文正”,这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荣誉。他的老家涑水乡的百姓,为了纪念他,尊称他为“涑水先生”,这个雅号也成了他最广为人知的称呼,比“砸缸小能手”“编纂狂魔”“救时宰相”都要正式。
不过,司马光的身后事,却充满了争议。他去世后,新法派和旧法派的争斗还在继续,新法派的大臣们趁机攻击他,说他“废除新法是误国,归还失地是卖国”,甚至有人提议要剥夺他的谥号。多亏了太皇太后高氏和旧法派大臣的保护,他的谥号才得以保留。
到了南宋,朱熹对司马光评价很高,把他当成“儒家圣人”来推崇,《资治通鉴》也成了官方教科书,司马光的“人设”也越来越正面。可到了近代,有人又觉得司马光“保守固执”,阻碍了北宋的改革进程,是“历史的绊脚石”。
其实,司马光既不是“完美圣人”,也不是“历史罪人”,他只是一个“认死理”的儒家学者,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他砸缸救友,体现了他的机智勇敢;他编纂《资治通鉴》,体现了他的治学严谨;他反对新法,体现了他的民生关怀;他当宰相废除新法,虽然有些激进,但也是出于对百姓的负责。
除了这些“正经事”,司马光的私生活也很有梗。他一生就娶了一个妻子,没有小妾,这在古代官员中是很少见的。他的妻子一直没生孩子,劝他娶个小妾,可他坚决不同意:“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为什么要娶小妾?没有孩子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收养一个侄子嘛!”后来,他果然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有才华的学者。
司马光还很节俭,当了宰相之后,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房子很简陋,衣服也很朴素,吃饭的时候只有几个小菜,从来不大摆宴席。有人劝他:“你现在是宰相了,应该讲究一点,不然别人会说你寒酸!”司马光笑着说:“讲究什么?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了,铺张浪费是可耻的!”他还写了一篇《训俭示康》,教育司马康要勤俭节约,不要追求奢侈享乐。
司马光的幽默细胞,其实一直都在。他晚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喝酒,有人问他:“君实啊,你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什么?”司马光想了想,说:“最遗憾的就是没能亲眼看到《资治通鉴》被更多人读到,还有就是,砸缸那事儿,居然成了我这辈子最出名的事,你们就不能记住我编史书的功劳吗?”朋友们哈哈大笑:“谁让你砸缸那事儿太出圈了呢?不过你放心,《资治通鉴》肯定会流传千古的!”
果然,《资治通鉴》流传了一千多年,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司马光也因为这部书,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而他的那些雅号——“砸缸救友小能手”“执拗中丞”“资治通鉴编纂狂魔”“救时宰相”“涑水先生”,也一个个流传了下来,成了他人生的生动注脚。
一千多年后,当我们提起司马光,可能还是会先想到“砸缸”,但只要我们翻开《资治通鉴》,就会看到一个治学严谨、心怀天下的“涑水先生”。他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不管是当神童、当官员、当学者,都要坚持自己的初心,做一个正直、善良、有担当的人——哪怕有时候会显得很“执拗”,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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