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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顾曲周郎周彦邦（第1页）

顾曲周郎周邦彦：宋朝“音乐卷王”的职场与词坛双开挂人生

第一章钱塘少年：天生带“音律雷达”，把街坊听懵的“小顾曲”

北宋嘉佑三年（1058年），钱塘（今杭州）周家添了个胖小子，爹给取名“邦彦”，字“美成”——意思是“品行美好，成就不凡”。谁也没想到，这小子后来的“不凡”，没先体现在品行上，倒先砸在了“听曲子”上，直接把“顾曲周郎”的名号从三国周瑜那儿，硬生生抢成了自己的专属标签。

周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是书香门第，爹是个小官，闲时爱摆弄些古琴、笛子，家里总飘着些断断续续的曲调。别的小孩三岁玩“抓石子”，周邦彦三岁就蹲在爹的琴旁边，眼睛直勾勾盯着琴弦；别的小孩五岁学“背唐诗”，他五岁能跟着爹的笛声，哼出完整的调子；到了七岁，这孩子直接进化成了“行走的音律检测仪”，街坊邻居谁要是唱个小曲、吹个笛子，只要音准差半分，他准能从院子里跑出来“纠错”。

有一回，隔壁卖豆腐的王大爷，收摊后坐在门口吹笛子，吹的是当时流行的《鹧鸪天》，正吹到兴头上，就听见隔壁院传来个奶声奶气的声音：“王大爷，您刚才吹到‘彩袖殷勤捧玉钟’那句，‘玉钟’的‘钟’字，音高了半度，跟您早上磨豆腐的石磨声都不搭！”

王大爷手一抖，笛子差点掉地上。他揉了揉耳朵，再吹一遍，果然发现自己刚才气没憋足，音真的飘了。周围看热闹的街坊都乐了：“老周啊，你家这小子是通了‘音乐神’吧？连半度音都能听出来！”周爹也纳闷，这孩子没正经学过音律，怎么就跟长了“顺风耳”似的？后来才发现，周邦彦只要听见曲子，就会跟着打拍子，连走路都踩着节奏，吃饭时筷子敲碗，都能敲出《霓裳羽衣曲》的片段——这哪儿是“喜欢音乐”，这是把“音律”刻进DNA里了。

到了十岁，周邦彦已经不满足于“纠错”，开始自己“改曲子”。那时候钱塘有个戏班，唱的《浣溪沙》调子老套，没人爱听。周邦彦跑去后台，跟班主说：“我能给你们改改调子，保证听完的人都想再听一遍。”班主以为他是小孩胡闹，没搭理他。结果周邦彦蹲在后台，听了三天戏，把《浣溪沙》的调子拆成了“起承转合”四部分，重新编了过门，还加了个笛子的华彩段。

第四天，他拉着戏班的乐师，在后台唱了一遍改后的调子。乐师们一听，眼睛都亮了——原来的调子像“白开水”，改完后像“加了蜜的桂花茶”，又顺耳又有层次。班主赶紧让戏班照着唱，果然，当天台下的掌声比平时多了三倍，还有人专门来问：“你们这《浣溪沙》的调子，是哪个先生编的？太好听了！”班主指着后台的周邦彦，笑着说：“不是先生，是我们钱塘的‘小顾曲’！”

“顾曲”这俩字，最早说的是三国的周瑜，说他只要听人奏乐，哪怕喝多了酒，也能听出对错，所以叫“曲有误，周郎顾”。现在钱塘人把这俩字安在周邦彦身上，还加了个“小”字，既夸他懂音律，又透着点疼惜——这孩子啊，别的不爱，就爱“琢磨曲子”，以后怕是要成“大顾曲”哟！

那时候的周邦彦，还不知道“大顾曲”的名号会伴随他一辈子，他只知道，只要一听见曲子，心里就像开了朵花，比吃了钱塘最甜的桂花糕还开心。他把爹的古琴、笛子都摸了个遍，还自己找了些古乐谱，对着阳光看，试图破解里面的“音律密码”。有人跟他说：“邦彦啊，你这么喜欢曲子，以后能当饭吃吗？还是好好读书考科举，当个官才是正经事。”周邦彦眨眨眼，说：“读书考科举我也会，但曲子，我也不能丢——说不定以后当官能用上呢？”

谁也没想到，这话还真让他说中了。后来的周邦彦，还真把“顾曲”的本事，玩成了官场和词坛的“双buff”。

第二章汴京初体验：从“高考状元预备役”到“皇家音乐差评师”

二十岁的周邦彦，背着一箱子词稿和乐谱，从钱塘跑到了汴京（今开封）——北宋的都城，也是当时的“音乐之都”。这里有全天下最好的乐师、最火的戏班，还有皇帝亲自管的“音乐机构”，简直是周邦彦的“快乐老家”。

不过，周邦彦来汴京，首要任务不是“玩音乐”，是“考科举”。毕竟在宋朝，再牛的“顾曲”，没有科举功名，也只能是“民间音乐人”，进不了主流圈子。周邦彦的脑子很灵光，读书也不差，尤其是写文章，又有文采又有逻辑，连当时的文坛大佬王安石都夸过他的文章“有古风”。

可没想到，第一次科举，周邦彦居然落榜了。不是因为文章写得不好，是因为他在考卷里，偷偷加了一段“音律见解”——他觉得当时科举考试里的“雅乐”（官方音乐）太死板，建议改改调子。考官一看，这小子怎么回事？科举考的是治国理政，你跟我聊“怎么改曲子”？直接把他的卷子划成了“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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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倒不气馁，他跟朋友说：“没事，今年没中，明年再来——不过那雅乐是真的该改，太闷了，跟念经似的。”第二年，他吸取教训，卷子上只写“正经话”，果然中了进士，而且名次还不低，成了“太学正”——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老师”，虽然官不大，但能接触到京城的文人圈子，还能经常听到皇家的“雅乐”。

这一接触，周邦彦的“顾曲”本性又暴露了。当时汴京的皇家乐师，都是“老资格”，觉得自己的曲子“天衣无缝”，没人敢挑错。可周邦彦偏不，只要听到皇家乐师奏乐，不管是在朝堂上还是在宴会上，他都能找出“bug”。

有一次，宋神宗办宴会，让乐师奏《黄钟宫》——这是皇家最隆重的曲子，相当于现在的“国歌”。乐师们奏得正起劲，周邦彦突然站了起来，对着神宗拱手说：“陛下，刚才乐师奏的《黄钟宫》，最后一段的‘变宫音’高了半分，跟‘宫音’冲突了，听起来有点刺耳，应该调低一点。”

满殿的人都惊呆了——这小子是不是疯了？敢在皇帝的宴会上挑皇家乐师的错？乐师们脸都白了，赶紧跪下说：“陛下，我们奏了几十年《黄钟宫》，从来没错过，这是周太学正看错了！”

宋神宗倒挺好奇，让乐师再奏一遍，自己仔细听。还真别说，第二遍奏到最后一段，神宗也听出有点“别扭”——不是他懂音律，是周邦彦提醒后，他特意留心了。神宗笑着说：“周邦彦，你倒是说说，该怎么调？”

周邦彦也不怯场，走到乐师旁边，拿起笛子，当场吹了一遍改后的《黄钟宫》最后一段。改完后，曲子果然顺耳多了，像“堵了很久的水管突然通了”。神宗拍手叫好：“好一个‘顾曲周郎’！没想到你不仅会写文章，还这么懂音律——以后皇家的乐师，就归你管了，有不对的地方，你尽管指出来！”

就这么着，周邦彦从“太学正”，变成了“皇家音乐差评师”，不对，是“皇家音乐顾问”。乐师们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这小子“毛头小子懂什么”，可跟周邦彦相处久了，才发现他是真的“牛”——不管是古乐谱还是新曲子，他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甚至能把失传的古曲“复原”出来。

有一次，乐师们找到了一份唐代的《霓裳羽衣曲》残谱，拼来拼去都拼不全，急得团团转。周邦彦听说了，把残谱拿回家，研究了三天三夜，不仅补全了谱子，还根据唐朝的音律，调整了几个不适合北宋乐器的音。乐师们照着谱子一奏，当场就有人哭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霓裳羽衣曲》啊！跟史书上写的一模一样！周先生，您这‘顾曲周郎’的名号，真是实至名归！”

从那以后，汴京的文人圈子里，没人再叫周邦彦的名字，都叫他“顾曲周郎”。连当时的大词人苏轼，都特意找他喝酒，跟他聊音律。苏轼说：“我写的词，要是能让你谱个曲，那才叫真的好。”周邦彦笑着说：“苏先生的词，本身就有音律感，我谱曲只是‘锦上添花’——不过您要是不介意，我倒想给您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改改调子，让它更有气势。”

就这么着，周邦彦在汴京的“职场路”，因为“顾曲”的本事，走得越来越顺。不过，他也不是只懂音乐的“书呆子”，他还懂“职场生存法则”——比如给皇帝写词，既要写得好，又要符合皇帝的口味，还要把自己的音律见解藏在里面，让皇帝不知不觉就接受了他的“音乐改革”。

比如宋神宗喜欢“大气”的曲子，周邦彦就写了《汴都赋》，不仅夸汴京繁华，还把里面的句子谱成了大气的调子，神宗听了龙颜大悦，直接把他升了官。有人说周邦彦“会拍马屁”，周邦彦却不这么认为：“我是把‘顾曲’的本事，用在了正经事上——皇帝喜欢，乐师能进步，老百姓能听到好曲子，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第三章大晟府风云：宋朝“国家音乐总局”的“首席卷王”

元佑年间，北宋成立了一个专门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这地方相当于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国家交响乐团+音乐版权局”，负责制定全国的音乐标准、培养乐师、创作官方曲子，是当时全天下音乐人最向往的“圣地”。而周邦彦，因为“顾曲周郎”的名声太大，被直接任命为“大晟府提举”——相当于“首席音乐官”，妥妥的“音乐圈顶流管理层”。

刚进大晟府，周邦彦就发现这里的“问题”不少：乐师们各吹各的调，没有统一的音律标准；曲子要么太老，要么太俗，没有“官方范儿”；甚至连乐器的音高，都没有统一的校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管理混乱，缺乏标准化”。

周邦彦一上任，就搞了个“音乐标准化改革”，把“顾曲”的较真发挥到了极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校准乐器”。他找了最好的工匠，按照古代的“十二律”（相当于现在的“十二平均律”），做了一套“标准乐器”，比如“黄钟律管”“太簇琵琶”，让所有乐师的乐器都照着这个标准调——以后不管是在汴京还是在地方，只要是官方乐师，奏出来的音都得一样，不能再“各吹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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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老乐师不服气，说：“我奏了一辈子琴，我的琴音就是标准，凭什么要跟你的‘标准乐器’调？”周邦彦也不跟他吵，就把自己的“标准琴”和老乐师的琴放在一起，各奏一遍《高山流水》。结果老乐师的琴，因为音高不准，奏到“流水”那段，听起来像“断了线的珠子”，而周邦彦的“标准琴”，奏出来的“流水”又连贯又流畅，像真的泉水在流。老乐师脸一红，赶紧把自己的琴拿去校准了。

解决了“乐器标准”，周邦彦又开始“创作新曲”。他觉得当时的官方曲子，要么是“歌颂皇帝”的“主旋律”，太生硬；要么是“风花雪月”的“小情调”，太轻浮，没有“雅俗共赏”的好曲子。于是他亲自上阵，又写词又谱曲，创作出了一大批“大晟府新声”，比如《兰陵王·柳》《六丑·蔷薇谢后作》《瑞龙吟·章台路》，每一首都成了“爆款”。

就说《兰陵王·柳》吧，这首词写的是“离别”，但周邦彦谱的调子，既不悲伤也不轻快，而是带着一种“淡淡的惆怅”，像春天的柳丝，又软又长，绕在心里。曲子一出来，不仅大晟府的乐师爱奏，汴京的戏班爱唱，连老百姓都爱听——有个卖包子的小贩，每天早上都一边蒸包子，一边哼《兰陵王·柳》，结果他的包子卖得比别人快，因为“听着曲子买包子，连包子都变香了”。

周邦彦还在大晟府搞了个“乐师培训班”，亲自教乐师们“顾曲”的本事。他教的不是“怎么吹得好听”，而是“怎么听出错”——他会故意在奏乐时，让一个乐师“出错音”，然后让其他乐师找出来，谁找得快、找得准，就有奖励（比如一本他手写的乐谱）。

有一次，他让乐师们奏《六丑·蔷薇谢后作》，故意让吹箫的乐师把“蔷薇谢”的“谢”字，音低了半度。刚奏完，一个年轻的乐师就站起来说：“先生，吹箫的李师傅，刚才‘蔷薇谢’的‘谢’字，音低了半度，像蔷薇花谢得太急，少了点‘慢落’的感觉。”周邦彦点点头，把自己手写的《六丑》乐谱递给了他：“不错，你这‘顾曲’的本事，快赶上我了——以后好好学，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顾曲周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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