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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谭嗣同（第1页）

剑与笔的狂歌：谭嗣同的热血与“非主流”人生

第一章不按常理出牌的“官二代”：少年谭嗣同的“叛逆养成记”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种“破罐子还没彻底破，但裂纹已经爬满全身”的尴尬境地。鸦片战争的硝烟刚散，太平天国的烽火又歇，清廷的官员们一边抱着“天朝上国”的残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洋枪洋炮的现实。就在这样一个新旧撕扯的年份——1865年，湖南浏阳的谭家大院里，一个男婴的啼哭打破了午后的沉寂。

这个男婴就是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是后来官至湖北巡抚的“封疆大吏”，标准的“高干家庭”出身。按照常理，这样的家庭会把孩子往“科举状元”的路子上猛推：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四书，七岁写八股，十几岁考秀才，一路打怪升级成朝廷栋梁。但谭嗣同的人生剧本，从一开始就没按“常理”走。

谭嗣同的童年，堪称“多灾多难版的逆袭起点”。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徐氏就带着他和兄长去北京投奔父亲，结果路上遭遇瘟疫，兄长和母亲先后病逝。年仅五岁的谭嗣同跟着父亲回京，没过几年，父亲续弦，继母刘氏对他算不上刻薄，但也绝无温情。用他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这种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反倒养出了他骨子里的“野劲儿”——别人规规矩矩学写字，他偷偷跑去看江湖艺人练剑；别人摇头晃脑背《论语》，他捧着《水浒传》看得热血沸腾。

父亲谭继洵是个典型的“老派官僚”，一辈子谨小慎微，最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眼看儿子整天“不务正业”，老谭头急得跳脚，硬把谭嗣同按在书桌前，请来当地有名的塾师授课。可谭嗣同是个“顺毛驴”，越逼越叛逆。塾师讲“君为臣纲”，他就插一句“君若不君，臣何以臣？”；塾师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他立马反驳“班昭续汉书，难道也是无才？”气得塾师换了一个又一个，都直呼“此子不可教也”。

不过，谭嗣同虽然叛逆，却不是“学渣”。他脑子转得快，记性还好，只是不屑于学那些“之乎者也”的八股文。12岁那年，他拜了当地一位叫欧阳中鹄的学者为师。欧阳中鹄可不是一般的塾师，他思想开明，不仅教经书，还教算学、地理，甚至会跟学生聊“西洋诸国何以强”。这下可算对上了谭嗣同的胃口，他每天抱着书读到深夜，有时候还会跟老师争论到天亮。欧阳中鹄后来回忆说：“嗣同少年时，便有‘为天地立心’之志，其狂其智，异于常人。”

除了读书，谭嗣同还有个更“非主流”的爱好——练剑。他觉得“文人只会舞文弄墨，遇乱世则束手无策”，所以非要学一身武艺。父亲不允许，他就偷偷攒钱，找了个江湖上的武师偷偷学艺。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练扎马步、耍长剑，练得浑身是伤也不喊疼。后来他游历各地，还专门去拜访过有名的剑客，甚至跟人比过剑，虽然没成为“武林高手”，但一身侠气倒是练了出来。多年后，他在诗里写“剑胆琴心谁可语”，这“剑胆”二字，可不是凭空来的。

1877年，12岁的谭嗣同遭遇了人生中又一场大难——北京爆发了一场特大瘟疫。他不幸被传染，高烧昏迷了三天三夜，家里人都以为他没救了，甚至已经准备了棺材。结果第四天，他居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这场大病让他捡回一条命，也让他对“生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后来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壮飞”，大概就是觉得“死过一次，更要活得轰轰烈烈”。

少年时期的谭嗣同，就像一棵长在石缝里的树，没人给他规定生长方向，他就朝着阳光拼命钻。他不读死书，不慕虚名，爱剑爱书更爱自由。谁也没想到，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官二代，将来会用自己的生命，给那个死气沉沉的时代，划开一道刺眼的光芒。

第二章仗剑走天涯：在山河破碎中找答案

1884年，19岁的谭嗣同做出了一个让父亲谭继洵大跌眼镜的决定：放弃科举备考，出门“游天下”。

这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要知道，“科举取士”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正途”，像谭家这样的官宦家庭，更是把科举看得比命还重。谭继洵气得拍桌子：“你不考功名，将来如何立身？如何光耀门楣？”谭嗣同却梗着脖子反驳：“如今国家都快亡了，还谈什么光耀门楣？我要去看看这天下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

最终，谭继洵拗不过儿子，只能给了他一笔钱，放他出门。就这样，谭嗣同背着一把剑、几本书，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漫游生涯”。这十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从直隶到甘肃，从陕西到河南，从湖北到江苏，走了不下十六个省，行程超过三万里。

这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更不是游山玩水。当时的中国，刚经历了中法战争的惨败，割地赔款的消息不断传来，民间更是民不聊生。谭嗣同每到一个地方，都不往官府里钻，反而专找农民、工匠、商贩聊天，看他们怎么生活，听他们怎么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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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他看到官府为了搜刮军饷，把农民的粮食抢得一干二净，老百姓只能挖草根、吃树皮；在陕西，他碰到一群破产的手工业者，哭诉洋人的机器织出来的布又好又便宜，自己的土布根本卖不出去，只能流落街头；在江苏，他亲眼目睹外国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撞，中国水兵却只能站在岸边眼睁睁看着，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这些景象像一把把刀子，扎在谭嗣同的心上。他以前在书里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觉得是文人的夸张，现在才知道，现实比书本残酷一百倍。有一次，他在河南乡下碰到一个老人，老人告诉他：“俺们不怕穷，就怕洋人来抢，官府来逼。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谭嗣同听了，当场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了老人，转身就对着黄河大哭了一场。

十年漫游，谭嗣同不仅看到了山河破碎，也找到了问题的“病根”。他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不仅仅是因为“武器不如人”，更因为“思想太僵化”“制度太腐朽”。那些当官的要么像他父亲那样“明哲保身”，要么贪赃枉法，根本没人真心为国家着想；老百姓要么被“愚民政策”弄得麻木不仁，要么敢怒不敢言。要救中国，光靠“练剑”不行，光靠“读书”也不行，必须得“变法”——变思想，变制度，变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

在漫游的过程中，谭嗣同还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后来成为维新派骨干的唐才常，两人一见如故，天天在一起聊国家大事，还约定“将来若有变故，必同生死，共进退”。还有一位叫涂启先的学者，给谭嗣同推荐了很多“西学”书籍，比如《万国公法》《天演论》（当时还没正式出版，只有手抄本）。谭嗣同第一次知道，原来外国不仅有洋枪洋炮，还有“民权”“民主”这样的新鲜玩意儿，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变法图强”的想法。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消息传到谭嗣同耳朵里时，他正在湖南老家。当他听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要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赔偿两亿两白银时，气得当场砸碎了自己心爱的剑鞘。他在给唐才常的信里写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那种绝望和愤怒，几乎要从纸上溢出来。

这一年，谭嗣同已经30岁了。十年漫游的热血和激情，在《马关条约》的刺激下，彻底爆发。他知道，“空谈救国”没用了，必须“实干”。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漫游生涯，回到家乡，开始着手做一件“大事”——办学校，开学会，传播维新思想，为变法培养人才。

从“仗剑走天涯”的浪子，到“立志救中国”的志士，十年时光，谭嗣同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蜕变。他脚下的路，从山河大地，走到了“变法维新”的前沿。而这条路，注定比漫游更凶险，也更壮烈。

第三章湖南风云：变法试验田的“操盘手”

1895年，谭嗣同回到湖南浏阳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砸旧的，立新的”。

当时的湖南，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科举还是“硬通货”，私塾里教的还是八股文，老百姓对“西学”“变法”这些词，要么听不懂，要么觉得是“异端邪说”。谭嗣同知道，要改变这种局面，得先从“教育”下手——只有让更多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变法才有基础。

他首先盯上的是浏阳的“南台书院”。这是当地最有名的书院，但教的全是老一套。谭嗣同找到书院的山长（校长），提出要“改革课程”，加开算学、格致（物理化学）、外语这些“新科目”。山长当场就翻脸了：“书院是培养圣贤的地方，学那些洋玩意儿有什么用？你这是败坏学风！”

软的不行来硬的。谭嗣同干脆联合唐才常等几个朋友，自己凑钱，在浏阳办了一所“算学馆”。这可是湖南第一所专门教“西学”的学校，消息一传开，立马炸了锅。保守派骂他们“崇洋媚外”“离经叛道”，甚至有人扬言要砸了算学馆。谭嗣同毫不畏惧，每天亲自去算学馆讲课，还拿着算筹、罗盘给学生演示，跟保守派公开辩论：“洋人能造火车、轮船，靠的就是算学；我们要造枪炮、修铁路，不学算学行吗？”

渐渐地，算学馆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仅浏阳的学生来报名，连附近州县的人都慕名而来。谭嗣同趁热打铁，又办了一份《湘学报》，专门刊登介绍西学、谈论变法的文章。他自己也经常撰稿，文章写得锋芒毕露，比如在《论中国之存亡》里，他直接骂清廷“昏庸无能”，呼吁“开民智、兴民权”。这份报纸销量一路飙升，连湖北、江西的人都争相订阅。

1897年，一个“大靠山”来了——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当时清廷里少有的“开明官”，他早就听说了谭嗣同的名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找谭嗣同“共谋大事”。两人一见如故，陈宝箴拍着谭嗣同的肩膀说：“湖南就交给你折腾了，我给你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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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巡抚的支持，谭嗣同的变法步伐迈得更大了。他牵头成立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来当总教习，专门培养维新人才。这所学堂简直是“叛逆集中营”：教材用的是西学着作，课堂上可以骂皇帝、批孔子，学生们还组织了“南学会”，每周开辩论会，聊的全是“如何变法”“如何民权”。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时务学堂的学生，个个都像小老虎，眼里全是救国的光。”

除了教育，谭嗣同还在湖南搞起了“实业改革”。他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钱，变法就是空谈。于是，他联合当地士绅，创办了“湖南内河小轮船公司”，开通了长沙到汉口的航线；还办了“矿务总局”，开采湖南的煤、铁矿产；甚至建了“电报局”，让湖南跟外界的联系更快捷。这些举措不仅赚了钱，还让湖南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变法的好处”——以前从长沙到汉口要走半个月，现在坐轮船只要三天；以前挖矿靠人力，现在用机器，效率翻了十倍。

不过，变法越成功，谭嗣同得罪的人就越多。保守派恨他恨得牙痒痒，背地里骂他“谭疯子”，还编了顺口溜：“谭嗣同，瞎折腾，毁祖宗，害百姓。”有一次，一群保守派文人聚集在岳麓书院，要跟谭嗣同“论战”。谭嗣同单枪匹马赴会，面对几十人的围攻，他舌战群儒，把保守派的论点一个个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一个老秀才气得发抖：“你就不怕遭天谴吗？”谭嗣同冷笑一声：“若能救中国，天谴又何妨？”

这场“岳麓论战”让谭嗣同的名声传遍了全国，也传到了光绪皇帝的耳朵里。光绪帝当时正想搞变法，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手，听说湖南有个“谭嗣同”搞得风生水起，立马下旨，召谭嗣同进京。

1898年6月，谭嗣同接到圣旨时，正在时务学堂给学生讲课。他放下课本，对学生们说：“朝廷召我进京，这是变法的好机会。我此去，若成，必带大家共兴中华；若败，便以我血醒国人。”学生们哭着挽留，谭嗣同却笑着挥挥手，背上那把伴随他多年的剑，踏上了北上的路。

他不知道的是，北京等待他的，不是变法成功的荣光，而是一个万丈深渊。但他更不知道的是，他在湖南播下的变法种子，后来会长成参天大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第四章京华惊变：百日维新里的“拼命三郎”

1898年7月，谭嗣同抵达北京。刚一进城，他就感受到了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氛围。

一方面，光绪皇帝对维新派充满期待。谭嗣同进京第三天，就被光绪召见。光绪帝虽然只有27岁，但常年被慈禧太后压制，早就想通过变法夺回权力，振兴国家。他见到谭嗣同，开门见山就问：“湖南变法，你做得很好。如今全国变法，该从何处下手？”

谭嗣同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一口气说了三条：“第一，废八股，改科举，让读书人学有用的东西；第二，裁冗官，撤没用的衙门，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练新军，造新枪，强兵才能强国。”光绪帝听得频频点头，当场任命谭嗣同为“军机章京上行走”，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秘书”，直接参与变法事宜，官阶虽然不高，但权力不小。

能得到皇帝的信任，谭嗣同激动得几晚没睡着觉。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变法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当时维新派的核心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但康有为擅长“顶层设计”，梁启超擅长“宣传鼓动”，真正“干脏活累活”的，是谭嗣同。

他每天天不亮就进宫，帮光绪帝起草诏书；白天跟其他维新派大臣商量变法细节，还要应对保守派的刁难；晚上回到住处，还要批改各地寄来的变法奏折，经常忙到后半夜。有一次，他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累得在书桌前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诏书。梁启超劝他休息，他却说：“变法如救火，多睡一分钟，国家就多一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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