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圣苏轼:千年第一“顶流”的雅号江湖
如果把北宋文坛比作一场“选秀”,苏轼绝对是断层C位——论作词,他是开宗立派的“词圣”;论做饭,他是“东坡菜系”创始人;论心态,他是“贬到哪乐到哪”的乐天派;论社交,他能跟和尚互怼、跟百姓唠嗑,连皇帝都偷偷收藏他的文章。这位千年难遇的“全才”,一生攒下的雅号比他写的词还多,每一个雅号背后,都是一段让人笑到捧腹又忍不住心疼的故事。今天咱们就顺着他的人生轨迹,扒一扒这位“古代顶流”的雅号江湖,看看他是怎么把“贬谪剧本”演成“美食+诗词Vlog”的。
第一章少年“苏贤良”:科举考场的“黑马选手”
苏轼这辈子的“开挂”,从少年时就藏不住了。他出生在四川眉山,爹苏洵是“唐宋八大家”里出了名的“大器晚成选手”(二十七岁才开始读书),弟弟苏辙是“稳重学霸”,而苏轼呢?是家里最跳脱的“天才顽童”——既能跟着爹读《论语》,也能偷偷爬树掏鸟窝,还会跟小伙伴赌“谁先背完《蜀道难》谁赢一颗糖”。
不过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是嘉佑二年的科举考试。那年他才二十出头,跟着爹和弟弟一起去京城赶考,主考官是文坛大佬欧阳修。当时欧阳修正在推行“文风改革”,看不惯那些堆砌辞藻、空洞无物的文章,结果翻开苏轼的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一眼就被惊艳了——文章逻辑清晰,观点犀利,还带点“不按常理出牌”的灵气。欧阳修越看越喜欢,忍不住跟副手梅尧臣说:“这文章写得也太好了,我看像我弟子曾巩写的,要是给第一,怕别人说我偏心,不如给个第二?”
结果放榜那天,欧阳修傻眼了:写“第二”文章的不是曾巩,是个叫苏轼的四川小伙子!欧阳修又惊又喜,逢人就夸:“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思是“我得给这年轻人让条路,将来他肯定比我厉害”。这话一传开,苏轼瞬间成了京城文人圈的“新星”,还得了个雅号——“苏贤良”。
为啥叫“苏贤良”?因为他后来又考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相当于北宋的“公务员复试”),考的是对国家政策的看法,苏轼一口气写了二十五篇策论,从民生到军事,说得头头是道,连皇帝宋仁宗都拍着桌子跟皇后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指苏轼和苏辙)。不过这时候的苏轼,还没意识到“贤良”这个雅号背后,藏着官场的“坑”——毕竟太会说话,有时候也容易“祸从口出”。
年轻的“苏贤良”当时还是个“职场萌新”,满脑子都是“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没想着搞“办公室政治”。有次他跟同事去逛街,看到一家茶馆挂着“天下第一茶”的招牌,同事调侃他:“苏贤良,你写文章天下第一,这茶敢称天下第一,你不评评?”苏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悠悠说:“这茶嘛,要是我写的文章是‘天下第一’,这茶顶多是‘天下第二’——因为它没我写的文章解渴。”逗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也难怪后来他走到哪,都有人愿意跟他交朋友。
第二章“东坡居士”:从“朝廷官员”到“农场主”的跨界
如果说“苏贤良”是苏轼的“职场初体验”,那“东坡居士”就是他人生的“中场转型”——而且是被迫转型。这事儿得从“乌台诗案”说起,简单讲就是:苏轼被贬到湖州当知州,写了篇《湖州谢上表》,里面有句“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结果被一群“新党”官员抓住把柄,说他“讽刺朝廷”,把他抓进京城大牢,一关就是四个月。
这是苏轼人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翻车”,差点掉了脑袋。多亏了他的弟弟苏辙哭着上书“愿纳还官职,以赎兄罪”,还有太皇太后出面说情,最后才保住性命,被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这是个没实权的闲职,相当于“朝廷编外人员”,工资还特别低。
刚到黄州的时候,苏轼也emo过几天。看着窗外的长江,他写“大江东去,浪淘尽”,表面上是怀古,其实心里在琢磨:“我这一辈子,难道就这么完了?”不过emo归emo,苏轼的“吃货本性”和“乐观基因”很快就上线了——没钱买肉,他就去菜市场买没人要的“黄州猪肉”,琢磨着怎么把“廉价食材”做成美味;没地方住,他就在城东的山坡上盖了间草屋,取名“东坡雪堂”。
有天他扛着锄头在山坡上种地,邻居大爷路过问他:“苏大人,您这是当起农民了?”苏轼擦了擦汗,笑着说:“什么大人不大人,我现在就是个‘东坡居士’——住在东坡,种种地,挺好。”“东坡居士”这个雅号,就这么传开了。
这个雅号可不是随便取的,里面藏着苏轼的“人生智慧”。“居士”是古代文人对自己的谦称,而“东坡”呢?一来是他种地的地方,二来是致敬他的偶像白居易——白居易被贬江州时,也在城东种过地,还写过“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苏轼用这个雅号告诉自己:“连白居易都能在逆境里找到乐子,我凭啥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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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东坡居士”的黄州生活,活成了北宋版的“田园Vlog”:早上扛着锄头去种地,中午回家研究“东坡肉”(做法是“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晚上邀几个朋友来雪堂喝酒,喝嗨了就写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是在这时候写的。有次他跟朋友去赤壁游玩,看着江水滔滔,突然诗兴大发,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完还跟朋友炫耀:“你看我这词,比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怎么样?”朋友笑着说:“柳永的词是给歌女唱的,你这词得配着酒,对着大江唱才够味!”
后来“东坡居士”这个雅号,成了苏轼最广为人知的称呼,甚至比他的本名还出名。为啥?因为这个雅号里,藏着他最可爱的样子——不是高高在上的“苏贤良”,也不是后来的“词圣”,就是一个能扛锄头、会做肉、爱喝酒的“普通人”,却把普通人的日子过成了诗。
第三章杭州“治水美食双达人”:苏堤与“东坡羹”的故事
苏轼的人生就像“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贬谪地会带来什么惊喜。黄州之后,他又被调到汝州、登州,最后终于回到了“大城市”杭州——这次他的身份是“杭州知州”,相当于现在的“杭州市长”。
杭州这地方,苏轼早就熟——年轻时他曾在杭州当通判,那时候就爱上了西湖的美景。不过这次回来,西湖可没给他“好脸色”:因为常年没人治理,西湖里的水草疯长,都快把湖面堵满了,老百姓喝水都成问题。苏轼一看这情况,拍板决定:“修堤!把西湖里的水草清了,再修一条堤把西湖分成两半,既方便灌溉,又能当风景。”
这就是后来的“苏堤”。修堤的时候,苏轼天天往工地上跑,一会儿跟工匠商量“堤要修多宽”,一会儿跟百姓唠嗑“你们觉得这堤叫啥名好”。有次工匠们嫌天气热,干活没力气,苏轼就琢磨着给大家做“解暑饭”——他把大米、蔬菜、豆子放在一起煮,再加点调料,做成了一锅“杂烩饭”,工匠们吃了都说:“苏大人做的饭,比家里的还香!”这就是“东坡羹”的由来。
“东坡羹”跟“东坡肉”不一样,它是“素食版”的“东坡美食”,做法简单又营养,很快就在杭州百姓中传开了。老百姓都调侃苏轼:“咱们苏大人,不仅会治水,还会做饭,真是‘治水美食双达人’!”
除了修堤和做羹,苏轼在杭州还干了件“接地气”的事——建“安乐坊”。当时杭州流行瘟疫,老百姓没钱看病,苏轼就拿出自己的俸禄,在城里建了座医院,免费给百姓看病抓药。安乐坊里的医生,都是苏轼从各地请来的“名医”,药品也是他亲自把关采购的。有次一个老太太来治病,拉着苏轼的手说:“苏大人,您真是活菩萨啊!”苏轼笑着说:“我不是活菩萨,我就是个会治西湖、会做羹的‘东坡居士’。”
在杭州的日子,苏轼把“当官”当成了“过日子”——他不搞“形式主义”,不摆“官架子”,而是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所以后来百姓们提起他,除了“东坡居士”,还会叫他“苏杭州”——这个雅号,没有“贤良”那么文雅,也没有“词圣”那么响亮,却满是百姓对他的“偏爱”。
有次苏轼跟朋友在西湖上划船,看到湖边的百姓在唱他写的词,朋友问他:“你看你,当官能让百姓爱戴,写词能让百姓传唱,还有啥不满足的?”苏轼喝了口酒,指着西湖说:“我满足的不是当多大官,是能让这西湖一直美下去,让百姓能吃上饭、看好病——这比写十首好词都强。”
第四章惠州“荔枝推广大使”与儋州“生蚝保密局局长”
苏轼的“贬谪之路”,越走越远——杭州之后,他又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最后甚至被贬到了“天涯海角”儋州(今海南儋州)。这两个地方,在北宋的时候都是“偏远地区”,条件艰苦得很:惠州夏天热得像蒸笼,儋州更是“鸟不拉屎”,连大米都很难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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