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中国历史上最硬核的“盲写”开始了。每天早上,弟子们把竹简铺好,磨好墨,左丘明坐在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回忆:“周穆王西征的时候,去过昆仑山,见过西王母,西王母跟他说……”弟子们就拿着笔,在竹简上写,写错了左丘明会听出来:“不对,‘西王母’的‘母’字,下面是‘女’,不是‘子’,改过来。”有时候弟子记漏了,左丘明会提醒:“刚才我说的‘齐桓公与管仲论相’,还有一句‘任人唯贤,不避亲仇’,没写吧?”弟子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您的脑子就是‘活竹简’啊!”
他要写的这本书,叫《国语》,跟《左传》不一样——《左传》是按时间线写的(编年体),《国语》是按国家分的(国别体),记录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个国家的历史,从周穆王到鲁悼公,差不多四百年的事。为啥要写《国语》?左丘明说:“《左传》是跟着《春秋》走的,只写了鲁国和跟鲁国有关的事,很多小国的故事没写,我想把它们都记下来,不然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写《国语》的时候,左丘明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看不见,是“回忆准确”。比如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他得回忆自己当年听吴国使者说的细节:勾践怎么住柴房,怎么尝苦胆,怎么跟范蠡、文种商量复国——不能记错一个时间、一个人名。有次他跟弟子说“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弟子问:“先生,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左丘明想了想,说:“你去翻我以前记的竹简,找吴国使者的记录,上面应该写着‘勾践返国,至灭吴,凡二十二年’,所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概数,得在后面加一句‘终二十二年而灭吴’,这样才准确。”弟子去翻竹简,果然跟左丘明说的一样。
还有一次,写“晋献公假道伐虢”(晋国借道虞国打虢国,打完虢国又灭了虞国),左丘明想不起来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虞君的原话了,就跟弟子说:“你们把《春秋》里关于虞国的记录找出来,再找去过晋国的商人问,宫之奇是个忠臣,他肯定会说‘唇亡齿寒’的道理,我记得他还说过‘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你们先写上,等我再想想。”后来他想了三天,终于回忆起完整的话:“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俗话说的“脸颊和牙床互相依靠,嘴唇没了牙齿就会冷”,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啊),跟后来出土的虞国竹简上的记录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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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写《国语》,还有个“特点”:喜欢写“小人物的故事”。比如写“晋灵公不君”(晋灵公是个暴君),他不仅写了大臣赵盾怎么劝晋灵公,还写了一个叫“鉏麑”的刺客——晋灵公派鉏麑去杀赵盾,鉏麑看到赵盾早起上朝,坐在那里等天亮,觉得赵盾是忠臣,不忍心杀他,最后撞树自杀了。这个故事在别的史书中都没有,只有《国语》里有,左丘明说:“忠臣不仅有赵盾这样的大夫,还有鉏麑这样的刺客,他们的故事也该被记住。”
就这样,左丘明用了五年时间,在失明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八国语,四百年史,成了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弟子把竹简读给左丘明听,左丘明听完,笑了:“好了,这辈子没白活,该记的都记下来了。”
那时候的人,都觉得左丘明是“神人”——失明了还能写史书,比没瞎的人还厉害。有人说他是“文曲星下凡”,有人说他是“史神附体”,但左丘明自己知道,他只是“不想让历史被忘记”——就这么简单。
第五章雅号背后的硬核实力:“文宗史圣”不是吹的
左丘明活着的时候,就有人给他起雅号了,比如鲁国大夫称他“左史公”,弟子们叫他“先生”,但真正让他成为“史圈顶流”的,是后世给的两个大称号:“文宗”和“史圣”。这俩雅号,可不是随便给的,每一个都对应着他实打实的硬核实力。
先说说“文宗”——“文”是文笔,“宗”是宗师,意思是“写文章的祖师爷”。为啥这么说?因为左丘明之前,史书都是“流水账”,文笔干巴巴的,而左丘明第一次把“文学性”带进了史书:他会用比喻(比如“如鱼得水”“唇亡齿寒”),会写心理活动(比如郑庄公的“悔”,晋文公的“叹”),会用对话推动剧情(比如齐桓公和管仲的对话,勾践和范蠡的对话),甚至还会写景物描写(比如写“黄河之水天上来”,虽然原话不是这样,但意思差不多)。
比如写“楚庄王问鼎中原”,《春秋》里就一句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左丘明在《左传》里,不仅写了楚庄王怎么问,还写了周大夫王孙满怎么回答:“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鼎的轻重在于德行,不在于鼎本身。以前夏朝有德的时候,远方的人把物产画下来,进贡青铜,铸成九鼎,上面刻着各种东西,让百姓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这段话不仅有道理,还特别有文采,后来成了千古名句。
再比如写“晏子使楚”(《国语·齐语》里有记载),左丘明写晏子怎么应对楚王的刁难:楚王让晏子从狗洞进,晏子说“出使狗国才从狗洞进”;楚王说“齐国没人了吗?派你这么矮的人来”,晏子说“齐国的人多到挥汗成雨,我是最没用的,才来楚国”——对话写得又幽默又犀利,把晏子的机智写得活灵活现。后来的文人,比如司马迁、韩愈、柳宗元,都学左丘明的文笔,司马迁写《史记》里的“鸿门宴”,跟左丘明写“城濮之战”的手法差不多,都是“用对话写剧情,用细节写人物”,所以韩愈说:“左丘明之传,太史公之书,世之学者,多能言之。”(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世上的学者都能说出来),这就是“文宗”的影响力。
再说说“史圣”——“史”是历史,“圣”是圣人,意思是“写历史的圣人”。这个称号,主要是因为他开创了“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还有他对史书体裁的贡献。
先说“秉笔直书”。左丘明之前,史官有时候会迫于压力,修改史实(比如把败仗写成胜仗),但左丘明一辈子坚持“不隐恶,不虚美”(不隐瞒坏事,不编造好事)。比如写鲁国的“三桓之乱”(鲁国的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大夫专权,架空国君),他不仅写了三家的专横,还写了国君的无能,一点都不护着自己的国家;写“宋襄公泓水之战”(宋襄公打仗讲“仁义”,等楚军渡完河再打,结果输了),他既写了宋襄公的“蠢”,也写了他的“仁”,没有一味贬低。后来的史官,都把左丘明的“秉笔直书”当成准则,比如司马迁写《史记》,敢写汉武帝的缺点,就是学左丘明;班固写《汉书》,敢写外戚专权,也是学左丘明——可以说,左丘明给中国史学立了“规矩”。
再说史书体裁。左丘明一人写了两部“开创性史书”:《左传》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按时间线写),《国语》是第一部国别体通史(按国家写)。这两种体裁,后来成了中国史学的“两大主流”:编年体后来有《资治通鉴》(司马光写的),国别体后来有《战国策》(刘向编的),都是在左丘明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有人说:“没有左丘明,中国史学得晚发展一百年。”这话一点不夸张——他就像个“史学发明家”,一下子创造了两种写历史的方法,让后来的史官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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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宗”“史圣”,左丘明还有个不太出名但很有意思的雅号:“春秋第一吃瓜人”——因为他记录了春秋时期无数的“八卦”:比如齐襄公和妹妹文姜的私情,比如鲁桓公被齐襄公杀死的内幕,比如晋献公娶自己女儿的荒唐事(其实是误会,但左丘明如实记录了当时的传言)。这些“八卦”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历史更真实——毕竟,历史不仅有战争和政治,还有人的七情六欲。左丘明记录这些,不是为了“吃瓜”,而是为了告诉后人:“古人也是人,也有优点和缺点,也有开心和难过,不能把他们当成‘符号’。”
后世对左丘明的评价有多高?孔子把他当成“同道中人”,说“左丘明与丘同耻”(左丘明和我有一样的羞耻观);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写了他,说他“失明,厥有《国语》”(失明了,才写出《国语》);唐朝的唐太宗,把《左传》列为“皇子必读书”;宋朝的朱熹,把《左传》和《论语》《孟子》并列,当成“儒家经典”。可以说,从春秋到清朝,左丘明一直是“史圈的顶流”,没有之一。
第六章影响两千年的“历史UP主”:从司马迁到现在都在“蹭”他的热度
左丘明去世后,他的影响力不仅没减,反而越来越大——就像一个“历史UP主”,虽然停更了,但他的视频(史书)被后人反复观看、转发、解读,火了两千年。
先说汉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几乎把《左传》和《国语》当成了“参考书”——写“五帝本纪”,参考了《国语》里的周穆王故事;写“十二诸侯年表”,直接抄了《左传》里的时间线;写“晋世家”“郑世家”,里面的很多细节,都是从《左传》里来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我只是整理历史故事,不是创作,你把我比作写《春秋》的人,太夸张了)——其实他心里,是把左丘明当成“偶像”的,不然也不会学左丘明“秉笔直书”,甚至比左丘明更敢写(比如写刘邦的流氓习气)。
汉朝还有个“左丘明粉丝”,就是董仲舒——他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左传》列为“儒家经典”,还专门写了《春秋繁露》,解读《左传》里的“微言大义”(比如“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董仲舒说左丘明写《左传》,也是为了“劝善惩恶”)。从此,《左传》从“史书”变成了“教科书”,汉朝的太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都得学《左传》,考试还考——左丘明要是知道,肯定会说:“我写的书,居然成了‘高考必刷题’?”
到了唐朝,左丘明的“热度”更高了。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欢《左传》,不仅自己看,还让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大臣看,说“《左传》里的战争故事,能教我们怎么治国”。他还让孔颖达(唐朝大儒)给《左传》做注释,编成《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官方教材——这一下,《左传》成了“全国统一教材”,读书人都得背。李白、杜甫也都读过《左传》,李白的诗里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虽然是写三国,但手法跟左丘明写战争一样),杜甫的诗里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跟左丘明“不隐恶”的精神一样),都能看到左丘明的影子。
宋朝的时候,左丘明又“火”了一把。朱熹(宋朝大儒)把《左传》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称为“五经”之一,还说“读《左传》,可以知古今之变”(读《左传》,能知道从古到今的变化)。苏轼、王安石也都是《左传》的“粉丝”——苏轼写《赤壁赋》,里面的“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跟左丘明写“城濮之战”的场面描写很像;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还引用《左传》里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治理国家没有固定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用学古代),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到了近现代,左丘明的影响力依然不减。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史记》的“绝唱”,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左传》的“文学性”;毛泽东也读过《左传》,他在写文章的时候,经常引用《左传》里的典故,比如“退避三舍”“唇亡齿寒”,用来讲道理。现在的历史课本,讲春秋时期的历史,比如“齐桓公称霸”“晋文公复国”“吴越争霸”,很多内容都来自《左传》和《国语》——可以说,我们现在了解春秋,基本上是靠左丘明“打基础”。
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还有很多人“蹭”左丘明的热度:比如拍历史剧,《东周列国志》里的很多剧情,都是按《左传》改编的;比如写小说,有人把《左传》里的故事写成“穿越文”,让现代人回到春秋,跟左丘明一起写史书;甚至还有人做“历史科普视频”,用动画的方式讲《左传》里的故事,标题写着“左丘明带你看春秋:原来古人这么会玩”——左丘明要是知道,肯定会笑着说:“没想到我死后,还能当‘网红’。”
左丘明之所以能火两千年,不是因为他写了两部书,而是因为他的“精神”:对历史的敬畏,对真相的坚持,对文字的认真。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冰冷的竹简,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无聊的流水账,是精彩的故事;不是用来讨好谁的工具,是用来让后人看清过去、走好未来的镜子。
现在,如果你去山东曲阜(左丘明的老家),还能看到“左丘明祠”,里面有他的雕像,手里拿着竹简,眼睛虽然看不见,但脸上带着微笑——仿佛在说:“我写的故事,你们还喜欢吗?”
答案是:喜欢,而且会一直喜欢下去。因为左丘明写的,不仅是春秋的历史,更是中国人对“真实”的追求,对“文化”的坚守——这种追求和坚守,永远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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