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解释一下。”林默的教鞭指向第一行字,“自动化不是不要人,而是让人从简单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做更需要智慧的工作。举个例子,鞍钢的轧钢车间,原来一条生产线需要六十个工人,三班倒就是一百八十人。新的自动化轧机只需要二十人操作,但产品质量提高了,能耗降低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解放出来了。我们要在今年推广三十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
工业部长举手提问:“林工,设备从哪里来?我们自己的机床厂能生产这种自动化设备吗?”
“问得好。”林默示意工作人员展示下一张图,这是哈尔滨第一机床厂新设计的“建设-1型”数控机床草图,“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已经掌握了数控技术的基本原理。今年一季度,第一台样机会下线。同时,我们通过贸易渠道,从捷克、民主德国引进了十五套关键设备。但最重要的是——”他加重语气,“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人。东北工学院新设了自动化系,今年招收了三百名学生。在岗工人的夜校,要增加自动控制课程。”
接下来讨论农业产业化。农业部长站起来,这位从陕北来的老红军,脸庞被东北的太阳晒得黝黑:“林工,农民最关心的是实打实的收益。产业化怎么让农民多打粮、多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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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让工作人员分发几份文件:“这是佳木斯试点区的报告。他们去年推行‘公司+农户’模式,农产品加工厂与合作社签订订单,规定品种、标准、价格。农民按订单种植,工厂保底收购。结果呢?参与试点的三千户农民,平均收入比周边农户高35%。为什么?因为统一品种提高了品质,规模化降低了成本,加工环节增加了附加值。”
他走到地图前,教鞭划过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今年,我们要在三十个县推广这种模式。重点建设十个农产品加工园,配套冷库、物流、质检体系。农业产业化不是把农民赶进工厂,而是让农业生产本身工业化、标准化、市场化。”
会场上,来自农村的干部们低头记录,偶尔交头接耳。林默能看出他们眼中的疑虑——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要让农民接受“订单”“标准”“产业化”这些新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知道大家有顾虑。”林默放下教鞭,双手撑在讲台上,“去年在双城县推广良种时,老农问我:‘林同志,这新种子要是长不好,我们一家老小吃什么?’我回答他:‘大爷,要是减产了,政府按去年平均产量给您补足。’结果呢?新品种亩产比老品种高四十斤,老爷子秋收后提着两只老母鸡来找我,说对不住,当初不该不信政府。”
会场响起善意的笑声。这种故事在基层很多,干部们都有类似经历。
“所以我们要做两件事。”林默正色道,“第一,给农民托底,建立农业保险制度,试点已经开始了。第二,让农民看见实实在在的好处。各试点区要组织农民参观,算账对比,用事实说话。”
会议进行到城镇化议题时,城市规划专家展示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的扩建方案。按照规划,三座城市将在保持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向外围发展工业区和居住区。新建住宅以三层砖混结构为主,配套自来水、电灯、厕所,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八平方米。
“为什么要提高城镇化率?”林默自问自答,“因为城镇是工业的载体,是教育的中心,是现代生活的样板。农民的孩子要到城里读书,农村的产品要到城里加工销售,新技术新文化要从城镇辐射农村。但这不意味着放弃农村——恰恰相反,城镇化会反哺农村,城市需求拉动农业升级,城市工业为农业提供机械和化肥。”
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两点,中间只休息了二十分钟,吃了食堂送来的包子和小米粥。下午的议题是《东北地区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1948-1952)》草案讨论。这份厚达两百页的草案,凝聚了数百名专家半年的心血。
规划办主任走到台前,这位戴眼镜的经济学家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晰:“五年规划的核心目标,是到1952年,在东北建成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使东北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具体指标包括:工业总产值在1947年基础上翻两番,粮食年产量稳定在一千万吨以上,铁路通车里程增加50%,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十万……”
林默仔细听着每一个数字,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五年规划是宏大蓝图,但必须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他注意到,草案中对重工业的投入占比达到45%,这引发了一些争议。
轻工业局长举手发言:“我理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但民生也需要改善。老百姓需要棉布、肥皂、暖水瓶,这些轻工业产品现在还很短缺。”
“说得对。”林默接过话头,“所以规划中专门有一章讲农轻重比例关系。重工业是骨骼,没有骨骼站不起来;轻工业是血肉,没有血肉就没有活力。我们的计划是,前两年重点投入重工业,打好基础,后三年轻工业投资比例逐步提高到30%。同时,鼓励集体企业和合作社发展日用品生产,这方面政策要放宽。”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当林默宣布散会时,窗外的天空早已漆黑,但会议室里的人们精神依旧亢奋。他们三三两两走出会场,在走廊里、楼梯间继续讨论,有的蹲在地上用粉笔画示意图,有的靠着墙壁交换电话号码——哈尔滨去年开通了自动电话系统,主要部门都安装了这种新式通讯工具。
林默和几位部长最后离开。在楼梯转角,他遇见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陈康年。这位留学德国的机械工程专家,去年毅然从上海来到冰天雪地的哈尔滨。
“陈校长,留学生的事安排得怎么样了?”林默关切地问。按照计划,今年将有来自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三百名留学生来东北学习。
“宿舍已经准备好,教材翻译完成了八成。”陈康年搓了搓冻僵的手,“就是专业教师还缺一些,特别是能用外语授课的。”
“从在华的苏联专家中聘请一部分,我们自己的归国留学生也要顶上去。”林默想了想,“你列个名单,需要哪些专业,多少人,下周给我。我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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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楼,寒风扑面而来。林默裹紧大衣,看见杨振华站在吉普车旁等他,引擎已经发动,排气管冒着白烟。
“怎么样,今天的会?”杨振华递给他一个烤红薯,用旧报纸包着,还烫手。
“目标明确了,路径清晰了,剩下的就是实干。”林默咬了一口红薯,甜糯温热,“老杨,我有时候想,我们这代人可能是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
“哦?怎么说?”
“我们亲眼看见一个旧世界坍塌,亲手建设一个新世界。”林默望着远处工厂的灯火,“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
吉普车驶过中央大街,街道两旁的店铺还亮着灯,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商品:沈阳产的暖水瓶,大连产的玻璃器皿,哈尔滨自产的“松花江”牌收音机。电影院门口贴着新片海报《一江春水向东流》,排队买票的人排到了街角。书店的橱窗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摆放在醒目位置。
这就是他们奋斗的意义——不是为了抽象的概念,而是为了让普通人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有工作,有饭吃,有书读,有电影看,对未来有盼头。
车到住处,林默下车时,杨振华叫住他:“林工,还有件事。延安来电,询问我们能否提前完成一批军工生产任务。淮海前线急需弹药。”
林默沉默片刻:“产量可以增加,但质量不能降。告诉同志们,前线的战士等着我们的产品保命。每一发子弹,每一颗炮弹,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明白。”
看着吉普车尾灯消失在街角,林默在寒风中站了一会儿。他想起三年前牺牲的警卫员小刘,那个只有十九岁的山东小伙子,牺牲前最后一句话是:“林工,等胜利了,咱也能天天吃白面馍不?”
现在,哈尔滨的普通工人家庭,一周至少能吃上两顿白面。小刘如果能看到,该有多高兴。
林默抬头望向星空。银河横贯天际,璀璨而永恒。在这片星空下,一个古老的国家正在艰难重生,而东北,将是它强有力的心脏。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明天,新的战斗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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