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喝彩声一片,有个穿粗布短打的汉子喊道:“那皇帝不生气?”
“生气!怎么不生气?”说书先生捋着胡须,“可太宗皇帝转天就给魏大人赔了酒,说‘你骂得对,朕差点犯了错’!这就叫君臣相得啊!”
汉子听得直点头,他是万年县的农户,去年遭了灾,县衙不仅免了赋税,还发了种子,据说这规矩就是贞观年间传下来的。
茶馆角落里,坐着个年轻的进士,叫白居易。他刚中了榜,正等着吏部授官,手里捧着本《贞观政要》,听得入了神。听到“水则载舟,亦能覆舟”时,他忽然提笔在纸上写下:“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心里暗下决心,将来做了官,定要学魏徵,为百姓说话。
后来,白居易果然写了《卖炭翁》,写尽了底层百姓的辛酸。诗传到宫里,唐宪宗读了,默然良久,竟真的停了宫市——那是贞观年间“闻过则改”的余韵,穿过百年时光,依旧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西市的“通远商行”,此时已传到康艳典的孙子手里。康家不再只做丝绸生意,还开了家书局,专门刊印《贞观政要》《魏徵谏言集》。掌柜的是个汉胡混血的年轻人,说汉话时带着点胡腔,写汉字却笔力遒劲。
“客官,要新版的《贞观政要》吗?”他给一位老吏包书,“这版加了马周先生的注解,说得多透彻!”
老吏点点头,叹了口气:“如今的官,能静下心读这书的,不多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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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有的。”年轻掌柜笑了,“我祖父说,贞观的光,就像西市的灯笼,灭了一盏,还有另一盏。”
他没说错。那年冬天,长安下了场大雪,有个小吏在街头滑倒,摔断了腿。百姓们七手八脚把他送到医馆,还凑了药钱。小吏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雪,忽然想起《贞观政要》里“吏为民之父母”的话,眼泪掉了下来——原来,君臣相得的底色,从来都在市井之间,在百姓对“好官”的期盼里,在官员对“为民”的敬畏里。
十二、烽火中的坚守
安史之乱爆发时,长安城破,百姓流离。有个叫张巡的县令,守着睢阳,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却硬是守了十个月。
城破前,他召集将士,手里举着一本磨破了的《贞观政要》:“兄弟们,贞观年间,魏公说‘守国之道,在得民心’。咱们守睢阳,不是为了皇帝,是为了城里的百姓!”
将士们齐声应和,明知必死,却无一人退缩。他们饿着肚子,用牙齿咬断敌人的弓弦,用身体堵住城墙的缺口,直到最后一刻。
后来,有人在睢阳的废墟里,找到了那本《贞观政要》,书页上溅满了血,却依旧能看清“君臣相得”四个字。那时的人们才明白,贞观的力量,不仅在承平岁月里,更在危难时刻——它教会人们,什么是坚守,什么是担当。
杜甫流落到成都,在草堂里写下“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字里行间,满是对贞观、开元盛世的怀念。他想起年轻时在长安,曾见过老人们说起太宗皇帝,说他“能叫魏徵骂,也能听百姓哭”,那时不懂,如今历经战乱,才知那样的时代有多可贵。
有个从西域逃回来的胡商,在成都遇到杜甫,给他讲了个故事:安史叛军打到西州时,有个唐军小校,举着“贞观”的旧旗,说“这是太宗皇帝定下的疆土,不能丢”,带着几十个兵,硬是把叛军挡了三天。
“那旗子都破了,”胡商抹着泪,“可我们看了,就觉得有指望。”
杜甫听了,提笔写下“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大”。他知道,贞观的故事,早已不是李唐一家的事,它成了天下人的念想——念想有个皇帝肯听劝,有群臣子肯拼命,有片土地能让人安心种地、安心经商、安心读书。
十三、不朽的传承
晚唐的长安城,早已不复当年的繁华,但西市的角落里,依旧有人在讲贞观的故事。有个瞎眼的老说书人,看不见书,却能把《贞观政要》背得滚瓜烂熟。
“魏徵死的时候,太宗皇帝三天没上朝,”老人的声音沙哑,却带着力量,“他说‘朕少了一面镜子’……”
台下有个小孩,睁着好奇的眼睛:“爷爷,镜子能干嘛?”
“能照出对错啊。”老人笑了,“皇帝有了镜子,就知道自己哪错了;当官的有了镜子,就知道百姓苦在哪了;咱们老百姓有了镜子,就知道什么样的日子才叫好日子。”
小孩似懂非懂,却把“镜子”两个字记在了心里。后来,他成了个史官,在写《旧唐书》时,特意在《魏徵传》里加了一句:“贞观之风,至今歌咏。”
五代十国,战乱不休,有个叫冯道的官员,历经四朝,却始终把一本《贞观政要》带在身边。有人骂他“不忠”,他却说:“我不忠的是朝代,忠的是百姓。贞观年间,君臣都为百姓,我学的是这个。”他在任时,减免赋税,兴修水利,百姓都说“冯公身上,有贞观的影子”。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人刊印《贞观政要》,发给大臣们。他在朝堂上说:“朕读贞观故事,见太宗皇帝能容魏徵之直,才知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
有次,大臣赵普犯了错,赵匡胤要治他的罪,赵普却梗着脖子说:“陛下,太宗皇帝当年能容魏徵,难道容不下臣一句辩解?”
赵匡胤愣了愣,竟真的消了气,还笑着说:“你这老东西,倒会拿贞观说事。”
后来,赵普辅佐宋太祖定下“重文轻武”的国策,减免徭役,发展生产,宋朝初年的清明,颇有几分贞观的气象。
十四、跨越千年的敬意
明清以降,《贞观政要》被翻刻了一遍又一遍,成了历代帝王的必读书。康熙皇帝甚至亲自为《贞观政要》作序,说“贞观之治,三代以下所未有也”。
有次,康熙在南书房召见大臣,指着案头的书说:“你们看,魏徵劝太宗‘去奢省费’,太宗就真的停了洛阳宫。如今国库虽丰,也不能铺张——这就是贞观的智慧。”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特意去了魏徵的故乡,在魏徵庙前祭拜,题了块“敢谏千秋”的匾额。他站在庙前,望着远处的农田,忽然对身边的大臣说:“所谓盛世,不是看宫殿多华丽,是看田里的稻子结不结实,百姓的笑容真不真。太宗皇帝懂这个,魏徵也懂。”
到了近代,战火纷飞,有位学者在流离中,依旧抱着一本线装的《贞观政要》。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贞观的可贵,在于它证明了‘君臣相得’能创造奇迹——君有容人之量,臣有报国之心,民有安身之所,这便是最好的时代。”
如今,西安的碑林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块唐代的石碑,上面刻着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每天都有游客站在碑前,读着“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读着“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想象着千年前那个雪夜,君臣围炉夜谈的温暖。
而在长安的旧址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西市的遗址旁,建起了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里有一尊雕像:李世民与魏徵并肩而立,皇帝面带微笑,臣子目光锐利,两人仿佛正在讨论着什么,脚下的基座上,刻着四个大字——
“君臣相得。”
这四个字,穿越了千年的风霜,依旧散发着淡淡的光。它告诉我们,最好的时代,从来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能被坦诚地说出,能被认真地解决;从来不是没有分歧,而是分歧能朝着同一个目标——让日子过得更好——去化解。
就像贞观七年那个雪夜,炉火映着君臣的脸,窗外是漫天飞雪,屋内却暖意融融。他们讨论的不是权力,不是名利,而是如何让卖炭的老翁能早点回家,让插秧的农户能多收几石粮,让西市的胡商能安心赚钱,让乡学的孩童能朗声读书。
这些,才是“君臣相得”最本真的模样,是贞观之治最动人的底色,是穿越千年依旧能温暖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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