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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第1页）

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曾在上海主持过销量达15万份的《生活周刊》3他的名字及其所办刊物在上海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具有深远的影响。1937年7月31日韬奋出狱后，依然决定以他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投身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9日，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由韬奋主编的《抗战》3日刊（后改名《抵抗》3日刊）便面世了。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关于以文化为突破口，在上海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的指示，非常支持韬奋的工作。他经常为《抗战》）3日刊撰写文章，他所写的《全面抗战释》、《动员群众的基本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以简练的语言，精辟的论述，向人们传达了全面抗战的精神实质，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的具有政治导向性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战》3日刊在群众中的声誉。

潘汉年与郭沫若可谓是老朋友。早在创造社时期就共过事。以后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上海请潘汉年到南昌，帮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张周报‐‐《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两位老朋友一别就是19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ldo;别妇抛雏&rdo;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战，潘汉年代表党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虽不减当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谈举止中，却常常流露出些许惆怅。潘汉年了解到郭沫若惆怅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图的愿望与对时局、人事生疏的矛盾。于是，潘汉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情况相当熟悉的夏衍充当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希望上海&ldo;文协&rdo;出一张日报的指示，在与夏衍、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商量后，决定请郭沫若出任即将出版的&ldo;文协&rdo;机关报‐‐《救亡日报》社社长。在潘汉年的帮助下，郭沫若又重现了他昔日政治活动家的风采。无论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电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敌的电报中，还是在&ldo;文协&rdo;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国际友人书》中;无论是在&ldo;文协&rdo;假交通部国际电台举办的抗日讲座中，还是在组织战地服务团工作中;无论是在与上海旧剧界商讨旧剧如何适应抗战形势，还是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及浦东各界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人们又听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陈词，看到了郭沫若为抗战奔走的身影。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上海救亡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与以宋庆龄为首的各界上层人士、社会活动家的冲锋陷阵是分不开的。上层人士的出面，对基层群众性救亡运动的开展无疑是极大的推动。但是，宋庆龄等在上海救亡运动中的公开露面，必将引起日伪的极端仇视。上海华界沦陷前后，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从1937年10月便开始考虑如何安排上层人士的撤退问题。10月下旬，当他接到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为了宋庆龄的安危，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后，马上亲自把电报送给宋庆龄。由于宋庆龄尚有工作需要处理，一时无法离开。上海华界沦陷后，潘汉年再次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后，立即通过地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12月23日，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iddot;艾黎的陪同下到达码头，乘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去香港。

在救亡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著名政治活动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华界沦陷后，由潘汉年安排撤离上海。当时，上海的形势已急剧恶化，中共中央曾于上海华界沦陷的当天致电潘汉年让他转入地下，&ldo;完全秘密&rdo;起来。1但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危，考虑到他们随时可能遭受日伪的暗害，潘汉年仍忘我地工作着。为向各界人士阐明撤退的意义，潘汉年以宴请的形式，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新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必须撤离上海。之后，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潘汉年均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安排，这些上层人士均安全地撤离了已被日军包围的上海。

1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潘汉年、刘晓等《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37年1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潘汉年在广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根据周恩来关于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的指示1，十分注重以上层的统战工作推动基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他充分利用&ldo;八办&rdo;公开合法的地位，通过新闻界的杨枣，职业界的王纪华，文化界的王任叔，妇女界的沈兹九，与各界救亡团体保持密切联系。随着各界救亡协会的相继建立，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澎湃之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1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1937年夏秋之际，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汉年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与国民党及部分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就以争取《救亡日报》的出版为例，最初国民党市党部对&ldo;文协：，要求出版机关报‐‐《救亡日报》持反对态度，并迟迟不予批准。以后迫于形势，虽然改变了强硬的态度，但要求《救亡日报》必须国共合办。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报》办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并就此事与国民党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前，首先拟定了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人事安排，并就我方请夏衍任总编辑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汉年和潘公展之间关于《救亡日报》出版一事的谈判在浦东大楼潘公展办公室进行。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同去。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社长，这一表态与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回国大会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这时的潘公展已经看到了国共合作的大势及郭沫若的巨大影响，请郭沫若任社长是众望所归。但是潘公展接着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的具体设想。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为了把报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于国民党方面派进报社的人选对报刊出版工作都较为生疏，加上《救亡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ldo;文协&rdo;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样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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