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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可是，我现在遇到了困难，我走到了十字路口上，我必须决定究竟要向哪个方向走，必须决定停步还是前进。要想前进，就是要想继续写下去，必须付出比以前大得多的劳动。我现在是年过富而力不强。虽然自觉离老年痴呆症还有极长的距离，自觉还是&ldo;难得糊涂&rdo;的;但是，在许多地方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不服老是不行了。为今之计，最好的最聪明的办法是只享受人生，而不去品味人生和感悟人生，不再写什么劳什子文章。这样既可以颐养天年，从从容容地过了白寿再赶茶寿。在另一方面还能够避开那一小撮嗅觉有特异功能的专爱在鸡蛋里挑刺的人们的伤害，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那不是我的为人之道。我不反对，文学家们、科学家们、教育家们、军事家们、政治家们在给人民做出了贡献之后，安静地颐养天年，那样做是应该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ldo;小车不倒尽管推。&rdo;过去九十年，我对人民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我没有任何理由白吃人民的小米。我现在在这里说这一番话的目的，就是要表示&ldo;人生漫谈&rdo;还是要写下去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还是要写下去的。最近小钢在&ldo;夜光杯&rdo;上发我写的《老人十忌》，速度显然超过了每月两篇。看来，她是想督促我快写。而于青编选《人生小品》，也表示了她

对我工作的认可，我不能使她们失望，等到将来有一天，可能我写不下去了，那时我就会像变戏法的下跪一样，没辙了。

对读者，我也想啰嗦几句。倘若你们发现本书中同其他的书重复过多，那么你们最好别买，我只想劝你们把我这一篇序读一下，闲为其中道出了我写人生小品的甘苦，值得一读的。

是为序。

200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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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泛槎（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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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季先生清华大学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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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泛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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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的记载，都颇有一些豪言壮语，什么&ldo;大丈夫当如是也!&rdo;什么&ldo;彼可取而代也!&rdo;又是什么&ldo;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rdo;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惟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ldo;饭碗&rdo;。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ldo;铁

饭碗&rdo;：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会里，&ldo;老外&rdo;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不管&ldo;城头&rdo;多么&ldo;变幻大王旗&rdo;，&ldo;老外&rdo;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ldo;饭碗&rdo;是&ldo;铁&rdo;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ldo;洋&rdo;命，则终生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ldo;铁饭碗&rdo;。我不敢有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后，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勤恳恳，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幸乎?不幸乎?我没有考上。大概面试的&ldo;老外&rdo;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我同当时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去学习，目的只在&ldo;镀金&rdo;，并不是想当什么学者。&ldo;镀金&rdo;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在出国方面，我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来证明，我这一宝算是押中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清华是当时两大名牌大学之一，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到美国去学习的。留美若干年镀过了金以后，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有的还做了大官。在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学者，没有人做过统计，我不敢瞎说。同时并存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机构，仿佛是西装革履中一袭长袍马褂，非常不协调。然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构里却有名闻宇内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轻的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与其说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堂，毋宁说它是一所旧日的书院。一切现代化学校必不可少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似乎都没有。师生直接联系，师了解生，生了解师，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虽然只办了几年，梁、王两位大师一去世，立即解体，然而所创造的业绩却是非同小可。我不确切知道究竟毕业了多少人，估计只有几十个人，但几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还成了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听史学界的朋友说，中国20世纪30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学术派别，名叫&ldo;吾师派&rdo;，大概是由某些人写文章常说的&ldo;吾师梁任公&rdo;、&ldo;吾师王静安&rdo;、&ldo;吾师陈寅恪&rdo;等衍变而来的。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界影响之大。

吾生也晚，没有能亲逢国学研究院的全盛时期。我于1930年入清华时，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华改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清华有一个特点：新生投考时用不着填上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一个系;读上一阵，觉得不恰当，还可以转系。转系在其他一些大学中极为困难‐‐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大学，但在当时的清华，却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世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没有人系的选择自由，很不舒服;现在有了入系的选择自由，反而更不舒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真伤了点脑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点吸引力，究竟选择哪一个系呢?我一时好像变成了莎翁剧中的halet碰到了tobeornottobe‐thatistheestion。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的系对自己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入数学系，真是&ldo;可笑不自量&rdo;。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也证明我&ldo;少无大志&rdo;，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

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原因据说是由于外国教授多，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时也用英文。用英文讲课，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这一条就能够发聋振聩，于是就名满天下了。我当时未始不在被振发之列，又同我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联系起来，我就当机立断，选了西洋文学系。

从1930年到现在，67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当年的老师都已经去世了。最后去世的一位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美国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100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4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ldo;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rdo;有了这一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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