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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1]军区制是拜占廷统治管理机构重新组建的脊柱和军事防御新方法的核心，它对帝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军役土地所有者农兵地位的提高和小土地持有者自由小农的加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当农兵的长子继承了其父的军役土地和军役义务后，[122]他的其他后人就补充到自由农民劳动力中，他们自然对耕种剩余的耕地感兴趣。

军区制在小亚细亚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在巴尔干半岛某些地区也逐渐推行开来，构成了拜占廷帝国重新进行组建的框架。在相当长时期里，拜占廷政府竭尽全力一直坚持将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引进帝国领土，并将他们作为&ldo;农兵&rdo;和小农安置定居在新建立的军区内，以便增加帝国可以调动的军事力量，并从经济上加强农村地区。7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实力增强的原因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的兴起和由&ldo;农兵&rdo;构成的军队的形成。这意味着小土地持有者数量的增加，因为定居在土地上的&ldo;农兵&rdo;同时就是小土地所有者。农兵的军役义务通常由其长子继承，后者同时继承了其父军役义务附带的&ldo;士兵军役土地&rdo;（basilica5，p190，edheibach）。这些农民同样可以被招募进入&ldo;农兵&rdo;部队。自由农民和&ldo;农兵&rdo;构成了单一的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后来提供了实际支撑拜占廷帝国的实力。

早期拜占廷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地产在6世纪末和7世纪初的危机之后数量大减，它们在此后的敌人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很难想象，在经历了来自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方面的洗劫和来自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方面的蹂躏后，古代的大地主庄园还会在多大范围内劫后余生。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它们事实上确实都消失了，都被小土地持有者代替了，后者就是占据耕种弃耕土地的自由农民和构成各军区新兵员的&ldo;农兵&rdo;。

这样，拜占廷国家的农村地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帝国的社会结构被置于一个新基础上，并将其发展引导上新的道路。相反，拜占廷城市生活形态展现出持久存在的特点（参见注释123）。拜占廷国家城市生活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中断的情况。但是，许多城市，特别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城市，仍然遭到敌人的不断攻击被摧毁，以至于在脱离拜占廷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绝大部分地区，城市生活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在一直处于拜占廷控制下的小亚细亚，城市继续保持，其数量并未大幅度下降。尽管我们关于中世纪早期拜占廷城市生活的知识非常有限，许多拜占廷城市毫无疑问依然保持其作为贸易和商业中心的重要性，这也可以解释拜占廷帝国继续保持其货币经济制度的事实。城市生活是拜占廷帝国发展的真正连续性的因素，它确保了国家传统道路的连续性和古代世界知识与物质文明的复兴。

外族移民，特别是斯拉夫移民涌入帝国也极大地加强了自由农民的力量，他们大批定居在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军区内。这样，拜占廷帝国在整个7世纪期间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自由农民和自由迁徙农阶层。在早期拜占廷时期缺乏充足的材料证明这个阶层的存在，当时呈现的情况主要是大土地占有者及其依附农，此时的情况完全不同，小农成为各个省区的主要特征了。这一点极为清晰地反映在著名的《农业法》（）中。[124]这部法律包括许多关于保护农民人身和地产以及判定农村中各种不当行为惩罚标准的规定。它的历史重要性在于，其规定完全是为自由的可迁徙的农民这一事实而制定的。这也不意味着当时已不存在任何依附农了，而证明在那个时期的拜占廷各省区中，独立小农占优势地位。《农业法》还说明农民耕种的土地完全被当作其个人的财产，这一点也为以后的拜占廷材料所证明。[125]同时，农村村落成员以&ldo;连保制&rdo;联系在一起，除了耕地、果园和菜地等这类个人财产外，还有农村村庄共有的草地、树林和荒地。政府将村庄当作财政税收管理单位，即完成税收的集体。国家按集体单位强制征税，村庄全体成员集体联合负责完税。晚期罗马时代的&ldo;连保制&rdo;（）规定荒芜土地应强制转移给可耕地经营者，并附带履行这块附加土地的相应的纳税义务（参见第30页）。这个制度此时发生了变化，荒芜农田的税收转移给邻近的农民，他同时享有优先占用这一多余田地的权利。这个新规定确定了村社集体纳税的义务，它首次出现在《农业法》中，后来又体现在&ldo;集体连保制&rdo;（）中。[126]土地转移成为税收转移的结果，而税收才是整个制度基本考量的核心。物主即纳税人这一拜占廷基本原则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127]

7世纪末时很可能还出现了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它不同于早期拜占廷和中期拜占廷阶段的财政制度，人头税和土地税之间的联系是戴克里先制定的人头-土地税制度的基本特征，它一直存在到查士丁尼二世统治初期，[128]但是此时逐渐消失了。人头税是与土地税分开征收的，对所有在世的纳税人征收，这样就使人头税义务不再依赖于耕种的土地。早期拜占廷时代确定的规则曾意味着纳税人被系统地固定在土地上，以便确保劳动力短缺时期税收足额征缴，但是这个制度此时发生了变化，变化的主要内容是税收转移到土地上。因此，税收方法的变革引起了自由迁徙农数量的增加。[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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