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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反垄断法宽恕制度实施中影响因素和相关制度（第2页）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从制度构成的角度来看，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建立起来，并以各种正式形式加以确定的制度安排，如各种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契约。正式制度一般是成文的，由权力机关保护实施的制度，正式制度的特点是能被清晰地阐述，而且被易于认识。从正式制度的形成来看，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对社会行为确定的规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一旦得到确立，就会形成制度刚性，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非正式制度安排是指人类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总和。一般来说，正式制度只占制度的很少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作为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与人的动机、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

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得以确立的基础，也是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非正式制度能减少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因为非正式制度的确立可以唤起经济主体的理性信念，通过内心法则形成“自觉意识”，它的实施可以提高人们遵守正式规则的自觉性，提高正式制度实施的绩效；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又可以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因为非正式制度的变迁缓慢，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会形成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使正式制度锁定在无效状态。任保平、蒋万胜：“经济转型、市场秩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一些好的正式制度被移植后，如果与非正式制度不能兼容或者两者变化不同步，不能有效地衔接，则往往会使正式制度陷于无效率的死胡同。这就意味着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依据制度经济学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关系的理论，宽恕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在一国能否取得实效还需要取决于是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非正式制度包含内容相当广泛，笔者主要就与规制卡特尔法律实施紧密相关的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的社会规范和商业文化来阐述。

1.社会规范（SocialNorms）

社会规范是整个社会和各个社会团体及其成员应有的行为准则，是确定与调整人们共同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郑晓明、方俐洛、凌文辁：“社会规范研究综述”，载《心理学动态》1997年第4期。社会规范执行一系列的功能，调节的、选择的、系统的、评价的、稳定的与过滤的功能。ionalEncyclopediaofSociology，SalemPress，1995，pp.1328-1329．如果法律实施机制不是建立在对有关规则合法性达成广泛的共识基础上，换句话说，如果该规则不被社会规范所支持，那么其不可能起作用。FehrandFischbacker，SocialNormsandHumanCooperation，TrendsinCognitiveSchiences，Vol.8，No.4，2001．任何一个实施规制卡特尔法律的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使得公众意识到价格同谋和划分市场等卡特尔行为的危害性。历史上，北美之外的国家对价格同谋的态度是友好的。同情性社会规范会使顾客很少向竞争机构报告其怀疑的同谋行为。同时，经营者会成功地利用顾客的认知来反对政府加强法律实施（如增加罚金或宽恕）的企图。

不像公众对待普通刑事犯罪如盗窃行为的态度一样，在实践中不是所有人都反对或谴责卡特尔行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国家容忍甚至是鼓励同谋行为。这主要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和法院对其态度所造成的。众所周知，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国家的政府把卡特尔作为促进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在德国，参与卡特尔有时候是被强迫的，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同谋协议被认为是稳定价格波动的有效手段。C.HardingandJ.Joshua，RegulatingCartelsinEurope：AStudyofLegalControlofCorporateDelinquency，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p.76．在韩国，政府在处罚石化行业卡特尔时感到不安，因为这些卡特尔正是政府为防止过度竞争而被鼓励形成的。同样，在日本许多行业里，对同谋行为的豁免被认为是一种保护措施。而反对卡特尔的社会规范不仅能够克服同情性社会规范的不足，同时还能够强化制裁和增加法律威慑。有人曾经就针对逃税行为的研究表明当侦查概率和处罚水平既定情况下，一个社会如何认知此违法行为在威慑此行为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第一，一个对违法行为的普遍耻辱感会将社会成本增加于法律制裁之上。第二，普遍认知会影响个人伦理道德，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逃税是不好的，其会将逃税排除在行为选择之外。heSocialSideofSanctions：PersonalandSocialNormsasModeratorsofDeterrence，LawandHumanBehaviour，Vol.28，No.5，2004．

不同社会规范会形成对卡特尔违法行为的不同态度，进而就会影响规制卡特尔法律的实施，当然对宽恕制度的实效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社会公众普遍认为同谋行为不是严重违法行为，那么违法者所遭受的社会谴责较少，这会降低法律制裁措施的威慑效果，进而违法者主动自愿报告违法行为的概率也会随之降低。

为提高规制卡特尔法律实施效果，塑造公众对卡特尔行为普遍耻辱感是世界各国的竞争机构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教育是改变社会规范的途径，但是事实上使得人们认识到卡特尔的危害性并不容易。其中原因除了上文提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和法院对卡特尔行为的容忍和鼓励，另外原因在于卡特尔违法行为和其所造成的危害的因果关系较远。许多卡特尔存在于上游市场（譬如原材料市场），上游市场中购买者会把成本加入到生产环节，所以消费者将会最终承担卡特尔行为所引起的损失，同时这些损失是由众多人共同承担的，单个消费者所造成损失是微不足道的。竞争机构经常将同谋与盗窃相比较，但是同谋给其他主体造成的损害往往并不是非常明显和容易辨别的。

2.商业文化（BusinessCultures）

商业文化是指与商业经济发展相适应、受社会制度及社会文化影响和制约，通过商品交换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观念和传统习俗的总和。田荒：“发掘历史底蕴，弘扬商业文化”，载《企业文化》1996年第4期。商业文化有集体主义商业文化和个人主义商业文化之别。奉行集体主义商业文化的国家具有家族紧密联系和社会广泛牵连的特征。在这样环境里，协调是相当重要的。与他人发生冲突往往被认为是粗鲁并不被人们认可。此商业文化中成员归属于某群体可能对成员来讲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理奖励，进而产生一定的忠诚度，此忠诚度往往足以制止在一次囚徒困境中背叛。譬如，受儒家思想影响，日本的儒教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准确的含义是全心全意为自己领主竭尽忠诚，直至为主牺牲，“忠”是日本人的道德支柱。李春艳、左海华：“非正式制度对日本公司治理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载《学术交流》2006年第4期。

再如，以“和合之道”为核心价值的我国商业文化就提倡“和气生财”、“和则两利”。贺青：“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功效”，载《商业文化》2009年第5期。集体主义商业文化本质上是同谋的并反对成员间形成有利于竞争的对抗。因此，集体主义商业文化能够强化同谋协议并确保协议得到尊重。这种商业文化形成主要在于历史上缺乏保护个人权利和契约的强有力法律。在盛行集体主义商业文化的国家里，依据高额罚金或罚款和给予宽恕待遇的大棒加胡萝卜式规制卡特尔的实施制度极有可能失效。因为整个社会机制都会维护同谋协议，与之相伴的是人们尽量避免冲突，因为这被认为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该社会机制会导致私人实施机制变得不可能。如果一个公司敢于背叛协议以获得宽恕处理，那么该公司可能被整个商业团体所孤立。此外，因为公司与顾客的关系也是建立在个人关系和声誉之上的，所以顾客一般不会起诉公司要求赔偿损失。而在奉行个人主义商业文化的国家譬如美国，经济个体可以相对独立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

个人主体商业文化中强调竞争，经济主体之间联系比较松散，在这样环境中同谋协议得不到社会机制支持，往往通过一定的经济诱因就可以瓦解同谋者间信任。个人主义商业文化的存在与强烈个人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相联系。一般而言，集体主义商业文化是在地方水平上存在的，而个人主义商业文化在国家间协议中盛行。美国成功打击东亚国家一些企业与欧洲和北美等国家的企业共同实施的国际卡特尔就很好地反映了此点。

其实，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集体主义商业文化是和熟人社会相联系，而个人主义商业文化则与陌生人社会相关联。在熟人社会中，血缘、亲缘、邻里、乡亲、同党、宗派等关系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形式，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行为规范都被打上了宗法血缘关系的烙印，一切社会组织结构都从属于伦理关系之下，人们的行为主要靠道德伦理来调节和规范，人际关系依赖熟人间的人情来维系，是一种伦理型的人际关系。董建军：“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几点启示”，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依赖法制来调整，而血缘、亲缘、邻里、乡亲、同党、宗派等关系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不言而喻，熟人社会的法律制度往往被各种人际关系所扭曲而得不到遵守，更遑论以“背叛和告密”为特质的宽恕制度的有效实施了。

（二）反垄断法实施机构是否腐败和一国的法制水平

查处卡特尔行为极易受到腐败侵袭，因为对违法者课处罚款或罚金行为主要是反垄断法实施机构通过行政程序实施的，在这个程序中反垄断法实施机构往往既是调查者又是裁判者。反垄断法实施机构在计算罚款和给予宽恕处理方面具有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胡德（Hood）指出腐败存在三种形式，而这三种形式在查处卡特尔执法行为中都会存在。这三种形式包括一是挪用（misappropriation）或盗用执法经费；二是受贿（bribery）或因接受违法者的钱财而不采取执法行为譬如不进行调查或给予从宽处理；三是勒索（extortion）即以课以高额罚款为威胁条件要求违法者给予财物。Hood，TheArtoftheState：Culture，Rhetoric，andPublicrendonPress，1998，p.29．在被披露的一个案件中，希腊竞争委员会主席因在调查一奶制品公司价格同谋行为中存在勒索行为而被指控。该主席利用一个中间人威胁该公司，除非贿赂250万欧元，否则其将因参与卡特尔违法行为而受到2500万欧元的罚款。在这个案件中该公司被给予了宽恕待遇。GeorgeGilson，BriberyPlotCurdles，，2010-01-08．

很显然，如果腐败盛行，那么作为惩罚卡特尔手段之一的高额罚款只会增加卡特尔违法者和反垄断法实施机构的贿赂交易的收益。高额罚款会使得腐败官员在贿赂交易中具有更大权力，并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官员接受贿赂。R.BowlesandN.Garoupa，CasualPoliceCorruptionandtheEconondEconomics，Vol.17，No.1，1997．显而易见，腐败对于宽恕制度的实施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腐败盛行，希望通过宽恕制度来打击和威慑卡特尔违法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腐败会导致高额罚款形成威慑效果受到极大的减损，卡特尔违法者受查处概率极低，在这样的情形下几乎不会有违法者去申请宽恕待遇。

在一个法制水平较低的国家里，刑事犯罪组织会利用暴力威胁促进商业利益发展往往可能弥补了行政管理的缺位之处。与严厉处罚和宽恕待遇所形成单纯的经济诱因相比，暴力威胁对违法者维持同谋协议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暴力威胁加强竞争者的同谋协议效力、威慑新企业参与竞争并确保没有任何参与者实施譬如增加产量或降低价格等削弱同谋协议效力的欺骗行为。譬如在西西里岛，因为较弱法律实施以及政府的腐败，刑事犯罪组织已经直接控制了商业间同谋协议。GaspiracyamongtheirentiniandS.Peltzn，TheEconoanizedCriyPress，1995，pp.116-136．在许多法制水平较低的国家，刑事犯罪组织因为提供一些政府不能提供的准公共服务譬如惩罚危害较轻刑事犯罪而受到普遍支持。另一个刑事犯罪组织维持同谋协议的例子就是南非的出租车卡特尔。在决定市场如何被划分以及制造什么样的市场进入障碍以阻止新的出租车公司进入市场等方面，暴力起着决定性作用。M.SekhonyaneandJ.Dugard，AViolentLegacy：TheTaxiIndustryandGovernmentatLoggerheads，SACrimeQuarterly，Vol.10.2004．

五、反垄断民事赔偿制度与宽恕制度实施的关系

（一）反垄断民事赔偿制度的一般界说

反垄断民事赔偿制度是指因垄断行为侵害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向违法行为人要求赔偿其损失的制度。

作为私人救济的反垄断民事赔偿制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一是受害人损失得到弥补即具有赔偿功能。反垄断民事赔偿制度实施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和动力就是受害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害人利益得到维护，一方面可以实现公平正义，因为反垄断违法行为的成本将由行为人承担而不是由受害人或守法的商业组织承担，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WhitePaperonDarBreachoftheECAntitrustRules，http：ec.europa.eucosdaml，2009-12-10．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竞争法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作为优先目标。OECD，PrivateRemedies，http：petition，2009-12-10．二是增加垄断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和侦查概率即具有威慑功能。私人损害赔偿行为增加反垄断法威慑效果主要通过这几个方面：提高侦查概率、增加被侦查后处罚成本和确保更准确的事实调查。TheEuropeanCommission，MakingAntitrustDaoreEffectiveintheEU：WelfareIarios，，2009-12-30．

首先，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数量众多的公民个人和商业组织会及时发现侵害自己利益的反竞争行为并进而主张赔偿要求，这样会导致更多的反竞争行为得到查处。其次，通过让非法垄断行为人承担高额损害赔偿责任，以增加其违法成本，进而实现遏制其再犯或预防其他违法者实施违法行为的目的。尽管威慑功能主要是通过损害赔偿制裁实现的，其是赔偿功能的衍生功能。王健著：《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但事实上，许多人认为私人诉讼规则的首要目标是增加威慑并更好地使竞争法得到遵守。相应地，公共和私人反垄断实施机制的关系应被视为在实现威慑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反竞争行为这一共同目的中相互补充。OECD，PrivateRemedies，http：petition，2009-12-10．最后，事实上，私人主体往往占有更多的、具体的反竞争行为的相关信息。有证据表明美国私人损害赔偿行为能够极大提高反垄断实施的范围及其准确性，因为受害人常常比公共机构更能了解被观察行为的发生期限、本质及其影响。例如，美国司法部曾经与涉及9种维生素卡特尔违法行为人进行了辩诉交易。

然而，在审判前调查结束的3年后，一个原告又报告了另外7种维生素卡特尔违法行为，同时其确认的原来9种维生素卡特尔违法行为的存在期限比司法部辩诉交易中表明的期限要长得多。MakingAntitrustDaoreEffectiveintheEU：WelfareIarios，http：ec.europa.eucosdats.html，2009-12-30．三是弥补公共实施机制的不足即补充功能。首先，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调查垄断违法行为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与物力，但每个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财政预算和人力资源都是相当有限的，其结果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往往可能是选择不会处理那些所谓“微小”的反垄断违法行为。MartiniandRovesti，AntitrustPolicyandPriceCollusion：PublicAgenciesvsDélégation，70RecherchesEconoin，Vol.70，No.1，2004．而通过委托成百上千的公民个人和利益团体作为私人检察长实施法律，这样公民诉讼制度可以极大地增加社会资源对法律实施的投入，因此补充政府对法律的实施。MatthewC.Stephenson，PublicRegulationofPrivateEnforcement：TheCaseforExpandingtheRoleofAdministrativeAgencies，VirginiaLawReview，Vol.91，No.93，2005.

其次，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公共机构往往不可能完全了解每一个案件的具体细节，其作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仅依靠市场上传递的信号以及当事人提供的信息。而企图获得赔偿的当事人可能会错误地将合法行为解释为反竞争行为，MakingAntitrustDaoreEffectiveintheEU：WelfareIarios，http：ec.europa.eucosdats.html，2009-12-30．进而会误导公共机构。但是，私人执行可以获得最接近违法信息的当事人的协助。例如，一个原材料的商业买方可能是侦测供应商之间可疑卡特尔出价行为的最佳人选。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等：《反垄断法与经济学》，任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页。

最后，公共机构可能会失职和懈怠。现实社会中的反垄断主管机关可能迫于政治压力、被管制实体的游说或自身的利益而不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这就产生了执行机关的失职和懈怠问题。MatthewC.Stephenson，PublicRegulationofPrivateEnforcement：TheCaseforExpandingtheRoleofAdministrativeAgencies，VirginiaLawReview，Vol.91，No.93，2005．而在一定程度上，由数量众多的私人执行者来执行反垄断法比那些附属于政府的反垄断主管机构来执行反垄断法会有更好的效果。王健著：《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私人实施制度的存在可以和反垄断主管机构形成一定的竞争和互动，促使反垄断主管机构更加诚实、勤勉地履行职责。此外，私人实施机制可以增加竞争法的威慑和促进竞争法得到遵从，同时其对更好地培育竞争文化和增强人们的竞争法意识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OECD，PrivateRemedies，http：petition，2009-12-10．

尽管属于私人力量实施的反垄断损害赔偿具有上述优势，但是私人实施往往具有一些风险并会形成不必要的社会成本，特别是实质性或程序性规则设计不合理时，其会造成滥诉和阻碍有利于竞争行为的实施。Ibid.

（二）宽恕制度对反垄断民事赔偿的影响

宽恕制度对反垄断损害赔偿的影响主要是指作为公共实施机制的宽恕制度对私人损害赔偿的实现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依据反垄断损害赔偿是否依附于公共实施行为其被划分为后继损害赔偿（FollowonActionsforDamages）和独立损害赔偿（StandaloneActionsforDamages）。因为公共实施行为会确认反垄断违法行为并且可能产生能够证明因果关系和损害事实的有用证据，所以后继损害赔偿的实现要比独立损害赔偿容易得多。WouterP.J.Wils，TheRelationshipbetweenPublicAntitrustEnforcerDapetition，Vol.32，No.1，2009．因此，作为公共实施的宽恕制度能够便利和促进私人损害赔偿。具体而言，作为公共实施的宽恕制度对私人损害赔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共实施程序能够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宽恕制度的有效实施必然会使得更多的卡特尔违法行为被查处，那么大量隐秘的卡特尔违法行为被揭发出来就会使得很多受害人能够知悉侵害其权利的主体并利用反垄断执法机构所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来获得赔偿。事实上，很多国家为激励反垄断损害赔偿，其在反垄断法或竞争法中往往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诉讼结果或调查和处理决定对于反垄断民事赔偿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依据美国克莱顿法第5条（a）的规定，在依据被告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效果，由美国或代表美国提起的民事、刑事诉讼中，作出的最终判决或禁令，是由其他个人对上述被告依据上述法律提起的诉讼中的最初证据。赋予公共实施形成的裁决对原告起诉同一被告基于同一违法事实而提出的后继损害赔偿具有约束力，这显然是有道理，因为其能够节约因质疑违法事实是否存在而带来的诉讼成本。

实证中，在美国，因宽恕制度的有效实施导致出现了紧随联邦政府对卡特尔的调查和起诉之后的民事诉讼的高潮，而被告所赔付的民事赔偿金远远高于支付给政府的罚金。AlanRiley，BeyondLeniency：EnhancingEnforcew，WorldCompetition，Vol.28，No.3，2005．受美国立法的影响，许多国家采取类似的立法规定。加拿大竞争法第36（2）条规定，如果没有相反证据，那么，在任何根据本条第1款规定提起的针对一个人的诉讼中，任何法庭程序中确认的那个人违反本法第6部分犯罪规定或因不遵守竞争法庭或任何其他法庭命令而遭受惩罚的记录可以用来证明该人违反本法第6部分规定或不遵守竞争法庭或任何其他法庭命令的证据。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33条（4）条明确规定，当原告根据反限制竞争法或欧共体条约第81条或第42条的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时，一个竞争主管机关在其决定中所认定的违法事实对于法院具有约束力。欧盟委员会参照德国的立法，在其2008年发布的《违反欧共体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中主张，任何一个成员国的竞争主管机构关于对违法行为处理结果是最终的，其应当对任何成员国法庭在审理后继损害赔偿诉讼中具有约束力。WouterP.J.Wils，TheRelationshipbetweenPublicAntitrustEnforcerDapetition，Vol.32，No.1，2009．

二是反垄断损害赔偿原告可以利用公共实施程序中形成的材料或被公共实施机构援助。反垄断损害赔偿的主张得以满足，证据以及相关材料的获取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私人力量的局限即其不具有公共实施机构的调查权，所以其获取证据以及相关信息的能力不足。因此，为促进私人实施，一些国家规定允许私人从公共实施机构获得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在美国的私人三倍诉讼中原告可以获取被告在反托拉斯司提起的反托拉斯诉讼中质询答复，甚至这些答复涉及商业秘密或是受保护令的保护也是可以的。法院也会发出适当的命令使得这种披露限制在不超过三倍赔偿目的的需要程度内。刘宁元著：《中外反垄断法实施体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国际竞争网络（InternationalCowork）通过实证调查了解到，有三个国家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应申请人要求有义务提供行政协助或相关文件被调阅，另外有些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雇员或行政官员可能被传唤作为证人。InternationalCoionOfPublicandPrivateEnforceses，et_file.php?id=127，2009-12-20．

还有一些国家的竞争机构作为“法庭之友”（Auriae）法庭之友是指一个并不是案件当事人的主体就案件或法律等方面自愿提供信息以帮助法庭裁决。提供的信息可能是法律观点，或者是没有根据任何一方要求而举证的证据，或者是事关案件的学术论文。参与民事诉讼中。譬如在德国，法院会通知卡特尔局告知就卡特尔协议采取的所有法律行动和应要求提供所有的案情摘要、记录、命令和决定等。当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相关材料被允许利用，其理由在于避免因私人介入而导致其展开调查出现被暴露的风险。OECD，PrivateRemedies，http：petition，2009-12-10．

此外，为保护宽恕申请者，有些材料往往是保密的，譬如申请者所作出关于承认相关违法行为的供述往往也不能被公开以防止成为指证宽恕申请者的证据。欧盟宽恕通知就详细而明确规定宽恕申请者提交的“公司声明”不能被公开。公司声明是一个评价性文件，在声明中当事人会基于自己参与经历来对卡特尔运行进行描述。该声明不同于申请者提交给委员会的其他文件如公司会议记录、协议、电邮或者其他任何作为先前存在文件（Pre-ExistingDocuments）的公司记录或信息。公司声明是公司自愿提交给委员会。

该文件在委员会对卡特尔调查之前并不存在，而是公司仅为申请宽恕待遇而撰写的。然而，即便在一些反垄断执法机构没有义务与法院合作或提供相关材料的国家，受害人仍然可以通过公开的决定而知悉一些信息以便证明受损害的范围和损害与违法行为间的因果关系。譬如在欧盟，依据欧盟理事会第12003号条例第30条规定，欧盟委员会应当公布处理违法行为的决定，并在决定中载明当事人的名称及决定的主要内容，包括所要实施的任何处罚。在实践中，欧盟委员会在其官方杂志上用所有成员国的文字公布决定的简要内容并在网站中公开决定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之巨细甚至可能达到几百页。WouterP.J.Wils，TheRelationshipbetweenPublicAntitrustEnforcerDapetition，Vol.32，No.1，2009．

三是以损害赔偿作为宽恕条件。在美国，申请者获得宽恕待遇条件之一就是申请者公司尽可能地赔偿受害人的损失。DepartorporateLeniencyPolicy，http：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091.htm，2009-12-25．虽然从字面理解，此条件是任意性的规定，但是依据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司的解释，此条件只有在申请者客观上无法履行赔偿义务时才可以不履行。申请者被免除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包括：一是申请者已经破产并被法院禁止履行额外义务，二是仅有一个受害人且其已经不存在了。另外，如果申请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可能实质地导致其持续经营能力受到严重损害，那么反托拉斯司将会考虑让其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ScottD.Ha．FrequentlyAskedQuestionsRegardingtheAntitrustDivisionsLeniencyProgramandModelLeniencyLetters，http：justice.govatrpubliccriminal239583.htm，2009-09-18．

在实践中，还存在这种情形即一些国家的竞争机构通过减少罚金鼓励自愿赔偿。在1998年和2002年发生的两个案件中即预绝缘管卡特尔（PreInsulatedPipesCartel）案件和任天堂（Nintendo）案件，欧盟委员会分别减少了两涉案公司ABB公司和任天堂公司因违反欧共体条约81条而受到的罚款，其原因在于ABB公司已经赔偿受害方Powerpipe公司和任天堂公司也实质给付了反对声明中确认的受害第三方赔偿金。还有一些国家竞争机构已公开宣布其鼓励自愿赔偿政策，如挪威竞争局已经将其作为对当事人减轻罚款的因素之一。TheNMaFiningCode2007，http：.nl，2009-12-22．

（三）反垄断民事赔偿对宽恕制度的冲击

由于卡特尔同谋者往往极力隐藏其违法证据，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通常非常困难，所以卡特尔违法行为的受害人往往依赖公共实施机构的先前处理决定来主张损害赔偿。在大多数国家涉及核心卡特尔领域中的私人实施竞争法主要集中在后继索赔（followonclaipetitionNetwork．InteractionofPublicandPrivateEnforceses，et_file.php?id=127，2009-12-20．因此，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对宽恕制度的影响主要是指后继损害赔偿对宽恕制度实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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