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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第1页）

后记

我不是叶先生的入室弟子。1979年秋，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历史。那一年春天先生第一次回国讲学，轰动南开园。我当时尚未入学，自然无缘见到先生。1980年，先生第二次回国讲学，我才得以听到先生讲课。课堂上的热烈气氛，我在南开读书四年，不曾多见。先生的教态，历历在目；先生诵词吟诗的声音，二十年萦绕耳畔。这里说的二十年，是到1999年，因为这一年深秋，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楼下的书香缘书店，我遇见了先生和她的秘书安易老师。我又亲耳听到了先生的声音，再一次开始跟随先生学习，至今已逾十年。这十余年随先生学习的收获，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是我人生中之大幸。

2000年有一家刊物向先生索要一篇自述文稿。有一天上课时先生说她准备了一些资料，问大家谁愿意帮她整理。我想了一下就说，我愿意，但是我不是您正式的学生，也不是南开的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先生说，听了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你当然有资格。就这样我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我爱人林雄的帮助下，两个多月后，我完成了《我的自述》这一篇文稿的整理工作。整理撰写《我的自述》使我初步了解了先生，她的人生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革的各个时期，而每一次变革，都对她的个人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既艰难坎坷，又诗情画意。先生以过人的才华以及她对于苦难的担荷能力，支撑着她那柔弱的身躯，一次次从苦难中走出来，为了她所钟爱的中国古典诗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我便萌生了进一步访问先生的愿望，想把她的人生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一年先生回温哥华前夕我向她提出了这个要求。先生没有马上答应，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古典诗词工作者，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什么可写的。

2009年张候萍（左）与叶嘉莹在叶家书房

2001年暑假，由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出资，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在天津蓟县静寂山庄开办了一次古典诗词讲习班。期间有一天组织学员参观独乐寺，天津电大的徐晓莉老师对我说，这么灵山秀水的地方，不如我们去找先生聊天，独乐寺以后有机会再去。我当然愿意，便欣然前往。就是在这一次聊天中，我再一次提出访问的要求，并且说明这件事对近代中国文化历史的史学意义。加上徐晓莉老师帮助说服，先生才答应下来。

第一次访问始于2001年9月21日，那时先生还住在专家楼，也不像现在这么忙，每周除了有课以外，晚上的时间几乎都给了我，有时周末还加一次。每次时间在两个小时左右。一直持续到2002年1月17日。先生一向身体很好，但是这年冬天得了感冒，咳嗽一直不好，中间停了几次，让先生休息。有了空余的时间，我就到另一个房间整理先生的照片。每次访问，基本上是按照先生的思路，想到哪就说到哪，中间我很少插话提问。先生说这种方式好，因为以前的一些访问者都有时间限制，还有话题限制，先生常常不能畅所欲言。先生思路非常清楚，语言又极为优美，听她讲述真是一种享受。这个学期我们一共谈了二十一次，是这本口述回忆录撰写整理的主要基础。加上后来不断的补充，总共留下了六十余小时的录音。以前我听别人说撰写口述如何难，要从一大堆口语中扒出一些文字来。但我完全不是那样，除了查阅补充资料、调整章节以外，许多大段的文字几乎都是实录。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先生把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著作集》送给了我，让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作为补充和参考用。

本来我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这部书稿，但实际上2006年春天才完成初稿，定稿则一直拖至现在。原因很多，人世间的沧桑变故，不断的修订补充，先生近几年越来越繁忙，都是客观上的因素；而我个人的不敏、拖沓则是主观上的因素。

先生天资聪颖，幼承家学，后来在顾随先生的引领下步入了古典诗词的殿堂。而她所经历的时代，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裂变。而社会的裂变，必然会产生一些沟壑。先生在她的诗词道路上，为这些沟壑架起了一座座桥梁，这是历史赋予她的使命。先生不辱使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先生的杰出贡献，我以为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从文化传承来看，先生架起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发生裂变，人们在摒弃封建糟粕的同时，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往往被失落。许多年轻的学生已经读不懂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留下的诗篇。而先生自1945年到现在，六十多年从未间断的教学生涯以及她超人的教学水平，在中国古代诗人和现代青年学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她数十年舌耕不止，笔耕不辍，通过讲解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了再生。这些伟大诗人的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得以浸润后人的心田。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得以传承。为此，先生投入了她的大部分生命。

其二，从东西方文化交流来看，先生架起了东西方学者之间中国古典诗词交流研究的桥梁，从大的方面来看，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和西方世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发生裂变，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世界和中国大陆之间持续几十年的隔绝。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国际关系的情况下，西方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只能到台湾。而这一时期台湾的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古典诗词都是先生在执教，所以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许多都曾经受有先生的影响。例如：德国的马汉茂、法国的侯思孟。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先生先后到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任教，应邀出席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在北美的汉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与哈佛大学汉学家海陶玮先生多年的合作研究，在学术界传为佳话。后来先生常年执教于加拿大ubc大学，更是桃李满天下。这期间，先生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在理论上颇多建树。在那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西方世界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先生的教学研究活动，在那种极不正常的国际关系之中，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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