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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1页）

因这位&ldo;高足&rdo;的揭发交待，朱家骅、叶企孙二人的关系变得复杂严重起来。在提审人员冷峻与凌厉的目光逼视下，叶于196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专案组就自己与朱家骅的相识与共事经过作了自述式的交待：&ldo;1918年8月，我同朱家骅同船赴美国留学。那时吾同朱并不熟识。朱不是清华公费生。到美后，吾同朱并不同学，也不通信。朱留美不久，即转往德国留学。&rdo;又说：&ldo;在同类地质学家中，吾同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相熟在前，同朱相熟在后……朱就院长时，总干事为任鸿隽，不久辞职。1941年春，朱来信要吾担任总干事。吾应允了，但须秋间方能到职。&rdo;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2）

叶的此次交待与他一个月后，即9月7日的说法略有不同，在专案组人员进一步审问中，叶企孙更加详细地说道：&ldo;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1924年3月（我）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议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作了中研院的总干事。我管计划、预算、审查著作、聘请人筹备开会等……&rdo;

由于叶交待的人员名单中涉及到了翁文灏，专案组人员立即找到时在北京居住的翁，让其写&ldo;揭发&rdo;材料。在由他人代笔、翁文灏本人阅后签字的材料中，翁文灏说：&ldo;叶在清华大学，作物理学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位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了。……朱家骅作过交通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央研究院当总干事。&rdo;

听翁文灏的口气，似乎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他没有同朱家骅争夺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也不是大权在握的中研院评议会的秘书，更不知朱与叶此前是否相识，只是&ldo;听人家说&rdo;，那时有个伪中央研究院的机构云云。翁氏真不愧是宦海名宿，从官场名臣李鸿章那里学来的&ldo;捣浆糊&rdo;的回旋术，可谓至绝至妙矣!

事实上，叶企孙离开清华专任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翁文灏在中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当蔡元培去世，朱家骅经过激烈角逐如愿以偿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宝座后，新内阁总干事的最佳人选非傅斯年莫属。遗憾的是，傅氏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勉强答应就任后，因体力渐渐不支，朱家骅不得不重新考虑找人顶替。经过与翁文灏、傅斯年反复商量权衡，最后决定请叶企孙出山。

从叶企孙的人生经历和后来他的&ldo;高足&rdo;与同事们&ldo;揭露&rdo;的材料看，朱与叶在成为中央研究院同事之前，仅是一般的熟悉而已，并不像后来冯友兰&ldo;揭发&rdo;材料中所说&ldo;关系相当密切&rdo;。朱家骅之所以瞄上了叶企孙，除了叶自己所说受到&ldo;正统思想&rdo;和&ldo;欧美资产阶级思想&rdo;的双重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叶的学术地位和组织、处世能力非一般人可比。当时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华出身或与清华相关的欧美系统，而叶企孙在这个系统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正如1968年叶企孙被捕后，冯友兰亲笔向中央军委专案组提供的&ldo;揭发&rdo;材料所言：&ldo;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rdo;冯友兰此话大致不差，正是缘于这种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叶企孙才能做到&ldo;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rdo;。加之叶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以此面目出现，对于各政治派别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平衡，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这便是朱家骅请其出山的根本动机。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3）

据可靠的资料显示，朱家骅最初实施这个计划是在1940年夏，身为西南联大常委并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因公赴渝与朱家骅相见。朱向梅表示，傅斯年因病几次住院，身体越来越差，欲辞职赴李庄史语所静养，自己有意聘叶企孙接替傅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此前朱家骅与翁文颢、傅斯年已与叶单独做过沟通谈及此事，叶表示&ldo;亦未尝不可尽其绵力，逐渐使该院之研究事业更上轨道&rdo;云云。但又说要看梅的态度再商定。梅听罢朱家骅的要求，颇感为难，表示清华方面的事务很难离开叶。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如冯友兰在回忆中所言：&ldo;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rdo;又说：&ldo;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39;私房&39;。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经营的事业。&39;官中&39;、&39;私房&39;，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39;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39;&rdo;

所谓&ldo;特种研究事业&rdo;，是指清华大学在战前办的农业、航空工业、无线电三个研究所，以及到昆明之后增办的金属学及国情普查等两个研究所。为便于统筹管理，清华校方把五个所组成一个&ldo;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rdo;，叶企孙为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为了不驳朱家骅的面子，梅贻琦最后答应如果中研院非要叶出山赴重庆就任，最好不脱离清华而两边兼顾。这一条件令朱家骅未置可否，表示与同仁商量后再作决定。

到了这年的9月29日，朱家骅致信梅贻琦，说已同翁文灏与傅斯年二人商量，不同意叶企孙两边兼顾，只能放弃清华而专任中研院总干事职。其理由是按中研院章程规定，凡院内专任人员不能兼职。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明了，在朱家骅的授意下，1940年10月15日，翁文灏以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的名义致信梅贻琦：&ldo;叶企孙兄至渝后接理中央研究院各事，朱骝先及傅孟真诸君均热诚匡助，可以顺利进行。惟有一事窃愿以友谊奉商者：兄前次至渝时，曾经谈及企孙兄于短时间内暂兼清华教务名义，但可以随时商停。此事固仅为一名义问题，但事实上亦有若干影响。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向为专任，丁在君兄初受院聘时，方任北京大学教授，当经商定，俟功课教毕，完全离开北大（教授名义亦辞卸），然后方至院内任事。企孙兄最好能免兼大学教授（但如聘为名誉教授则似尚可行）。此事弟与企孙兄面谈时亦经提及，并已奉陈，敬希察照酌采，至为企幸。&rdo;梅贻琦接信后，对这种&ldo;霸王条款&rdo;表示不能接受，遂置之不理，坐看朱、翁等人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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