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最新章节，第1页_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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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当然，国家元首的这一明确表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安定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在与海军总司令这次谈话后，当我独自一人同我的军官们在一起时，我还是对他们说：&ldo;无论什么时候爆发战争，英国都将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这一点我们是坚信无疑的。对此，你们心中要有个底！&rdo;

对我来说，1939年的春夏，在我记忆中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伤脑筋的几个月。我与海军总司令部之间在政治局势、海军战略和潜艇建造等问题上的分歧，使我日子很不好过、总结这段时期：1935‐1939年间，我们建造的潜艇远未达到德英海军协定所允许我们建造的数量。

1939年8月底，对波兰的战争再次推迟‐‐我们今天事后才知道，仅仅推迟了很少日子‐‐，我在1939年8月28日，就迅速建造潜艇一事，再次向海军总司令写了一份报告（潜艇舰队司令部密件第一百七十二号）。在这份《关于建设潜艇舰队的设想》的报告中，我写道：&ldo;鉴于目前英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和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我确认，海军特别是潜艇舰队从现状来看是无法完成它们在战争中应承担的任务的。

虽然我们可以期望现在不发生战争；但不能认为，英德之间的政治形势近几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即使有可能出现双方接近和安宁的时期。最合适的战斗武器，而且建造速度又快‐‐与建立一支舰队相比‐‐，那就是潜艇。所以，海军务须致力于潜艇舰队的快速建设，从而为今后在同英国的冲突中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rdo;

在我再次综合了我的关于必须加速建造潜艇的要求之后，我说：&ldo;为了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一场对英战争，应把需要动用各方面的力量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不惜一切地使其他要求服从于这个大目标，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要贯彻决定性的措施必须具备一个组织上的前提，即设立一个拥有广泛的全面的权力并直接对总司令负责的中央机构，处理与建议中所提出的建立潜艇舰队的任务有关的一切事宜。&rdo;

1939年8月底，我和海军总司令一起从基尔飞往斯维内明德时，我把这份报告亲手交给了他。他立刻看了这份报告，而且很明显地留下了印象。

我把8月28日的这份备忘录副本送呈我的顶头上司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他完全支持我的建议。他在给海军总司令的报告结尾，对于我的要求表示这样的态度：&ldo;必须立即把一切力量高度集中起来用在这个唯一的关键问题上，并把无助于上述目标的所有其他建造计划统统推后。&rdo;

可是，现在已为时太晚了。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竟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他盲目地认为，英法不会积极参与保

护波兰。可是，英法在1939年9月3日就宣战了。就这样，希特勒由于错误地判断了英国的态度而&ldo;滑&rdo;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本来应该在政治上避免这场战争的，即使我们与波兰的冲突会扩大到英国的这个可能性极小，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希特勒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与波兰发生军事冲突。

随着战争的爆发，海军总司令部在此以前所制订的整个计划全垮了。建设大型军舰的2计划成了泡影。在总司令部里，正如我在1939年8月28日的报告中所建议的那样，立即设立了一个潜艇局。潜艇司令，也就是我，可以决定总司令部应加速建造何种类型的潜艇。我和总司令部的关系一下子完全改变了。就这样，一直等到战争开始，才使总司令部认识到，建立一支大型舰队的长期计划是错误的。

今天我们还知道，早在1937年12月2日英国政府就已经作出决定，尽管有1936年的潜艇协定，一旦战争爆发，将立即恢复英国商船航行的护航体制。

战争爆发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9月4日晚英国海军部第一次会议作出决定：

&ldo;1．战争第一阶段，日本保持缄默，意大利态度未决，保持中立，主要的攻击目标似将针对大不列颠的大西洋通道。

&ldo;2．建立护航体制。此护航体制系专指反潜艇护航而言。

有关对付巡洋舰或重型船舰的进攻问题，本计划中未加讨论。&rdo;

由此可见，德国潜艇司令从他1935年发展了结群战术以来，就正确地估计了形势。

但是，德国海军在战争爆发时，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躯体。它不得不以仅有的能在大西洋作战的二十二艘潜艇与最大的海上强国进行潜艇战。

十一、战争爆发后，您的态度怎样?您有哪些战略计划?

关于英国宣战的消息，我是在9月3日得知的，当时我正在我的作战室里。虽然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与英国发生一场战争而担忧，但是战争成为当前的事实毕竟使我万分震动。

后来，我的海军参谋本部首席参谋厄尔恩海军少校把当时的情景向一位历史学家作了如下描述：&ldo;对您这位历史学家来说，从一个熟悉当时内情的目击者的回忆中，了解一些有关海军元帅邓尼茨在对英战争刚开始时的态度，也许是感兴趣的。

&ldo;战争一爆发，我就奉命从海军学院来到潜艇司令部并在那里担任了首席参谋的职务。除了有几次间断外，直到战争结束（最后一个职务是海军作战参谋部作战处首席参谋），我始终没有离开过海军元帅的身边，我和他之间从当年以至今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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