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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九旅驻防绥德后，为了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采取多种方式，同顽军开展尖锐的斗争。当时，国共双方经常在专署内一起开会斗争。1942年2月，何绍南自西安返绥德后，更加紧了反共活动，并准备以5个保安大队包围袭击我九旅旅部。后发觉我们已有准备，就率部逃向横山石湾，途中被我歼灭大部。从此，我们进一步巩固了边区，并同华北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1940年4月，抗大三分校为了使教学同实践工作紧密结合，更好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合格的指挥员，校长许光达、训练部部长李国华率领70多名教员和部分学员，到九旅参观学习。我也是参观学习团的成员之一。我们在九旅学习了一个多月。快要结束时，听说九旅想从教员中留一些人到基层部队中加强工作，我马上去找李国华部长，坚决要求留下来。原来在我们实习过程中，王震旅长看到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军事素质好，非常喜欢。他就找许光达校长要求留下几位教员，充实部队。校长同意后，九旅就派政治部的同志去考核、挑选。由于我上过军校，还参加过淞沪抗战，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表现也不错，又多次积极要求到前线部队，所以就被选中了。当时训练部部长李国华可能觉得我年轻听话，布置起工作来得心应手，对我很信任，所以他最初不同意我留在九旅。其实他自己也想到部队去，就动员我再等等，有机会一起上前方杀敌。我就对他讲：&ot;像你们这样的高级干部不好分配，机会太难找了，而我们营、连职干部的工作分配，不用惊动上级，您还是放了我吧。&ot;经过死磨硬泡，李国华总算答应了我的请求。

九旅本来还想多留一些人，王震要干部的原则是越多越好。可是抗大教员也紧张，最后决定只留下了我和陈实两个人。陈实任旅部教育科副科长，原计划要我到旅部教育科当副科长，我就向参谋长唐子奇表示：&ot;我申请来部队，就是想到基层带兵打仗。&ot;参谋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向我解释道：&ot;红军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带兵方法、制度完全不同，你未必适应。如果一定要下基层，不如先到教导营锻炼一段时间，熟悉了红军的管理方法和作战指挥职能再说。&ot;于是，我就找陈实商量，他也觉得参谋长的话有道理，刚到红军部队，任何事都没有亲身经历过，不妨先在教导营学习一段，这样可以熟悉了解红军的管理体制。最后，旅部决定派我到教导营一队任副队长。教导营一队队长叫吴进清，指导员姓谭，都是红军干部。我与他们相处尚好，虽然每天操练很忙，但精神愉快。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建军宗旨本质上完全不同，特别是红军部队强调官兵平等，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可以打骂士兵。但在管理制度方面都要遵循军队的要求，出操、上课、野外演习、警卫值班这些内容是任何现代军队都具有的共性。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日常训练和部队管理。

我在连队工作了大半年，1940年底，九旅已在绥德安好了家，部队暂时不打仗，旅部就将教导营的工作重点转到部队训练，于是决定扩大教导营编制，由原来的两个队扩编为四个队。一队学员是营级干部，二队学员是连级干部，三队是排级干部，四队是政治干部。每队一百多人，共四百多人。在绥德练军的条件也不错，有现成的营房和操场。为了加强教导营的工作，旅党委决定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同志兼任教导营政委，营长江子炎是位老红军，文化不高。我由一队副队长升任营参谋长，后又任副营长。政治处主任是于丁，后来升任副政委。于丁是江苏镇江人，在省艺术专科学习过，1937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公、抗大、马列学院学习。他早我两个月到九旅工作。我们都是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学生，自然比较亲近，经常在一起交谈对八路军的感受。当时，教导营还有一名副营长张英，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来的，当过连长，人很凶，有些旧军队的习气，学员大都不愿和他过多接近。而于丁工作有耐心，有修养，善于团结同志，总能在双方间沟通。对我工作中出现的不当之处，他也总是善意地提醒。他比我大一岁，有兄长风范。解放后于丁担任过军委装甲兵副政委。

当时部队难得在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训练，因此王震同志对教导营的工作非常重视，经常到教导营检查指导。他对我也很关心，时常向我了解营里的训练和生活情况，鼓励我大胆工作，搞好军事训练，保证为部队输送合格的干部。王恩茂同志是一位有文化和政治工作经验的老红军，为人谦虚，作风民主，能团结干部。我很尊重他，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半年之后，王恩茂同志调回旅部工作，由肖头生任政委，他的政治经验和文化知识也很丰富，我们一起工作，相处得很好。我当时主管军事训练，军事教员有赵冬生、富虔、王大刚、韩东方、周奎等人。周奎原是七一八团三营营长，湖南人，1930年就参加了红军。抗战初期在敌后打游击，一度想回老家组织部队，单干打日本，组织上认为这是开小差，发现后，抓起来关了一年多。教导营成立后就派来当教员。他读过几年书，有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经验，讲课也有一定的水平，同我们新来的干部很谈得来。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红军指挥员的优良传统。我们相处得也很愉快。我在军校的同期同学高放刚好也分配到九旅工作，我就请求把高放调到教导营任四队队长，王恩茂也爽快地同意了。教导营扩编后，我同营领导一起详细研究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决定政治、军事、文化学习各有侧重。针对军事学习的方针和内容，我提出整个教导营的军事学习和管理要逐步建立正规化制度，克服游击习气。红军在十年内战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ot;围剿&ot;，大都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打败了国民党的历次&ot;围剿&ot;。虽然红军能够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缺乏军事上的严格管理，有一些游击习气，不太注重列队、出操、内务管理等方面的训练。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军队自身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加强部队正规化教育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要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建立和培养严格执行条令的自觉性。因为制定和执行条例本身，就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保障。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一点一滴的生活、工作中，必须要培养官兵做到步调一致、服从指挥，才能使千军万马在行动中整齐划一，有效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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