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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尽管不能说这些层面的开放性不存在，在一些领域，开放性已经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开放性的实现程度还较低，制度化程度更低。开放性的实现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必须表现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只有这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会富有现实的意义。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2月5日

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带来的挑战。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也有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种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这同时也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

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强调过了头。由于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需要实事求是。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ldo;不争论&rdo;。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衰微，同时中国社会也缺乏共同或者共享价值观。

干部党员缺乏有效认同

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最大的威胁。执政党没有一整套可以让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表明党在其干部党员中没有有效的认同感。的确，多年来，执政党在&ldo;不争论&rdo;的构架中努力建设自己的&ldo;意识形态&rdo;或者主导思想，这样的努力贯穿在建设&ldo;邓小平理论&rdo;、&ldo;三个代表&rdo;和&ldo;科学发展观&rdo;等方面。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们或者是为了论证新政策的合理性，或者是为了引导新政策的制定。它们所能影响的是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或者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不是认同感，它们就很难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尽管中共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识，如&ldo;德治&rdo;和&ldo;党性&rdo;等，但它们远远没能成为党政官员的内化价值。物质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党政官员唯一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腐败变得不可避免。

同样严重的是，因为缺乏为多数人认同的意识形态，缺乏共享价值，社会对执政党也逐渐丧失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少数传播者，而是因为社会的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不被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难生存下来，更说不上影响力了。社会的各个群体要么接受这个思想，要么接受那个思想，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很多社会群体看来显得很空洞。这就会对执政党、对整个社会的&ldo;领导权&rdo;产生挑战和威胁。

&ldo;领导权&rdo;这个概念笔者曾经谈过，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根据葛兰西的研究和（历史）反思，一个执政党的权力由&ldo;领导权&rdo;和&ldo;统治权&rdo;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既互相关联又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进行自由竞争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统治权往往意味着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在社会群体之上。

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再者，执政党要造就领导权，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他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是有选择性的，而要反映整个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自愿接受的，那么该意识形态也就表现为这个社会的共享价值。

涉及党和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要取得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但不能光把党的知识分子狭隘地理解为要为党的政策和行为辩护，他们更为重要的角色应当是超越党本身的利益而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后一方面可能和党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但却是党的长远利益之所在。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一点也一样。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多数人的意志和代表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其执政的合法性会成为问题。同样，如果其不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也会很快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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