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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章 好古敏求 夫子的求知路（第1页）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鲁哀公十四年的暮春，鲁国曲阜的藏书室里弥漫着陈旧的竹简气息。孔子盘腿坐在铺着莞席的矮榻上，面前摊开的《尚书》竹简已有多处磨损，最上面的“尧典”篇，“克明俊德”四个字被摩挲得发亮，竹纤维的纹路像老人手上的青筋。他右手握着青铜刀笔，笔尖在“以亲九族”的“亲”字上悬停片刻，然后轻轻刮去旁边一个模糊的墨点——那是多年前批注时不小心蹭上的。

子张跪在案前研墨，墨锭在陶砚里研磨出细腻的黑色，他见夫子对着一片竹简出神，那竹简边缘已经开裂，用细麻绳捆了三道，便轻声问：“夫子洞悉古今，从尧舜到商周的礼乐无所不通，莫非生而知之？”

孔子抬起头，阳光透过木窗棂在他花白的鬓发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一点墨痕。他放下刀笔，指了指满室堆叠的竹简——这些竹简从墙角一直堆到屋顶，有的用韦绳捆着，有的用麻绳系着，上面标注着“诗”“书”“礼”等字样。“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述而》记载的这句自白，像一把青铜钥匙，打开了孔子求知的心扉。“非生而知之”不是故作谦虚的客套，是对知识来源的理性认知——就像他手里的竹简，每一个字都需要刻上去，而不是天生就有；“好古”不是对过去的盲目迷恋，是对传统智慧的尊重，如同农民珍惜祖辈传下的农具；“敏以求之”不是笨鸟先飞的勤奋，是“学而不厌”的执着，像匠人打磨玉器，日复一日不知疲倦。这种对知识的敬畏与追求，藏着儒家“学而知之”的密码：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天赋的高低，而在于后天的勤勉，正如《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无论通过何种途径获得知识，最终的价值是相同的。从孔子摩挲的竹简到当代图书馆的书籍，这种“好古敏求”的精神始终是文明传承的动力。

一、非生而知之：对天赋神话的破除

“生而知之”在先秦时期是人们对“圣人”的普遍想象。《周易?系辞》记载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不需要学习就能洞察天地规律；《帝王世纪》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天生就具备辨识药性的能力。这些传说中的圣人被认为是“生而知之”的典范，仿佛他们的智慧是与生俱来的礼物。

孔子却明确否认自己属于此类。《论语?季氏》中，他将认知途径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承认“生而知之”是最高境界，但并不认为自己达到了这种境界。这种否认不是谦虚的客套，而是对知识来源的清醒认知——就像他在《论语?子罕》中说的“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面对普通人的提问，他并非凭借天赋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追问正反两面来探求真相，这种“无知”的坦诚，恰恰证明了他“非生而知之”。

孔子的“非生而知之”有诸多具体实践佐证。年轻时，他“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在鲁国的太庙参加祭祀典礼时，对每一项礼仪都要详细询问：祭品如何摆放，乐舞如何编排，司仪如何致辞。有人在背后嘲笑：“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鄹人是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任鄹邑大夫，这些人嘲讽孔子出身低微却装作知礼。孔子听到后坦然回应：“是礼也。”（《论语?八佾》）——我询问的正是礼的细节，这本身就是知礼的表现。这种不耻下问的态度，与“生而知之”的天赋神话形成鲜明对比。

中年时，孔子向师襄子学琴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孔子家语?辩乐》记载，师襄子教他一首曲子，他练了十天还在重复同一首。师襄子说：“可以益矣。”（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答：“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我已经熟悉曲调，但还没掌握弹奏的技法）又过了几天，师襄子说：“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又答：“丘未得其志也。”（还没领悟曲子表达的情感）再过几天，师襄子说：“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仍答：“丘未得其为人也。”（还没体会到作曲者的人格）直到有一天，他“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突然说：“丘得其为人矣：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这个人皮肤黝黑，身材高大，目光远大，能统御四方，一定是周文王）师襄子听后起身行礼：“此曲名《文王操》也。”这段学琴经历耗时数月，从熟悉曲调、掌握技法，到领悟情感、体会人格，层层深入，完全依靠后天的勤勉而非天赋，生动展现了“学而知之”的过程。

对比“生而知之”的神话，更能凸显“学而知之”的价值。《庄子?秋水》记载“夏虫不可语冰”，强调认知的局限性——夏天的虫子从未见过冬天的冰雪，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理解。但孔子认为，即使存在认知局限，通过持续学习也能不断突破。他的学生子贡曾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孔子的知识不是来自某个固定的老师，而是广泛学习的结果：向老子问礼，向苌弘学乐，向郯子问官名，甚至从普通百姓的言行中汲取智慧。这种“学无常师”的态度，打破了“天赋决定论”的迷信，证明知识如同河流，是由无数溪流汇聚而成，而非天生的涌泉。

“非生而知之”的深层意义，在于确立“人人可学”的平等观。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无论出身贵贱、天赋高低，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的弟子中，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是贫困的士子；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是成功的商人；子路“卞之野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粗鲁莽撞的武夫；子张“为人仪表甚伟”（《孔子家语?弟子行》），却曾被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这些背景各异的弟子，都能通过学习获得智慧，正如《荀子?劝学》所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天赋并非决定因素，善于借助学习的方法才能成就自我。孔子的“非生而知之”，实际上是向所有人宣告：知识的大门对每个人敞开，能否进入只取决于是否愿意付出努力。

二、好古：对传统智慧的敬畏与传承

“好古”的“古”在孔子语境中有着特定内涵，主要指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与历史经验。《说文解字》解释“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十口”象征众人传承，强调“古”是前人经验的积累与传递。对孔子而言，“古”不是僵化的过去，而是蕴藏着治国理政、修身养性智慧的宝库，如同《尚书?泰誓》所说“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古代的箴言能够指导现实的行动。

孔子“好古”并非盲目复古，而是因为他认为“三代之治”蕴含着永恒的智慧。《论语?八佾》中，他明确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借鉴了夏朝和商朝的制度，又加以改进，形成了繁荣的礼乐文化，因此他选择遵从周礼。这种“从周”不是复古守旧，而是对优秀传统的理性继承——就像农民选择优良的种子，不是因为它来自古代，而是因为它能适应现实的土壤。他对周礼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主张“损益”（《论语?为政》），保留合理部分，改进不适应时代的内容，如他所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古代用麻布做礼帽符合礼制，但现在用丝绸更节俭，他便赞同从众，这种“好古而不泥古”的态度，使传统智慧能够与现实需求相融合。

“好古”的具体表现，在于孔子对古籍的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晚年回到鲁国后，他集中精力“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对古代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整理。《诗经》原本有三千多篇，流传过程中出现诸多重复和低俗内容，他“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史记?孔子世家》），精选出三百零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使这些诗歌能够配合礼乐演奏。《尚书》记载上古时期的重要史事，原本散乱无序，他“序其事，断自唐虞以下，讫于秦缪”（《汉书?艺文志》），按时间顺序编排，使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形成完整脉络。

这种整理不是简单的编辑工作，而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的再创造。孔子在筛选和编排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春秋》这部史书，他“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字斟句酌，通过“微言大义”传递褒贬态度。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看似简单的六个字，实则蕴含深意：称“郑伯”而非“郑公”，讽刺郑庄公对弟弟失教；称“克”而非“伐”，暗示双方如同仇敌；称“段”而非“弟”，批评共叔段的僭越。这种“春秋笔法”，使历史记载不仅是事实的记录，更是价值的传递，体现了“好古”与“致用”的统一。

“好古”与“知今”在孔子那里相辅相成。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复习旧知识能够获得新理解，这正是“好古”的目的——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从过去中汲取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周游列国时，他每到一个诸侯国，必“观其风俗，考其政制”（《孔子家语?六本》），对照古代制度分析利弊。在卫国，他见人口繁盛，便对冉有说：“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教之。”（《论语?子路》）这种“庶之→富之→教之”的治理思路，正是借鉴了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将古代的治国理念应用于现实，可见“好古”是“知今”的工具，传统是照亮现实的镜子。

对比墨子“言必称尧舜”的复古倾向，更能显现孔子“好古”的理性。墨子也推崇古代圣王，但主张“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更倾向于回到更古老的夏朝制度，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而孔子“从周”，是因为周朝制度“损益可知”（《论语?为政》），具有可改进的空间，能够适应时代发展。他称赞子张“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认为历史是在继承中发展的，这种辩证的历史观，使“好古”避免了沦为复古主义的危险，正如《周易?系辞》所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对传统的合理继承才能实现长久发展。

三、敏以求之：勤勉执着的求知实践

“敏以求之”的“敏”，《说文解字》解释为“疾也”，指动作迅速、反应敏捷，在求知的语境中特指勤奋不怠、坚持不懈。孔子的“敏”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贯穿终身的学习态度，正如他在《论语?述而》中所说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即使到了晚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

孔子“敏以求之”的勤奋有诸多具体表现。晚年研读《周易》时，他“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串联竹简的熟牛皮绳因反复翻阅而多次磨断，需要弟子重新编连。《周易》的卦象和爻辞晦涩难懂，他却反复揣摩，甚至为其作注，即《易传》中的“彖辞”“象辞”等，将自己的理解融入其中。据《孔子家语?好生》记载，他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种对知识的渴望，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衰减，如同《周易?乾卦》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命不息，求知不止。

“敏以求之”不仅体现为勤奋，更注重方法的得当，包括“学思结合”与“学行结合”两个方面。《论语?为政》中，孔子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与思考缺一不可。他在研究《周易》的“困卦”时，不仅诵读“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的卦辞，更结合自己在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的经历，思考困境中坚守道义的意义，最终领悟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的道理。这种将书本知识与人生经验相结合的思考，使学习不再是机械的记忆，而是智慧的生成。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中的“习”，不仅是复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实践应用。孔子学礼之后，“入太庙每事问”，通过参与祭祀典礼来实践礼仪知识；学乐之后，“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与他人唱歌时，若对方唱得好，必定请其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和唱，在实践中深化对音乐的理解。他教导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如果熟读《诗经》却不能用于政务和外交，再多的知识也无用，这种“学行结合”的方法，使“敏以求之”避免了沦为书呆子的危险。

“敏以求之”的动力，源于“任重道远”的使命感。《论语?泰伯》中，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使命感同样体现在孔子身上，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传承礼乐文化的责任。鲁定公十四年，因季桓子接受齐国赠送的女乐而“三日不朝”，孔子意识到在鲁国推行礼乐的希望渺茫，便毅然离开，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路。途中“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多次遭遇危险，却始终“讲诵弦歌不衰”。在陈国绝粮时，“从者病，莫能兴”（《史记?孔子世家》），子路愤怒地质问：“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平静地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然后继续为弟子讲学，将困境转化为教学机会。这种在逆境中的坚持，是“敏”的最高体现——不因环境艰苦而放弃求知，不因道路坎坷而改变初衷。

对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的懒惰，更能凸显“敏以求之”的价值。孔子斥责那些“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的人，认为他们浪费生命，如同《荀子?劝学》中所说的“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因浮躁而一事无成。而孔子“敏以求之”，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他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求知与传承中，使生命在知识的传递中获得永恒。《礼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种在学习中不断发现不足、在教学中不断克服困惑的过程，正是“敏以求之”的生动写照。

四、孔子的求知之路：从少年到晚年的践行

孔子少年时的求知，带着底层生活的坚韧。《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年轻时因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做过管理仓库和牲畜的小吏。管理仓库时，他“料量平”，计算粮食出入准确无误；管理牲畜时，他“畜蕃息”，使牛羊繁殖兴旺。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培养了他严谨细致的态度，而他并未满足于此，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学习知识。每当鲁国举行祭祀典礼，他总是想方设法参与，“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对礼器的摆放、乐舞的编排、祝词的内容都详细询问，即使遭到他人嘲笑也毫不在意。这种在卑微处境中依然保持求知渴望的精神，为他“敏以求之”的一生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的周游求学，拓宽了孔子的知识边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年轻时到洛阳向老子请教礼学。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史，掌管王室典籍，对周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告诫孔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种审时度势的处世智慧，丰富了孔子对“礼”的理解——礼不仅是外在的仪式，更要顺应时势。离开洛阳前，老子送别孔子时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孔子世家》）这些话语中的谦逊与内敛，对孔子后来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向老子问礼，孔子还向苌弘学乐。苌弘是周王室的大夫，精通音律，孔子向他学习“韶乐”和“武乐”，后来在齐国听到《韶》乐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感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种对音乐的痴迷，正是年轻时打下的基础。他还“学鼓琴师襄子”（《史记?孔子世家》），师襄子是鲁国着名的乐师，孔子向他学习弹琴，从熟悉曲调、掌握技法到领悟情感、体会人格，层层深入，这种“学无常师”的态度，使他能够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年时的教学相长，深化了孔子对知识的理解。三十岁左右，孔子开始创办私学，“有教无类”的理念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弟子。教学过程中，弟子们的提问常常促使他深入思考，如子路问“勇”，他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他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颜回问“仁”，他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些针对性的回答，既是对弟子的教导，也是孔子对自己思想的梳理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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