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中文网

第126章 考试晋升录宣公第五年（第2页）

秦国的变革最为彻底。商鞅变法确立的“军功爵制”，将“斩将夺旗”的战功量化为明确的晋升阶梯：士兵斩敌甲士一人，可获公士爵位及田宅、仆役；累计军功者，无论出身贵贱，均可逐级晋升至列侯。这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制度，实质是将战场表现转化为“考试成绩”，军功簿上的数字成为跨越阶层的硬通货。考古发现的秦简《为吏之道》中，还记载了对官吏的考核标准——“五善”（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与“五失”（夸以迣、贵以大、擅制割、犯上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考核优劣直接决定其升迁或罢黜，已具“政绩考核”的清晰框架。

东方各国则更多呈现“多元选才”的特征。齐国在稷下学宫广纳贤士，通过“论辩”考察其学识与治国见解：孟子曾在此与淳于髡就“男女授受不亲”展开辩论，其犀利的逻辑与民本思想打动齐王，获封客卿；邹衍以“五德终始说”阐释朝代更替，凭借独特的宇宙观跻身大夫之列。这种“以言取士”的方式，如同一场开放式的“策论考试”，思想的深度与说服力成为入仕的通行证。

魏国李悝变法时，创设“武卒制”，对士兵进行严格的体能与技能考核：负重半石、日行百里者可入选武卒，免除徭役并获田宅，考核优异者更能晋升为百将、千夫长。这种“以能定级”的机制，让平民有机会凭借勇武进入统治阶层。而楚国吴起变法中，“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将闲置的爵禄用于奖励“战斗之士”，实质是用“功绩考核”冲击世袭特权。

这一时期的“考试”虽未形成固定程式，却已孕育出两大核心原则：一是“能力本位”，无论出身如何，仅凭才能与功绩即可获得晋升；二是“动态考核”，官员的职位并非终身不变，而是随政绩、战功的变动而升降。这种变革既适应了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迫切需求，也为后世科举制度的诞生埋下了思想种子——当“选贤任能”取代“血缘世袭”成为共识，考试作为一种公平的筛选工具，其发展便有了必然的趋势。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秦两汉时期，官员选拔与考核制度在战国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形成了兼具实用性与层级性的体系，既延续了“军功”“贤能”的核心标准，又逐步构建起覆盖中央到地方的考核网络。

秦朝一统天下后，将“军功爵制”推广至全国，同时针对文官系统创设了更细致的考核机制。朝廷对郡县官吏实行“上计”制度：每年年末，地方官需将辖区内的户口、田赋、刑狱等数据编制成册，派专人报送中央，由丞相府与御史大夫审核。“上计”的优劣直接决定官员的升降——若户口增殖、赋税足额，官吏可获嘉奖晋升；若出现流民、盗匪或财政亏空，则可能被罢免甚至治罪。这种以数据为核心的考核，如同对地方治理能力的“年度考试”，倒逼官吏重视实绩。而中央官员则需接受皇帝不定期的“策问”，如秦始皇曾召集群臣讨论“废分封、设郡县”，李斯以犀利的辩词说服众人，由此巩固了其廷尉之职，实质是通过政见交锋考察行政能力。

汉代则在秦制基础上发展出“察举制”，将“推荐+考核”的模式制度化。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令”，要求郡国推荐“贤士大夫”，开启了汉代选才的先河；汉武帝时进一步明确察举科目，“孝廉”“秀才”（东汉避光武帝讳改称“茂才”）成为核心科目——“孝廉”侧重品德与基层治理能力，“秀才”侧重学识与战略眼光。被举荐者需通过中央的“策试”：皇帝或三公就经义、时政提出问题，应试者书面作答（称“策论”），优者授予官职。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系统阐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获汉武帝赏识，由博士晋升为江都相。这种“策试”已具备科举考试的雏形，只是举荐权仍掌握在地方长官手中，难免受门第、人脉影响。

此外，汉代对官员的“日常考核”也更为严格。《汉官仪》记载，官员若犯“受所监临赃二百五十钱以上”“擅离职守”等过失，会被即时弹劾；而政绩突出者，如“劝农桑、增户口”的地方官，可获“玺书勉励”甚至越级提拔。名将赵充国早年以“良家子”身份入伍，因在对匈奴作战中屡建战功，从普通士兵逐步晋升至后将军，正是“军功+政绩”双重考核的典型。

不过，汉代选才也存在局限：察举权过度依赖地方长官，导致后期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乱象——部分豪门大族通过贿赂、联姻操控举荐，使平民子弟难以出头。这种弊端恰恰催生了对更公平选拔制度的需求，为后世科举制的诞生埋下伏笔。

秦两汉时期的制度探索，将“实绩考核”与“分层选拔”相结合，既适应了大一统王朝对高效行政的需求，也推动“选贤任能”的理念深入人心。尽管存在阶层壁垒，但相比先秦的世袭制，已为平民提供了更多上升通道，而“上计”“策试”等形式，更成为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梯。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员选拔制度在动荡与融合中呈现出复杂的演变轨迹。战乱频繁、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既延续了汉代察举制的余绪，又因士族门阀的崛起催生出新的选拔模式，考核标准也随时代需求不断调整。

三国时期，曹魏率先打破汉代察举制的积弊，创设“九品中正制”：由中央任命“中正官”，负责品评其所管辖州郡的人才，依据家世、德行、才能将其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吏部按品级授官。这种制度初期意在规范选拔标准，如中正官需详细记录被品评者的“行状”（品行才能评语），相当于对人才的“综合考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察举制的主观性。但到西晋后，中正官多由士族豪门担任，品评标准逐渐向“家世”倾斜，最终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所谓“考核”沦为士族维护特权的工具。

蜀汉与东吴则各有侧重。诸葛亮治蜀时，强调“为官择人，唯才是举”，即使是低微出身的官吏，只要政绩突出也能晋升，如王平早年为士卒，因熟悉兵法、屡立战功被提拔为镇北大将军；东吴则兼顾军功与士族，周瑜、鲁肃等世家子弟凭借谋略入仕，而吕蒙等寒门将领则通过战功跻身高层，考核标准更显实用主义色彩。

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垄断官场的局面进一步固化，但针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仍在延续。西晋对地方官实行“考课法”，每年考核其劝农、缉盗、断狱等政绩，考核结果与俸禄挂钩；北魏孝文帝改革时，不仅推行汉化政策，更强化对官吏的“三年一考”制度，考绩优异者晋升，劣者降职甚至流放，如李冲因主持制定俸禄制、三长制有功，从秘书令一路升至尚书仆射。

这一时期，“考试”的形式也有新探索。南朝梁武帝设立“五馆”，招收寒门子弟研习儒家经典，定期考试，成绩优异者可直接入仕，开“学馆考试取士”之先河；北魏的国子学则要求贵族子弟每年参加经义考试，不及格者需重修，这种“学业考核”虽未普及，却为后世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提供了思路。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不过，士族的腐朽最终让选拔制度陷入僵化。东晋时，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即可“坐至公卿”，无需考核实绩，甚至出现“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的纨绔子弟身居要职的荒诞景象。这种制度性的不公，反而加速了底层民众对公平选拔的期待，为隋唐科举制的应运而生积蓄了历史动能。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制度变迁，既是汉代察举制的延续，也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尽管门阀垄断导致考核失序，但其间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学馆考试”等探索，以及对政绩考核的持续重视，仍为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从“荐举”向“考试”的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而在隋唐时代，官员选拔与考核制度迎来了历史性突破，科举制的诞生与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考试取士”制度走向成熟，彻底打破了士族门阀对官场的垄断，为底层士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

隋朝初年，为扭转九品中正制的积弊，隋文帝杨坚废除中正官品评制度，下诏“诏举贤良”，令各州荐举人才赴中央考试；隋炀帝进一步设进士科，以“试策”取士，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创立。这种制度将选拔权收归中央，以考试成绩而非门第定优劣，如同为天下学子打开了一扇公平之门——即使是寒门子弟，只要精通经史、善作策论，便能通过考试跻身仕途。

唐代则将科举制发扬光大，形成了“常科”与“制科”并行的体系。常科每年举行，设有进士、明经、明法等科目，其中进士科以诗赋、策论为考试内容，难度最高却最受重视，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特科，用于选拔“非常之才”，考试内容更贴合时政需求，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便以对策论政为主。考生通过州县“解试”后，需赴京城参加尚书省主持的“省试”，考中者授予“及第”身份，再通过吏部“释褐试”（考察身、言、书、判）即可授官，形成“层层考试、择优录用”的完整链条。

除了入仕前的选拔，唐代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形成严密制度。中央设“考功司”，每年对各级官员进行“考课”，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侧重品德与操守；“二十七最”则针对不同职位设定具体标准，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考核结果分为九等，上等者晋升，中等者留任，下等者降职或罢黜。名将郭子仪早年通过武举入仕，因战功与治政能力突出，多次考课获“上考”，最终官至太尉，正是“考试取士+政绩晋升”的典范。

唐代科举制虽大幅提升了选拔公平性，但仍存在漏洞：权贵子弟可通过“荐举”“纳卷”等方式变相干预考试，如晚唐牛李党争中，两派便各自提拔门生故吏，导致科场舞弊屡禁不止。不过，这些问题并未掩盖科举制的进步意义——它让“学而优则仕”从理念变为现实，无数寒门士子如韩愈、柳宗元，凭借科举进入朝堂，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更塑造了“以文治国”的政治传统。

隋唐时代的制度创新，将“考试”的核心地位从“荐举辅助”提升为“选拔主流”，不仅奠定了此后千余年中国官员选拔制度的基础，更对东亚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日本、朝鲜等国曾效仿唐制设立科举，而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也借鉴了科举制“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的理念，使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制度发明之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官员选拔与考核制度随政权更迭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科举制虽未中断，却因战乱频仍、礼法崩坏而陷入松弛，实用主义的“军功晋升”与“权宜授官”成为主流，制度的延续性与规范性大打折扣。

这一时期，各割据政权多以军事立国，官员选拔首重军功与忠诚度。后唐庄宗李存勖在位时，麾下将领仅凭战功即可骤登高位，甚至出现“马夫因护驾有功而授刺史”的现象，所谓“考核”沦为战场胜负的直接映射。即便是沿用科举的政权，考试也多流于形式——后晋、后汉的科举取士规模锐减，且常因战事停摆，考生需冒着兵戈之险赶赴考场，而录取名单往往掺杂权贵私意，如后梁宰相敬翔便曾通过暗箱操作，将亲信子弟塞入及第名单，科场公平性荡然无存。

地方藩镇的“自辟僚属”之风则更盛。节度使拥兵自重，可自行任命幕府官员，选拔标准完全凭主官意志：或重用同乡故旧，或提拔善战部将，甚至有藩镇以“能饮酒、善博弈”作为取士依据，与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形成天壤之别。这些幕府官员的晋升，也全凭藩镇主官的信任度，政绩考核沦为一纸空文，如吴越国节度使钱镠曾将“纳贡丰厚”作为幕僚晋升的唯一标准，导致地方官吏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不过，乱世中仍有政权试图维系制度底线。南唐偏安江南，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其得以恢复科举规模，后主李煜曾亲自命题考试，以诗赋取士，选拔出徐铉等一批文臣，其考试规程虽简化，却保留了“糊名”（密封试卷姓名）的做法，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舞弊。而西蜀的孟昶政权则重视吏治考核，规定地方官每半年需向中央报送“治绩簿”，记录赋税、刑狱等数据，考核优异者可获嘉奖，这种对“实绩”的有限回归，成为乱世中制度延续的微弱星火。

五代十国的制度乱象，本质上是战乱对官僚体系的冲击——当生存成为政权第一要务，“实用”必然压倒“规范”，“军功”与“权术”自然取代“考试”与“考课”。但这种无序也孕育着新的变革契机：正是对藩镇割据、任人唯亲的反思，为北宋重建中央集权下的科举与考核制度提供了历史镜鉴，使得“重文抑武”“完善科举”成为宋初治国的核心策略，推动考试与晋升制度在乱世的废墟上重新走向规范化。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考试与官员晋升制度呈现出多民族碰撞融合的复杂面貌。中原王朝的科举制持续发展并走向鼎盛，而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在借鉴汉制的基础上，融入本民族特色，形成了多元并存又相互影响的制度体系。

宋代是科举制的黄金时代，在继承唐代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将“公平”原则推向极致。宋太祖赵匡胤为杜绝科场舞弊，首创“糊名”（密封试卷姓名）与“誊录”（由专人抄写试卷以防辨认笔迹）制度，使考官无法凭借姓名或字迹偏袒考生，这种“客观化”改革让寒门士子与权贵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线。考试层级也更为严密：考生需先通过州府“解试”，再赴京城参加礼部“省试”，最终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殿试合格者被分为“三甲”，授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身份，直接进入仕途。宋代科举录取规模远超唐代，且进士授官起点高、晋升快，如吕蒙正早年家境贫寒，凭借科举入仕，最终官至宰相，成为“寒门出贵子”的典范。

在官员考核方面，宋代延续唐代“考课”制度并细化标准，以“四善三最”为核心：“四善”仍为德义、清慎、公平、恪勤；“三最”则简化为“治事之最”“劝课之最”“抚养之最”，分别对应政务处理、农桑劝勉、民生安抚等职责。中央设“审官院”“考课院”专门负责官员考核，地方官每三年接受一次“磨勘”（政绩复核），考核结果直接与升迁挂钩。名臣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因断案公正、吏治清明，考课连年为“上”，得以快速晋升，其考核档案至今仍存于《宋史》中，成为宋代考核制度严格性的佐证。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离寒思记  千古一帝，从九个老婆开始  幽冥往事  武侠：一个人的ARPG江湖之旅  斗罗：开局听见弹幕，我成无敌反派  被女友献祭，我成为校花的影子  聊斋之神临  一个丫鬟的长寿守则  风雪战火  猜不猜的出是什么  人在皇宫：女帝让我替婚，皇后麻了！  西部商途  七零炮灰假千金：偏执军少宠上瘾  疯了吧！开局摆摊卖黑丝？  天下奇将  通天初代  三和大神修仙记  玄学美人直播牵红线，京圈霍总稳坐榜一  一览恩仇  穿成凄惨女配，我靠捡星球垃圾搞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