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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4章中宗元皇帝中（第1页）

太兴四年（公元321年，辛巳年）

春天二月，徐龛又来请求投降了。

张茂要修筑灵钧台，台子的地基高达九仞。武陵人阎曾夜里敲官府的门，大声喊道：“武公派我来，问你为啥要劳民伤财修这台子！”有关部门觉得这事儿太邪乎，请求把阎曾杀了。张茂说：“我确实是让百姓受累了。阎曾说是我父亲的命令来劝诫我，这怎么能算妖言呢！”于是就停止了这项工程。

三月癸亥日，太阳里出现了黑子。着作佐郎、河东人郭璞觉得皇帝用刑太过分，就上疏说：“阴阳错乱，都是过多使用刑罚导致的。赦免不能太频繁，但就像子产知道铸造刑书不是最好的治理办法，却不得不这么做，是为了挽救弊端。现在也应该赦免，道理是一样的。”

后赵的中山公石虎在厌次攻打幽州刺史段匹磾，孔苌去攻打段匹磾辖区内的各个城池，全都打下来了。段文鸯对段匹磾说：“我向来以勇猛出名，老百姓都指望我呢。现在看着百姓被抢掠却不去救，这就是胆小懦弱。百姓要是对我失望了，以后谁还肯为我拼命！”说完就带着几十个壮士骑马出战，杀了不少后赵的士兵。后来他的马累得不行，趴在地上起不来了。石虎大声喊他：“老兄，咱俩都是少数民族，我早就想和你成为一家人。现在上天成全，让咱们在这儿相遇，干嘛还打呢！把武器放下吧。”段文鸯大骂道：“你就是个贼寇，早就该死了，我哥之前要是听我的计策，你哪能到这儿。我宁可战死，也不会屈服于你！”说完就下马继续苦战，手里的长矛折断了，就拿着刀一直战斗，从辰时打到申时。后赵的士兵从四面解开马身上披的东西，用来遮挡自己，然后上前抓住了段文鸯；段文鸯力气用尽被抓，城里的人都没了士气。

段匹磾想单人匹马回朝廷，邵续的弟弟、乐安内史邵洎带兵拦住他不让走。邵洎还想抓住朝廷派来的使者王英，送给石虎，段匹磾严肃地斥责他说：“你不遵从你哥哥的志向，逼得我回不了朝廷，这已经很过分了！现在还想抓天子的使者？我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也没听说过这种事！”邵洎和哥哥的儿子邵缉、邵竺等人拉着棺材出城投降。段匹磾见到石虎说：“我受晋朝的恩情，一心想着灭了你，不幸落到这地步，但也不会对你恭敬。”后赵王石勒和石虎一直和段匹磾结拜为兄弟，石虎马上起身向他行礼。石勒任命段匹磾为冠军将军，段文鸯为左中郎将，把三万多户流民分散安置，让他们恢复原来的产业，还安排官员去安抚他们。就这样，幽、冀、并三州都归了后赵。段匹磾对石勒不怎么客气，经常穿着晋朝的朝服，拿着晋朝的符节；时间长了，他和段文鸯、邵续都被后赵杀了。

五月庚申日，皇帝下诏，免除那些在中州遭遇战乱，沦为扬州各郡奴仆、佃客的良民的身份，让他们准备服兵役。这是尚书令刁协出的主意，这下大家对他更不满了。

终南山发生了山崩。

秋天七月甲戌日，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的军事，兼任司州刺史，镇守合肥；任命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的军事，兼任青州刺史，镇守淮阴。两人都持符节，带领军队，名义上是去征讨胡人，实际上是为了防备王敦。

刘隗虽然在外地，但朝廷的机密事务，任免士大夫这些事，皇帝都和他秘密谋划。王敦给刘隗写信说：“最近听说圣上很看重你，现在大敌还没消灭，中原乱成一锅粥，我想和你还有周顗他们一起为王室效力，平定天下。要是成功了，那晋朝的国运就能昌盛；要是不行，那天下就没希望了。”刘隗回信说：“‘鱼在江湖中自由自在，就会忘掉彼此；人在道德中自在逍遥，也会忘掉彼此。’‘竭尽全力，忠诚地为君主效力’，这就是我的志向。”王敦收到信后，特别生气。

壬午日，任命骠骑将军王导为侍中、司空，持符节，录尚书事，兼任中书监。皇帝因为王敦的缘故，对王导也疏远猜忌起来。御史中丞周嵩上疏说：“王导一直忠心耿耿，辅佐成就了大业，不应该听信个别臣子的话，被一些疑似的说法迷惑，放逐有旧德的大臣，让奸佞之徒与贤能的人同列，这样会损害以往的恩情，招来将来的祸患。”皇帝看了之后有所感悟，王导这才保住了地位。

八月，常山发生山崩。

豫州刺史祖逖觉得戴渊是南方人，虽然有才能和声望，但没有远大的见识和抱负；而且自己披荆斩棘，收复了河南地区，戴渊却能轻松地来统领这里，心里很不痛快；又听说王敦和刘隗、刁协之间有矛盾，可能会发生内乱，知道自己的大业难以完成，心情郁闷，结果生病卧床。九月壬寅日，祖逖在雍丘去世。豫州的男女老少就像死了父母一样悲痛，谯、梁一带都为他建立祠堂。王敦早就心怀不轨，听说祖逖死了，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冬天十月壬午日，任命祖逖的弟弟祖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统领祖逖的部众。祖约没有安抚和驾驭部下的才能，士兵们都不愿意归附他。

当初，范阳人李产为了躲避战乱来依附祖逖，看到祖约志趣和常人不一样，就对亲近的人说：“我因为北方乱得不行，才大老远跑来这儿，希望能保全宗族。现在看祖约的所作所为，感觉他有不可捉摸的心思。我虽然和他算是姻亲，但得早点为自己打算，不能再莫名其妙地陷入不义的境地，你们也别只看眼前的利益，忘了长远的打算。”于是就带着十几个子弟从小路回老家了。

十一月，皇孙司马衍出生。

后赵王石勒把武乡的老人们都请到襄国，和他们一起坐着开心地喝酒。以前石勒还没发迹的时候，和李阳是邻居，两人多次因为争抢沤麻池打架，所以只有李阳不敢来。石勒说：“李阳是个壮士啊；争沤麻池那是老百姓之间的小矛盾；我现在要包容天下，怎么会和一个普通人记仇呢！”马上把李阳召来一起喝酒，还拉着李阳的胳膊说：“我以前没少挨你的拳头，你也没少吃我的狠手。”然后任命李阳为参军都尉。石勒把武乡比作刘邦的家乡丰邑和沛县，免除这里三代人的赋税和徭役。

石勒考虑到百姓才刚刚恢复生产，物资储备还不丰富，就严令禁止酿酒，就连郊祀和宗庙祭祀，都用醴酒，这样实行了几年，就没人酿酒了。

十二月，任命慕容廆为都督幽、平二州及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封辽东公，单于的称号照旧，还派谒者去授予他印绶，允许他秉承皇帝旨意设置官府、任命官员。慕容廆于是配备了各种属官，任命裴嶷、游邃为长史，裴开为司马，韩寿为别驾，阳耽为军谘祭酒，崔焘为主簿，黄泓、郑林为参军事。慕容廆立儿子慕容皝为世子。还创办了东横学堂，让平原人刘赞当祭酒，让慕容皝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慕容廆有空的时候，也会亲自去听课。慕容皝性格坚毅，很有谋略，喜欢经学，国内的人都称赞他。慕容廆调慕容翰去镇守辽东，慕容仁镇守平郭。慕容翰安抚百姓和少数民族，很有威望，也很宽厚；慕容仁也不错。

拓跋猗?的妻子惟氏，忌惮代王郁律势力强大，担心对自己的儿子不利，就杀了郁律，立自己的儿子贺傉为王，部落里的首领死了几十人。郁律的儿子什翼犍还在襁褓之中，他母亲王氏把他藏在裤子里，祈祷说：“上天要是想让你活下来，就别出声。”过了好久，孩子都没哭，这才躲过一劫。惟氏独揽国家政事，还派使者去后赵访问，后赵人把这使者叫做“女国使”。

【内核解读】

太兴四年（公元321年），是东晋初年北方战乱不休、南方暗流涌动的关键一年。这一年的历史记载中，既有帝王将相的权谋博弈，也有普通个体的命运沉浮；既有坚守忠义的悲壮，也有趋利避害的算计，更折射出乱世中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与人性光辉的零星闪现。

民本思想的微光与统治者的自我修正

张茂筑灵钧台事件，展现了十六国时期少数统治者对“民本”理念的有限认知。当武陵人阎曾借“武公之命”劝谏劳民筑台时，张茂没有将其视为妖言惑众，反而承认“吾信劳民”，并因此罢役。这一决策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尤为难得——筑台炫威本是封建统治者的常见诉求，但张茂能因民怨而停建，既体现了对舆论的敬畏，也暗含对政权根基的清醒认知：民心向背远比高台雄殿更重要。这种自我修正的政治智慧，在暴君迭出的十六国时期，成为一丝难得的理性光芒。

忠义悲歌：段氏兄弟的抗争与宿命

后赵攻幽州的战役，谱写了乱世中忠义者的悲壮史诗。段文鸯面对后赵大军，以“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的信念，率数十骑出战，从辰时血战至申时，“槊折执刀战不已”，直至力竭被擒。即便被俘后，面对石虎的诱降，他仍怒斥“宁斗死不为汝屈”，其刚烈气节令人动容。段匹磾同样坚守晋臣身份，被俘后“常着朝服，持晋节”，拒绝向后赵屈服。

然而，他们的忠义终究难敌时代洪流。段匹磾欲归朝而被邵洎阻拦，最终与文鸯、邵续一同遇害。这段历史揭示了东晋初年的无奈：北方士族虽心向晋室，但东晋朝廷无力北伐，孤立无援的忠义之士只能在强敌环伺中走向覆灭。段氏兄弟的抗争，既是个人气节的展现，也是北方汉族势力在胡族政权挤压下挣扎求生的缩影。

东晋内政的隐忧：权力失衡与功臣悲歌

东晋朝廷内部的矛盾在这一年逐渐激化。晋元帝为防备王敦，任命戴渊、刘隗分镇合肥、淮阴，名为讨胡，实为削夺王敦兵权。这种“以藩制藩”的权谋，暴露了东晋皇权对世家大族的深度猜忌。王导虽被任命为司空，但“帝以敦故，并疏忌导”，幸得周嵩上疏力保才得以保全，可见士族与皇权的裂痕已难以弥合。

祖逖之死则是东晋北伐事业的重大转折。祖逖凭借个人威望与坚韧意志，“翦荆棘、收河南地”，本是东晋收复中原的最大希望。但戴渊的到来让他“意甚怏怏”——这位“无弘致远识”的南方士族突然接管北方战局，本质是东晋朝廷对寒门功臣的制衡。而王敦“闻逖卒，益无所惮”，更凸显了祖逖作为“定海神针”的战略价值。祖逖之死，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东晋“内斗优先于外战”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

祖逖之弟祖约接任后，因“无绥御之才”失去军心，进一步加剧了豫州防线的崩溃。李产因察觉祖约“有不可测之志”而率家族逃离，从侧面反映出东晋内部人心离散的现状——连依附者都对当权者失去信任，政权的凝聚力已岌岌可危。

后赵的崛起：石勒的治国与统战智慧

与东晋的内耗形成对比的是后赵石勒的稳步扩张。这一年，石勒不仅攻占幽、冀、并三州，更展现了成熟的统治术：对段匹磾、段文鸯的礼遇（封官、复流民本业），体现了对敌方人才的吸纳；召回武乡耆旧欢饮，赦免曾与自己殴斗的李阳，更以“孤方兼容天下，岂仇匹夫乎”的姿态塑造宽容形象，将个人恩怨上升为“帝王胸襟”的政治表演。

石勒的治国举措也颇具远见：因“民始复业，资储未丰”而禁酿禁酒，既节约粮食，又稳定民生，为后赵的经济恢复奠定基础。这种“务实重民”的政策，与东晋的“清谈误国”形成鲜明对比，也解释了为何胡族政权能在北方迅速站稳脚跟——在生存优先的乱世，实效远比正统名分更能赢得人心。

边疆势力的布局：慕容氏的崛起与拓跋氏的内乱

东北地区的慕容廆在这一年获得东晋册封，正式“备置僚属”，建立行政体系。他立世子慕容皝，设学校聘祭酒，“得暇亦亲临听之”，展现了鲜卑政权汉化的自觉——通过吸纳中原文化（经术、官制），慕容氏从游牧部落向封建政权转型，为后来前燕的崛起埋下伏笔。慕容翰、慕容仁分镇辽东、平郭，“抚安民夷，甚有威惠”，则体现了其边疆治理的成功。

而代国（拓跋鲜卑）的内乱则呈现另一种图景：惟氏为保儿子贺傉继位，诛杀代王郁律及数十位大人，幼子什翼犍因“不啼”侥幸存活。这场权力斗争不仅导致拓跋氏实力受损，更暴露了早期鲜卑政权“母权干政”与“幼子继承”的制度缺陷。惟氏遣使后赵被称为“女国使”，则暗示了代国沦为后赵附庸的屈辱处境。

结语：乱世中的生存逻辑与历史启示

太兴四年的历史，是魏晋南北朝“乱世法则”的集中体现：权力制衡往往压倒家国大义（东晋防王敦而弱北伐），实力博弈决定生存空间（后赵扩张与东晋收缩），文化认同成为政权根基（慕容氏汉化与石勒统战），而个体命运则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段氏兄弟的忠义、祖逖的壮志未酬）。

这一年的事件也揭示了乱世中的生存智慧：无论是张茂的停建灵钧台、石勒的兼容天下，还是李产的及时避祸，本质都是对“时势”的判断与适应。而那些坚守道义者（如段文鸯、祖逖）虽结局悲壮，却为黑暗时代留下了人性的光辉，成为后世铭记的精神坐标。历史的残酷与温情，在这一年交织碰撞，勾勒出魏晋乱世最真实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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