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有两种可能:一、手术记录被人为地隐藏或删除了;二、死者生前是通过非正规途径做的手术。腺体标记并非终身标记,但因为涉及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所以对于腺体标记消除手术的执行普遍是比较严格的,手术者不仅是要符合条规列举的各项标准,还要提供相关证明。于是,与之相关的灰色产业应运而生。不少地下诊所和医生会以高价给有需要的人进行非法的腺体消除手术。死者的财务情况关雎也仔细核对过,尽管在私人会所的收入相对可观,但在更早的时候,他是绝对难以负担非正规途径的手术费用。简单来说,这场没被记录的手术大概率有一个资助者。而倪家是黑社会,有这种门路再正常不过。可这不能证明什么,顶多是一个调查方向。因为除了私人会所的记录能够证明倪二少爷是死者的常客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者和倪家在更早之前就有关系。想到这儿,关雎烦躁地抓了把乱糟糟的头发,又点了根烟。事发当晚,监控拍到的oga走入镜头时身体呈现一种双手环抱在胸前,微微弓着肩背蜷缩起来的姿态,看起来就仿佛是觉得冷。但八月的港岛无论如何刮风下雨,都不至于冷到这个地步。何况八月六号当晚天气晴朗。这是个典型的带有自我保护意味的动作。从步伐上看,死者当时似乎确实处于不安之中。他走得很急,却没有向四周张望,说明不安的来源并非来自当时的环境,比如怕黑、有人跟踪之类的。后续关雎调查也排除了环境危险的因素。那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在安全的环境里感到恐慌呢?最合理的推测,死者在参加游艇派对的过程中遭遇了某些事情,让他对此产生误会并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在当时缺少立刻外化成实质威胁的可能。假设问询得到的信息都是真实有效的,那么当晚与死者在游艇派对上有过确切接触的只有两个人——庄情和苏乐颐。简单来说,要不是死者偷了庄情的袖扣被发现,所以感到害怕。要不就是做过腺体消除手术的事情被苏乐颐发现,所以感到害怕。又或者,两者都有。隐瞒腺体标记手术的事情姑且不谈,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任何人,关于死者偷窃的问题,关雎特意翻阅了过往的案底,发现死者患有偷窃癖。这是一种心理障碍,学名又叫冲动控制障碍,发病时患者会产生强烈的、无法自控的心理冲动驱使的需求,从而不得不去达成。有偷窃癖的人偷的东西大多都不会太贵重,事后也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而死者留在警局的档案上白纸黑字地写了死者曾接受过治疗矫正,已经基本痊愈。手头上的种种线索都指向一个模糊的可能——死去的oga大概率是自杀的。或者说,被唆使自杀。在走访与死者有关系的人时,关雎得到的对于死者的印象都是一致的:内敛、话少、没有脾气。同住一栋楼的左邻右里没看出他当过“文雀”,也没想到他在私人会所工作。会所的同事说他嘴不够甜,不会哄客人,就连撒娇发痴都做得很蹩脚,一看就是演的,好在够乖,无论客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生气。“他傻得可爱。你对他施舍一点点好意,他就能立刻把心掏给你。”其中一个同事说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偷走了庄情的袖扣?死者生前没有吸毒史,如果确实是自杀,致其死亡的毒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他背后的人和那场手术的资助者又有没有关系呢?关雎下意识地在纸上写下了倪子诚的名字,回过神来后又重重地涂划掉了。做警察查案最怕想当然。他们是要讲证据的。没有证据,哪怕推敲出来的故事,起因和动机再合乎逻辑,再有说服力,也无法定罪。庄情摆明在引导他往倪子诚的身上查。这人的意思就是上级的意思。可目前这些线索纷乱地堆积在一起,都只是“可以”与倪子诚,却没有一定的,确凿的关键证据。时间一点点流逝,手头这包烟已经抽完了。关雎仰头叹了口浊气,将桌上的东西一点点收拾好,准备回家。合上档案夹时,他的目光在死者的名字上扫过。很唏嘘的一点是,排查时关雎问过这么多人,他们对死者各有各的代称,却没有一个知道死者的真实姓名叫江年。这个简单的名字像是早早地被埋葬了。-刚走出警局大楼便刮起一阵风。夜风如幽灵般吹过长街,吹散了围绕在关雎身边的烟味和沉重。他脑子突然清醒了一秒,然后仿佛是灵光乍现般想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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