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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秦纪一公元前255年－公元前228年共28年（第1页）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年，公元前255年）?

河东郡郡守王稽因犯有与诸侯国私通之罪，被判处死刑，在闹市执行（弃市）。应侯范雎因此日渐闷闷不乐。有一天，秦昭襄王在朝堂上叹息，范雎询问原因。秦王说：“如今武安君白起已死，郑安平（范雎举荐的将领，此前已降赵）、王稽（范雎举荐的官员）等人又都背叛了秦国，国内没有良将可用，国外却强敌环伺，我因此忧虑啊。”范雎听了心里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燕国来的辩士蔡泽听说此事，便西行进入秦国。他先派人向范雎放话说：“蔡泽是天下雄辩善言之士。他一旦见到秦王，必定会令您陷于困境，从而夺取您的相位。”范雎大怒，派人召蔡泽来见。蔡泽见到范雎，态度又很傲慢。范雎很不高兴，于是责备他说：“你扬言要取代我做宰相，请说说你的道理！”蔡泽说：“唉！您的见识怎么如此迟钝啊！四季交替，完成使命的季节就该离去。您难道没见过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吗？他们难道值得您效仿吗？”范雎故意反驳说：“有什么不可以？！这三位先生，都是道义的楷模，忠诚的典范。君子可以不惜牺牲生命来成就功名，死而无憾！”蔡泽说：“人们建功立业，难道不希望善始善终吗？能保全生命和美名的，是上等结局；名声可垂范后世但性命不保的，是次等结局；名声受辱但保全性命的，是下等结局。商鞅、吴起、文种，作为臣子竭尽忠诚建立功业，确实值得敬仰。但闳夭、周公那样的贤相，难道不也是既忠诚又圣明吗？！您希望效法商鞅等三人，还是希望能像闳夭、周公那样呢？”范雎说：“说得好。”蔡泽接着问：“那么，您的君主（指秦昭襄王）在宽厚对待旧臣、不背弃功臣方面，比起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来如何呢？”范雎说：“不清楚谁更好。”蔡泽又问：“那么您的功勋业绩，与商鞅、吴起、文种相比如何？”范雎说：“不如他们。”蔡泽于是说：“既然如此，您若再不引退，恐怕遭遇的灾祸会比他们三位更严重了。俗话说：‘太阳到了正中就要西移，月亮盈满之后就要亏缺。’懂得前进后退、伸屈变化，顺应时势而改变，这才是圣人的处世之道。如今您的仇怨已经报了，恩德也回报了，权势达到了顶峰却没有改变的打算，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啊。”范雎听后深以为然，便请蔡泽为上宾，并把他推荐给秦昭襄王。

秦王召见蔡泽，与他交谈，非常欣赏他，任命他为客卿。范雎趁机称病，请求辞去相位。秦王正对蔡泽的谋划感到满意，于是任命他为宰相。蔡泽当了几个月的相国后，被免职。

（荀子论兵部分）?

楚国春申君任命荀卿（即荀子）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况，曾在赵孝成王面前与临武君讨论用兵之道。

赵孝成王问：“请问用兵的关键是什么？”

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有利时机），下得地利（有利地形），观察敌军的动向变化，后于敌人行动却能先于敌人到达战场，这就是用兵的关键策略。”

荀卿说：“不对。我听说古代用兵的根本之道，在于使民心一致（统一民心）。弓和箭若不协调，即便是后羿那样的神射手也无法射中目标；六匹马若不能步调一致，即便是造父那样的驾车高手也不能到达远方；士兵和百姓若不亲附君主，即便是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圣君也无法必定取胜。所以，善于使百姓亲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因此，用兵的关键就在于使百姓亲附罢了。”

临武君说：“不对。用兵所看重的是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变化多端和诡诈手段。善于用兵的人，行动神出鬼没，敌人根本无从知晓。孙武、吴起运用这种战术，天下无敌，难道一定要依靠百姓亲附吗？”

荀卿说：“不对。我所讲的，是仁德之人的军队，是称王天下者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计谋和形势利害。仁德之人的军队，是无法用诡诈手段战胜的。那些能被诡诈战胜的，只能是那些松懈怠慢、防备松懈，或者君臣上下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用夏桀的诡诈去对付另一个夏桀，或许靠技巧高低还能侥幸取胜。但若用夏桀的诡诈去对付唐尧，那就好比用鸡蛋砸石头，用手指搅沸水，如同冲入水火之中，进去就会被烧焦淹没了。仁德之人的军队，上下团结一心，三军协力合作。臣子对待君主，下级对待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又像用手臂保护头目、遮挡胸腹一样。想用诡诈偷袭这样的军队，和先惊动它然后再去攻打它，效果是一样的（都难以成功）。况且，仁德之人治理方圆十里的国家，他的影响力就能达到方圆百里；治理方圆百里的国家，影响力就能达到千里；治理方圆千里的国家，影响力就能遍及四海。他必然明察秋毫，警戒森严，使全国上下和谐团结如同一个整体。所以，仁德之人的军队，集结时能成堂堂之阵，分散时能成有序行列；纵向展开就像莫邪宝剑的锋利长刃，触碰到它就会被斩断；前锋突击就像莫邪宝剑的锐利锋芒，阻挡它的就会被击溃；无论是圆形防守还是方形驻守，都像磐石一样坚固，冲击它的只会撞得头破血流而退却。再说那些暴君，谁会和他一起去打仗呢？能跟他一起打仗的，必定是他统治下的百姓。但这些百姓亲近仁德的军队如同喜欢父母，喜爱仁德的军队如同喜好芬芳的椒兰；他们回头看看自己的暴君，却如同看到被灼烧、被刺字的仇人一样厌恶。人的常情，即使是夏桀、盗跖那样的人，又怎会愿意替他们所憎恨的人去残害他们所喜爱的人呢？这就像迫使别人的子孙去残害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必然会跑来告发暴君的动向，这又怎么还能用诡诈偷袭呢？所以，仁德之人治理的国家日益昌明，诸侯中先归顺的就安定，后归顺的就危险，与之为敌的被削弱，反叛的被灭亡。《诗经》中说：‘周武王挥师出征，威武地握着大斧，气势如火般炽烈，谁也无法阻挡我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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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说：“说得好。那么请问王者之兵，该采用什么原则、如何行动才行呢？”

荀卿说：“凡是君主贤明的，他的国家就安定；君主无能的，他的国家就混乱。崇尚礼法、推崇道义的国家就安定；怠慢礼法、轻视道义的国家就混乱。安定的国家就强大，混乱的国家就衰弱，这是国家强弱的基础。君主值得仰赖，民众就能为他所用；君主不值得仰赖，民众就不能为他所用。民众可用则国家强盛，民众不可用则国家衰弱，这是国家强弱的普遍规律。尊重士人的国家强盛，不尊重士人的国家衰弱；爱护百姓的国家强盛，不爱护百姓的国家衰弱；政令有信用的国家强盛，政令无信用的国家衰弱；慎重用兵的国家强盛，轻率用兵的国家衰弱；权力集中的国家强盛，权力分散的国家衰弱；这些都是国家强弱的普遍规律。

齐国重视个人的搏击技巧（技击），规定斩获一个敌人首级，就赏赐黄金八两（赎锱金），而不考虑战争的全局胜负（无本赏）。这种办法，对付弱小的敌人或小规模战斗，或许还能勉强使用；一旦遭遇强大的敌人或硬仗，军队就会立刻涣散崩溃，像飞鸟一样四散逃亡，不过几日就会溃不成军。这是亡国的军队，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这和临时雇佣集市上的苦力去打仗差不多了。

魏国选拔武卒（精锐步兵），按严格标准录取：必须能穿三层铠甲（上身、大腿、小腿），拉开十二石（约300余公斤拉力）的强弩，背负五十支箭，扛着长戈，头戴铁盔，腰佩宝剑，携带三天的口粮，半天之内急行军一百里。考核合格者，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并给予好的田地房屋。但是，这些士兵的体力几年后就会衰退，而给予他们的优待却无法收回，重新选拔又难以周全。因此，魏国土地虽广，税收却必然减少，这是危国的军队。

秦国的百姓，生存空间狭窄（生民狭隘），国家役使百姓严酷（使民酷烈）。用权势威逼他们（劫之以势），用险恶的处境逼迫他们（隐之以厄），用奖赏引诱他们（忸之以庆赏），用刑罚督促他们（鰌之以刑罚），使得百姓想从君主那里得到好处，除了作战杀敌别无他途（非斗无由）。使功劳与奖赏相互促进（功赏相长），斩杀五个甲士（敌军军官）就可役使五户人家（隶五家），这是秦国兵力众多、强大并能持久的原因（众强长久之道）。所以秦国能四代（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保持强盛，并非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数也）。

因此，齐国的技击之士抵挡不了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抵挡不了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抵挡不了齐桓公、晋文公那纪律严明、指挥有方的军队（节制），而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又抵挡不了商汤、周武王那仁义之师的进攻。若有与仁义之师交锋的，就如同用焦土（焦熬）投击石头（投石），必然粉碎。以上这几个国家的军队，都是些追求赏赐、贪图利益的军队（干赏蹈利之兵），是雇佣出卖气力的办法（佣徒鬻卖之道），没有尊重君主、安于法制、极尽忠节的道理（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诸侯中若有能精微妙用仁义节操（微妙之以节）来统率军队的，就能崛起并兼并所有这些国家。所以，靠招募选拔（招延募选）、崇尚威势诡诈（隆势诈）、看重功利（尚功利）来养兵，只能是增强士兵的求利之心（渐之也）。而依靠礼义教化（礼义教化），才能统一人心、规范军队（齐之也）。因此，用诡诈对付诡诈，或许还有巧拙之分；但用诡诈来对付万众一心的仁义之师（以诈遇齐），那就如同用小刀（锥刀）去毁坏泰山（堕太山），根本不可能。所以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商纣时，从容指挥（拱挹指麾），那些强暴的国家无不听从驱使，诛杀夏桀、商纣就像诛杀独夫民贼一样。《尚书·泰誓》里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军队高度统一（大齐）就能制服天下，基本统一（小齐）就能威慑邻国。至于那种靠招募选拔、崇尚威势诡诈、看重功利的军队，胜负就没有定数了，时而扩张（代张），时而收缩（代翕），时而存在，时而灭亡，互相争斗胜负罢了。这就叫做强盗的军队（盗兵），真正的君子是不会采用这种办法的（君子不由）。”

赵孝成王、临武君都说：“说得好。那么请问如何做将领呢？”

荀卿说：“智慧的最高境界在于摒除疑虑（弃疑），行动的最高境界在于避免过错（无过），办事的最高境界在于不留遗憾（无悔）。事情做到无悔就可以了，不能强求必定成功（不可必也）。所以统领军队：制定号令政策（制号政令），要严厉而有权威（严以威）；实施奖赏刑罚（庆赏刑罚），要坚决而守信（必以信）；营垒辎重（处舍收藏），要周密而坚固（周以固）；部队转移进退（徙举进退），要安全稳重（安以重），同时又敏捷迅速（欲疾以速）；侦察敌情观察变化（窥敌观变），要隐蔽深入（潜以深），又要反复核实（伍以参）；遇敌决战（遇敌决战），必须按照我已明确掌握的敌情行动（行吾所明），不可按照我还有疑虑的情况行动（无行吾所疑）。这叫做‘六术’（六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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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只想保住将位而厌恶被罢免（无欲将而恶废），不要只陶醉于胜利而忘记失败的教训（无怠胜而忘败），不要对内威严而对外轻敌（无威内而轻外），不要只看见利益而不顾危害（无见其利不顾其害），凡是谋划事情要深思熟虑（虑事欲熟），而使用财物要慷慨大方（用财欲泰）。这叫做‘五权’（五种需要权衡的情况）。

将领可以不接受君主命令的情况有三种：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驻扎在守备不完备的地方（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打不能取胜的仗（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去欺压百姓（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这叫做‘三至’（三条最高准则）。

凡是接受君主的命令统率三军，三军部署已定（三军既定），各级军官职责明确（百官得序），一切事务都安排妥当（群物皆正），那么君主不能（因个人喜好）使他沾沾自喜（喜），敌人也不能（用挑衅）激怒他（怒），这样的将领才叫做‘至臣’（最合格的臣子）。

谋划必须在行动之前就深思熟虑，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谨慎（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谨慎地对待结局如同开始时一样（慎终如始），自始至终保持一致（始终如一），这就叫做‘大吉’（最大的吉利）。

所有事情的成功必定在于认真对待（敬之），失败必定在于懈怠轻慢（慢之）。所以，认真严谨战胜懈怠就吉利（敬胜怠则吉），懈怠战胜严谨就灭亡（怠胜敬则灭）；周密计划战胜个人欲望就顺利（计胜欲则从），个人欲望战胜周密计划就凶险（欲胜计则凶）。作战时要像防守一样稳重（战如守），行军时要像作战一样警惕（行如战），有了战功要像侥幸获得一样不自满（有功如幸）。

认真谋划不懈怠（敬谋无旷），认真办事不懈怠（敬事无旷），认真对待下属官吏不懈怠（敬吏无旷），认真对待士卒不懈怠（敬众无旷），认真研究敌人不懈怠（敬敌无旷），这就叫做‘五无旷’（五项不可懈怠的原则）。

谨慎地实践这‘六术’、权衡这‘五权’、恪守这‘三至’，并且始终以恭敬谨慎、毫不懈怠的态度来处理军务（处之以恭敬、无旷），这样的将领就可以称为‘天下之将’（天下无敌的将领），他的用兵之道就达到神妙莫测的境界了（通于神明）。”

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称王天下者（王者）的军中制度是怎样的？”

荀卿（荀子）回答说：“（在战斗中）将帅应该至死守在指挥的战鼓旁（指挥进攻），驭手应该至死握着缰绳（控制战车），各级官吏应该至死坚守岗位，士卒应该至死保持战斗队形。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鸣金（金属敲击声）就后退。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建立战功是次要的。命令不准前进却擅自前进，如同命令不准后退却擅自后退一样，罪过是相同的。不杀害年老体弱的人，不践踏破坏庄稼，对投降的敌兵不抓起来当俘虏，对顽抗的坚决消灭不赦免，对投诚归顺的不当俘虏抓起来。凡是诛杀，不是诛杀敌国的百姓，而是诛杀那些祸害百姓的人。如果百姓有保护祸害百姓者（贼）的行为，那么他们也就是贼了。所以，遇到我方顺从不抵抗的就放他生路（顺刃者生），迎战抵抗的就坚决杀死（傃刃者死），前来投诚的就给予安置（奔命者贡）。过去，周武王把商朝的贤人微子启封在宋国（使其延续商祀），却把助纣为虐的曹触龙在军前处死。对于归顺的商朝百姓，周朝对待他们与对待周人没有什么不同（使其生活无忧），所以近处的百姓欢欣歌颂周朝，远方的百姓不辞劳苦地投奔周朝。无论多么偏僻闭塞落后的国家，没有不向往并乐意接受周朝统治的，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凡是交通能够到达的地方没有不归顺服从的，这就叫做人民的表率楷模（人师）。《诗经》中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称王天下者只有诛伐暴君而没有进攻他国的战争（诛而无战）。敌人坚守城池不出战就不进攻（城守不攻），敌人顽强抵抗就不硬拼（兵格不击）；如果敌国君臣上下同心（相喜），反而应该为他们庆贺（庆之）；不屠杀全城的人，不搞偷袭（潜军），不让军队久留在外作战（不留众），出兵作战不超过预定时间（师不越时）。所以，那些混乱国家的老百姓都欢迎王者的政治（乐其政），不满足于自己君主的统治（不安其上），盼望王者军队的到来（欲其至）。”

临武君说：“说得好！”

陈嚣问荀卿说：“先生讨论用兵之道，总是把仁义作为根本。仁是爱人，义是遵循道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用兵呢？凡是需要用兵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啊。”

荀卿回答说：“这不是你能理解的。那讲仁爱的人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就憎恶别人去伤害人；那讲道义的人遵循道理，正因为遵循道理，所以就憎恶别人去破坏道理。用兵，是为了禁止暴行、消除危害（禁暴除害），不是为了争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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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与事件）?

燕孝王去世?，他的儿子燕王喜即位。

西周国的民众向东逃亡?。秦国人夺取了周王室的宝物礼器，并将西周公迁徙到惮狐聚（今河南汝州市西北）。

楚国人将鲁国国君迁到莒地?，并夺取了鲁国的土地（鲁国仅保有莒地）。

秦昭襄王五十三年（丁未年，公元前254年）?

秦将摎（jiū）攻打魏国，夺取了吴城（今山西平陆）。

韩桓惠王?前往秦国朝见秦王。

魏国?全国都服从秦国的号令。

秦昭襄王五十四年（戊申年，公元前253年）?

秦昭襄王在雍地（今陕西凤翔南）郊外祭祀天帝（上帝）。

楚国?将都城迁到巨阳（今安徽阜阳北）。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己酉年，公元前252年）?

卫怀君?到魏国朝见魏王，?魏国人?把他抓起来杀了；改立他的弟弟（卫元君）为国君。卫元君是魏国的女婿。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年，公元前251年）?

秋季，秦昭襄王去世?，其子秦孝文王（嬴柱）即位。

尊奉秦孝文王的生母唐八子为唐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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