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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汉纪二十（第2页）

长信少府贡禹上书说：“各离宫以及长乐宫的卫兵，可以裁减大半以减轻徭役负担。”六月，元帝下诏说：“朕考虑到百姓的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儿女，从事于非本业的劳役，守卫着无人居住的宫殿，恐怕不符合调和阴阳之道。特此罢除甘泉宫、建章宫的卫兵，让他们回乡务农。百官各自节省费用。分条上奏，不要有所隐讳。”

这一年，元帝再次提拔周堪担任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担任光禄大夫、给事中，很受信任。

汉元帝孝元皇帝初元四年（丙子年，公元前45年）

春季，正月，元帝巡幸甘泉宫，在泰畤举行祭天典礼。三月，巡幸河东郡，祭祀后土神；赦免汾阴县的囚徒。

汉元帝孝元皇帝初元五年（丁丑年，公元前44年）

春季，正月，封周子南君（周朝后裔）为周承休侯。三月，元帝巡幸雍县，祭祀五帝。

夏季，四月，彗星出现在参宿。

元帝采纳儒生贡禹等人的建议，下诏命令太官（掌管御膳）不要每天宰杀牲畜，所供应的物品各减一半；皇帝车马所需粮草，只要不耽误正事就行。废除角抵戏、上林宫馆中皇帝很少临幸的宫馆、齐地的三服官、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的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太学生）不限定名额，以广招学者。下令百姓中能通晓一部儒家经典的，免除赋税徭役。省减刑罚七十余项。

陈万年去世。六月，辛酉日（疑误，或为某日干支），长信少府贡禹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贡禹前后数十次上书谈论朝政得失，元帝赞赏他的质朴正直，多采纳他的建议。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道路遥远，又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单于而不帮助自己，困辱汉朝使者江乃始等人；但派使者向汉朝进献贡品，趁机要求送回入侍的儿子（质子）。汉朝商议派卫司马谷吉护送回去，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人匡衡认为：“郅支单于对汉朝的归化之心尚未纯厚，居住地又极其遥远，应该让使者送他的儿子到边塞就返回。”谷吉上书说：“中原对夷狄有维系不绝的道义，如今我们已养育保全他的儿子十年，恩德深厚，如果空自断绝关系不送他回去，只送到边塞就返回，是表示抛弃他不再抚养，使他失去归向之心，既抛弃了以前的恩德，又结下后来的怨恨，很不妥当。议论者看到江乃始没有应敌的谋略，智勇都陷于困境，以致遭受耻辱，就预先为我担忧。臣有幸能持强汉的符节，奉圣明的诏书，去宣谕深厚的恩德，他应该不敢桀骜不驯。如果他怀有禽兽之心，对臣施加无道，那么单于就将长久背负大罪，必定逃向远方，不敢靠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者而使百姓安宁，这是国家的谋划，也是臣的愿望。请允许我把他送到单于王庭。”元帝同意了。谷吉到达后，郅支单于大怒，竟然杀了谷吉等人；他自知辜负汉朝，又听说呼韩邪单于日益强盛，恐怕遭到袭击，想逃向远方。恰好康居王多次被乌孙困扰，与诸翕侯（贵族）商议，认为：“匈奴是大国，乌孙一向臣服于它。如今郅支单于困顿在外，可以迎接他安置在康居东边，让他联合康居军队攻取乌孙并立他为乌孙王，康居就可以长久没有匈奴的忧患了。”于是派使者到坚昆，向郅支单于转达此意。郅支单于本来就恐惧，又怨恨乌孙，听到康居的计策，非常高兴，就与康居结盟，率兵西行。郅支单于的部众在路上冻死很多，只剩下三千人左右。到达康居后，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对郅支单于非常尊敬，想依靠他的威势来胁迫西域各国。郅支单于多次向康居借兵攻打乌孙，深入到赤谷城，杀害掳掠百姓，抢夺牲畜而去。乌孙不敢追击。汉朝西域都护府西边空虚无人居住的地方达五千里。

冬季，十二月，丁未日（初七），贡禹去世。丁巳日（十七日），长信少府薛广德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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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戊寅年，公元前43年）

春季，正月，元帝巡幸甘泉宫，在泰畤举行祭天典礼。典礼完毕，就留在那里射猎。薛广德上书说：“臣私下看到关东困苦到了极点，人民流离失所。陛下却每天撞击亡秦的钟，欣赏郑、卫的靡靡之音，臣实在为此痛心。现在士卒暴露在野外，随从官员劳苦疲倦，希望陛下赶快返回皇宫，想着与百姓同忧共乐，这才是天下的大幸！”元帝当天就回宫了。

二月，下诏：“丞相、御史推举质朴、敦厚、谦逊、有德行的人，光禄勋每年按此标准考核评定郎官、从官的等级。”

三月，大赦天下。

下雪、降霜，冻死了桑树。秋季，元帝用醇酒祭祀宗庙，出长安城西的便门，准备乘坐楼船。薛广德拦住御驾，摘下帽子叩头说：“应该从桥上走。”元帝说：“大夫戴上帽子。”薛广德说：“陛下如果不听臣的话，臣就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陛下就不得进宗庙了！”元帝很不高兴。在前面开导的光禄大夫张猛进言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正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船。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从。”元帝说：“劝人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走。

九月，降霜冻死庄稼，天下发生大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灾异请求退休（乞骸骨）。元帝赐给他们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免官职。太子太傅韦玄成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到家乡，悬挂起皇帝赐的安车，传给子孙作为荣耀。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跟随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等到即位，赐孔霸关内侯爵位，号为褒成君，任给事中。元帝想任命孔霸为丞相，孔霸为人谦逊退让，不好权势，常说：“爵位太高了，我有什么德行能承受！”御史大夫多次空缺，元帝总想任用孔霸；孔霸一再谦让，自己陈述理由。元帝深知他的至诚之心，才没有任用他。因此更加敬重他，赏赐非常丰厚。

戊子日（疑误，或为某日干支），侍中、卫尉王接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忌惮周堪、张猛等人，多次在元帝面前诽谤他们。刘更生（刘向）害怕他们处境危险，上书说：“我听说舜任命九官，大家济济一堂，互相谦让，和谐到了极点。众臣在朝廷和睦，万物就在原野和谐，所以《韶》乐演奏九章，凤凰飞来朝拜。到了周幽王、厉王的时代，朝廷不和，互相诽谤怨恨，于是发生日食月食，泉水沸腾，高山变深谷，霜降不合时令。由此看来，和睦之气招致祥瑞，乖戾之气招致灾异，祥瑞多的国家就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通义。如今陛下开创三代（夏商周）的事业，招揽文学之士，优容宽厚，让他们都能进用。现在贤与不肖混杂，黑白不分，邪正相杂，忠奸并进；奏章交于公车署（受理臣民上书），囚犯塞满北军狱（京师监狱），朝臣意见抵触，相互违背乖戾，互相诬陷控告，互相指责非难；用来迷惑皇上视听，转移皇上心意的例子，不可胜载，他们分派结党，往往结成朋党同心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进用，是国家安定的表现；正直大臣被陷害，是国家动乱的征兆；面对治乱的关键，却不知道任用谁，而灾异屡次出现，这就是臣所以寒心的原因。初元以来已有六年了，查考《春秋》所记载的六年之中，灾异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的。推究其原因，是由于奸邪并进；奸邪之所以能并进，是由于皇上多疑心，既然已经任用贤人推行善政，如果有人说坏话，贤人就退下善政就停止了。心怀狐疑的人，招来谗贼之口；持不果断之意的人，打开群邪之门；谗邪进用则众贤退下，群邪兴盛则正直之士消失。所以《易经》有《否》、《泰》二卦，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那么政事就日益混乱；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那么政事就日益太平。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同处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同居周朝高位，在那个时候，他们互相诋毁，流言相谤，岂能说得尽呢！帝尧、周成王能重用舜、禹、周公而摒弃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天下大治，荣耀至今。孔子与季孙、孟孙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重用季孙、孟孙、李斯而摒弃孔子、叔孙通，所以天下大乱，耻辱至今。所以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信任什么样的人；信任的人既然是贤才，就要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转动。’是说恪守善道要坚定。《易经》说：‘涣汗其大号’，是说号令如汗，汗出就不能收回。如今发出善令，未能超过一个季节就收回，这是反汗（出尔反尔）；任用贤人未能满三十天就斥退，这是转石（改变如转动石头）。《论语》说：‘看见邪恶如同把手伸进沸水里。’如今丞相、御史大夫（二府）上奏奸佞谄媚之人不应在位，已经多年了却仍未离去。所以发令如同反汗，用贤如同转石，去佞如同拔山，像这样，希望阴阳调和，不是太难了吗！因此一群小人窥见间隙，修饰文字，巧言诋毁，流言蜚语在民间传播。所以《诗经》说：‘忧心忡忡，被群小怨恨。’小人成群，确实足以令人怨恨。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举荐，不为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恶之心。如今奸邪与贤臣同在朝廷之内，结成党羽，共同谋划，违背善道，依附邪恶，叽叽喳喳（歙歙訿々），多次编造危险的言论，想以此倾覆改变主上的心意，如果忽然间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这就是天地之所以预先警告，灾异之所以一再降临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用诛杀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在宫阙前诛杀少正卯之举，然后圣王的教化才能施行。如今以陛下的明智，如果真能深思天地之心，考察《否》、《泰》二卦，效法周成王、唐尧任用贤人的做法，借鉴秦始皇、鲁定公贬斥贤人的教训，考察祥瑞应验的福分，反省灾异带来的祸患，来揣度当今的变乱，放逐远离奸邪的党羽，拆散险恶邪僻的团伙，堵塞群邪的门路，广开众正的道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清楚明白可知，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失，众多祥瑞就会一齐到来，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啊。”石显看到这封奏书，更加与许、史两家勾结而怨恨刘更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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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夏季寒冷，太阳发青无光，石显及许、史两家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招致的灾祸。元帝内心看重周堪，又担心众口不断浸润（谗言积累），无法取信。当时长安令杨兴因有才干受到宠幸，常常称赞周堪，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助，就召见杨兴问道：“朝臣们争论不休，不赞成光禄勋（周堪），为什么呢？”杨兴是个投机取巧的士人，以为元帝怀疑周堪，就顺着元帝的意思说：“周堪不仅在朝廷不可用，就是在乡里也不可用！臣看到众人听说周堪与刘更生等人谋划诽谤宗室骨肉，认为应当诛杀；臣以前上书说周堪不可诛杀，是为国家培养恩德。”元帝说：“那么他犯了什么罪该杀呢？现在该怎么办？”杨兴说：“臣愚昧地认为可以赐他关内侯爵位，食邑三百户，不让他掌管具体事务。这样明主不失去对师傅的恩情，这是最合适的办法了。”元帝于是对周堪产生了怀疑。

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当初以特立独行、刚强正直在朝廷闻名，多次冒犯皇亲贵戚，在位官员大多说他的坏话。后来因在春夏两季拘捕惩治犯人（不合时令），被调任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上书告发周堪、张猛的罪过，元帝不赞成诸葛丰的做法，就下诏给御史说：“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时，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以前任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指春夏捕人），不遵循法度，专作苛暴之事以获取虚假的威名；朕不忍心将他交给司法官吏，让他改任城门校尉。他不自我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查办没有证据的言辞，张扬难以验证的罪过，随意诽谤赞誉，不顾及自己以前说过的话，这是最大的不诚信。朕怜悯诸葛丰年老，不忍心施加刑罚，特免为庶人！”诏书又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忠贞诚信不能树立，朕怜悯他们不予追究，又惋惜他们的才能未能有所建树，特贬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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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评论说：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先是赞誉后是诋毁，他的意图不是为朝廷进用贤人斥退奸臣，而是想结党营私求得升迁罢了。他也就是郑朋、杨兴之流，哪里谈得上刚强正直呢！作为君主，要明察善恶，辨别是非，用奖赏来鼓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奸邪，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那么诸葛丰就不该被贬黜；如果是诬陷，那么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呢！现在两方面都责备而一起抛弃，那么善恶、是非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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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捐之与杨兴关系友好。贾捐之多次批评石显的短处，因此得不到官职，很少有机会进见元帝；杨兴新近因有才干受到宠幸。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空缺，如果我能见到皇上推荐你，京兆尹马上就能得到。”杨兴说：“你的笔下生花，言语妙绝天下；如果让你当尚书令，比五鹿充宗强多了。”贾捐之说：“如果我能取代五鹿充宗，你当上京兆尹，京兆是郡国的首位，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天下真的大治了，读书人就不会被阻隔了！”贾捐之又批评石显，杨兴说：“石显正显贵，皇上信任他；现在你想升迁，暂且听从我的计策，暂且与他合意，就能入朝为官了！”贾捐之立即与杨兴共同草拟了一份推荐石显的奏章，称赞石显的美德，认为应该赐给关内侯爵位，并引用他的兄弟担任诸曹官；又共同草拟了一份推荐杨兴的奏章，认为可以试任京兆尹。石显听说后，报告了元帝，于是将杨兴、贾捐之逮捕下狱，命令石显审理，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欺诈虚伪，互相推荐称誉，想谋取高位，欺君罔上，大逆不道！”贾捐之最终被判死刑弃市，杨兴被剃发戴枷（髡钳）罚做城旦（筑城的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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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评论说：君子用正道攻击邪恶，还担心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用邪恶攻击邪恶，怎么能幸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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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部众日益增多，边塞附近的禽兽已被打尽，单于的力量足以自卫，不再畏惧郅支单于，他的大臣们大多劝他北归原来的王庭。过了很久，单于终于北归王庭，民众渐渐归附他，他的国家于是安定下来。

汉元帝孝元皇帝永光二年（己卯年，公元前42年）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日（疑误，或为某日干支），御史大夫韦玄成被任命为丞相；右扶风郑弘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初一），发生日食。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元帝询问给事中匡衡关于地震日食等灾变的原因，匡衡上疏说：“陛下躬行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官吏百姓触犯法律禁令，连年大赦，使百姓得以改过自新，天下很幸运！臣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奸邪并未减少停止，今天大赦，明天犯法，相继入狱，这大概是由于引导不得其法。如今天下的风气，贪图财利，轻视道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亲戚的恩情淡薄，婚姻的党派势力强大，苟且结合以求侥幸，用自身谋取私利；不改变这种根源，即使每年大赦，刑罚也难以搁置不用。臣愚昧地认为应该彻底改变这种风俗。朝廷是天下的支柱。朝廷上有争吵的言论，那么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专权的人，那么下面就有不谦让的人；上面有争强好胜的辅佐，那么下面就有互相伤害的心思；上面有好利的大臣，那么下面就有盗窃的百姓；这是根本原因。治理天下的人，慎重选择所崇尚的罢了。教化的推行，不是要挨家挨户去劝说；只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朝廷崇尚礼仪，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推行，由内到外，从近处开始，然后百姓知道效法，不知不觉就日益向善。《诗经》说：‘京城秩序井然，是四方效法的中心。’如今长安是天子都城，亲身承受圣明教化，然而其风俗与远方无异，各郡国来的人没有法则可以效仿，有的看到奢侈就加以仿效；这是教化的本源，风俗的关键，应该首先纠正的。臣听说天与人之间，精气与妖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移，人间的事情发生，天象就会相应变动，阴气过盛则静止的会变动，阳气被遮蔽则光明的会变暗，水旱之灾随同类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告诫，哀怜百姓，应该减少奢华，考察制度，亲近忠正之士，远离奸佞之人，以崇尚最高的仁德，匡正不良的风俗，使道德弘扬于京师，美名传播于境外，然后伟大的教化可以完成，礼让可以兴起。”元帝喜欢他的话，升迁匡衡为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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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评论说：大赦，是权宜之计，不是常法。汉朝兴起，承接秦朝战乱之后，是大乱之世，家家户户都有可判刑之人，所以设立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令，清除污秽，与百姓重新开始，是时势造成的。后世继承基业，沿袭而不改革，就失去时宜了。像惠帝、文帝时代，就没有什么可赦免的。像景帝时，七国叛乱，异心并起，奸诈不一；到武帝末年，赋税徭役繁多，盗贼蜂起，加上太子事件，巫蛊之祸，天下纷乱，百姓无所依靠，人心不安；到光武帝时，是拨乱反正之后：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实行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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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七月，陇西郡彡姐（音xiǎnzǐ）羌旁支反叛，元帝下诏召丞相韦玄成等人入宫商议。这时，连年歉收，朝廷正为此忧虑，又遭遇羌人叛乱，韦玄成等人默然无语，无人应对。右将军冯奉世说：“羌虏近在边境之内背叛，如果不及时诛灭，就无法威慑远方的蛮夷，臣愿意率军讨伐！”元帝询问用兵的数量，冯奉世回答说：“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兵役不征两次，粮草不运三回，所以军队不长期暴露在外而能迅速取胜。以往对敌情估计不足，军队受到挫伤，再三征调，则旷日持久，耗费巨大，国家威势就受损了。如今叛乱的羌虏大约三万人，按兵法应加倍，用六万人。然而羌戎是使用弓箭长矛的军队，兵器不锋利，可以用四万人。一个月足以解决。”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车骑将军王接（应为王接，时任车骑将军）、左将军许嘉（疑为史高，时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都认为：“百姓正是秋收时节，不可多发兵，发一万人去驻守，就足够了。”冯奉世说：“不行。天下遭受饥荒，兵马瘦弱损耗，守备作战的设施长久废弃没有整顿，夷狄有轻视边防官吏之心，而羌人首先发难。现在用一万人分驻几处，敌人见兵少，必定不害怕。交战就会损兵折将，防守则无法解救百姓，这样，怯弱的形势就暴露了。羌人乘机得利，各部落就会联合起来，互相煽动起事，臣恐怕中原的战事就不止需要四万兵力，也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了。所以少发兵而旷日持久，与一次发兵迅速解决，利害相差万倍。”他据理力争，未能说服众人。元帝下诏，增派二千人。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兵，以屯田为名（将屯为名），典属国（掌管民族事务）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副将，到达陇西郡，分别驻扎在三处。韩昌先派两名校尉与羌人交战，羌虏人多势众，都被打败，两名校尉被杀。冯奉世呈上地形图和需要增兵的详细计划，请求增派三万六千人，才足以解决战事。奏书呈上后，元帝大规模发兵六万多人。八月，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前去援助。冬季，十月，军队全部到达陇西。十一月，几路军队一起进攻，大败羌虏，斩杀数千人，其余都逃出塞外。战争尚未结束时，汉朝又征募士兵一万人，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与景帝时名将同名）为建威将军，还未出发，听说羌人已被击败就撤回了。元帝下诏复员士兵，留下部分屯田，防守要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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