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复关”谈判自然转变为“入世”谈判。
目标的转变,意味着我们又需要与所有WTO成员重新进行双边谈判。
规则更复杂,门槛也更高了。
外部困难重重。
内部也有着许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国企相关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及传统工业企业。
目前,国内的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工作还在轰轰烈烈的进行,并没有完成全面蜕变,很多企业还存在着包袱沉重、效率低下、设备技术陈旧等问题。
反对者认为,入世后国外制造业巨头将凭借先进技术、规模化生产优势和低廉成本涌入国内市场。
国内国企在产品质量、价格竞争力上难以匹敌,必然面临大面积亏损甚至倒闭风险。
东北重型机械、江南纺织等传统产业集群的代表性企业甚至联名上书,警告“全面开放将导致半数国企三年内破产”,进而引发上千万工人失业,直接威胁社会稳定。
这一担忧,成为了阻碍入世决策的重要现实考量。
然后是农业领域。
国内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平远落后于美国、加拿大等农业强国,农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一旦放开农产品进口,国际低价粮食、经济作物将大幅冲击国内市场,导致粮价暴跌,农民种粮收益归零,进而引发弃耕潮,破坏农业生产基础。
更核心的担忧,则在于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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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国内农业依赖进口,可能被国外势力卡脖子,动摇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
这一顾虑在基层拥有广泛共鸣,也成为了决策层不得不审慎权衡的关键因素。
还有服务业与新兴产业方面,比如金融、电信、医药、电子等领域,也有担忧。
而这些领域的核心反对逻辑在于“幼稚产业保护”。
当前,国内服务业与新兴产业基础薄弱。
银行系统存在大量坏账,市场化运营能力不足。
电信业刚完成初步整合,缺乏国际竞争经验。
医药企业研发投入极其微薄,核心技术依赖进口。
这种情况下,入世后,外资如果凭借资金、技术、管理优势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形成垄断格局,就会严重挤压民族产业的生存空间,导致国内相关产业失去培育和成长的窗口期。
因此,这些人主张“先培育、后开放”,反对过早纳入国际竞争体系。
另外还有宏观层面的顾虑。
其一,担忧入世将导致国家经济主权受损,认为国际规则主导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国内经济政策制定将受外部约束,影响自主发展战略。
其二,警惕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渗透,担心外资涌入会伴随西方价值观传播,冲击国内社会稳定。
其三,秉持“关门发展”的惯性思维,认为当前国内经济已呈现良好增长势头,既然如此,就无需冒险融入全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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