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儒家与方士皆起于齐地,彼此交融,名称互通,极可能当时所谓“诸生”,原就涵盖儒者与术士。
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从未有任何一部流传下来的史书提及秦始皇嬴政曾坑杀儒生一事。
比如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以及董仲舒所着的《春秋繁露》,这两部着作都成书于《史记》之前,且作者生活的年代也早于司马迁。
前者推崇道家思想至极,后者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的核心人物。
若真有秦始皇大规模坑害儒者的暴行,这样两位身份特殊的人物——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儒家正统代表——难道会刻意回避、替前朝帝王掩饰恶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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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更何况,在汉代初期,批判秦政几乎成了一种主流风气,贬低秦朝不仅不会惹祸,反而能赢得赞誉。
若是此事属实,刘安与董仲舒岂会放过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去斥责秦皇的残暴?可偏偏他们在书中对此事只字未提。
再来看另一个问题:除了嬴政之外,还有谁对方士神仙之说极为痴迷?
那便是常与他相提并论的汉武帝刘彻。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刘彻沉迷求仙问道、宠信方士最为炽热的时期。
作为一位以“述往昔而思来者”为己任的史官,借古喻今本就是他的职责所在。
而早在西汉初年的《说苑·反质》中,就已记载了秦始皇因受方士欺骗而怒杀术士的故事,情节完整,甚至还有后续:方士侯生被捕后毫无惧色,当面痛斥始皇执迷不悟,言辞慷慨激昂,竟说得嬴政幡然醒悟,最终将其释放。
这类故事显然出自当时方士之手,目的不过是美化自身形象,用以游说权贵、谋取富贵罢了。
但司马迁可能截取了其中前半段内容,并略作改动,意在借秦时旧事劝诫当下君主,提醒汉武帝警惕方士骗局,莫重蹈覆辙。
最初,这件事只是“坑术士”,并无牵涉儒生。
然而随着西汉中期儒家地位日益提升,尤其是“独尊儒术”成为国策之后,一批经学之士为了抬高儒门声望,试图将儒学推向神圣化、宗教化的高度,便开始悄然改写这段历史。
他们把原本针对方士的行为,逐步替换成了针对儒者的迫害,将“坑术士”演变为“坑儒”。
起初没有具体地点,后来便定在了骊山南麓的山谷之中;
起初时间模糊,后来明确说是冬日行刑;
起初记载简略,渐渐发展出详细的叙述,添加更多悲情色彩和阴谋元素;
起初说是活埋,后来又添油加醋,说先以弓弩射杀,再填土掩埋……
如果这真是一桩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为何需要经历如此漫长的加工与重塑?
反观同样着名的“焚书”事件,从《奏事》中的原始记录开始,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皆清晰可考,从未有过反复修订或层层附加的情节演变。
因此后人对“焚书”的真实性几乎没有争议。
唯独“坑儒”一事,越是深入探究,疑点越多。
或许嬴政确实下令处死过一批人,但他们究竟是专事炼丹求仙的术士,还是研习六经的儒者,抑或是两者混杂,至今难以断定。
正因如此,“坑儒”是否真实发生,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的话题。
但从这一事件不断被重构的过程可以看出,后世儒家有意借此强化自身的道德正当性——将儒家典籍塑造成不可侵犯的圣典,将儒者描绘成坚守信念、甘愿赴死的殉道者,从而为儒学确立至高无上的地位铺路。
不过,无论后人如何评说,此时此刻的秦始皇嬴政,对于鬼神之事依旧深信不疑,甚至比以往更加笃信。
因为他亲眼见到了天幕。
这突如其来的异象,在他看来,正是神明存在的铁证。
倘若世间并无鬼神,哪来的这种超越凡俗、违背常理的现象出现在苍穹之上?
不论那天幕是仙是怪,是灵是魅,它都绝非人间所能解释的存在。
而在那个时代,所有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事物,都被归于一个统称——鬼神。
对秦王嬴政而言,鬼神并非虚妄之物。
那天际高悬的天幕,或许便是某种“天幕之灵”的显现!
只是眼下他尚未掌握与这神秘存在沟通的途径,也还未寻得能通达此道的方士。
但这并无大碍,毕竟他执掌天下权柄,只要那天幕依旧悬挂于苍穹之上,希望便不会断绝。
他一面治理帝国,推动大秦走向更昌盛的明天;一面持续探寻接近“天幕之灵”的方式,广纳奇人异士,访求真正具备通灵之能的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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