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看完《削藩策》,心里犯了嘀咕——他知道晁错说得对,可他也怕诸侯真的谋反,毕竟那些诸侯手里都有兵。他召集大臣们讨论,晁错一开口就说“削藩必须办,不然汉朝要完”,可其他大臣要么沉默,要么反对,尤其是窦婴(窦太后的侄子,景帝的表兄),说:“诸侯都是皇室亲戚,削他们的封地,会让天下人觉得陛下‘容不下亲戚’,还是慢慢来吧!”
晁错急了,跟窦婴吵了起来:“慢慢慢!等诸侯势力大了,你想慢都慢不了!到时候他们打进长安,你还能在这儿跟我吵架吗?”窦婴被他说得脸通红,也反驳道:“你就知道急!要是削藩逼反了诸侯,你负得起责任吗?”
就在大臣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汉景帝拍了板:“就按晁错说的办!先从赵王、胶西王、楚王下手,削掉他们的部分封地,看看其他诸侯的反应。”
公元前154年,汉朝开始“削藩”——先削了赵王的常山郡,又削了胶西王的六个县,再削了楚王的东海郡。这三个诸侯虽然不满,但实力不够,只能认了。可吴王刘濞不一样——他早就等着这一天了,一看朝廷开始削藩,立马派人联系其他诸侯,说“晁错这小子,蛊惑陛下削咱们的封地,是想灭亡刘氏宗室!咱们得一起出兵,杀了晁错,清君侧(清除陛下身边的坏人),保卫刘氏江山!”
很快,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七个诸侯一起起兵造反,史称“七国之乱”。七国的军队加起来有几十万,从东南和北方两路向长安进攻,一路上势如破竹,还喊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把汉景帝吓了一跳——他没料到诸侯会反得这么快、这么猛。
朝堂上一下子乱了套,那些反对削藩的大臣,还有袁盎,趁机把责任全推到了晁错身上。袁盎对汉景帝说:“陛下,七国之所以造反,都是因为晁错!他非要削诸侯的封地,逼得诸侯没办法,才不得不反。只要陛下杀了晁错,再把削掉的封地还给诸侯,七国肯定会退兵,不用打仗就能解决问题!”
其他大臣也跟着附和:“袁大人说得对!晁错是个‘祸根’,不杀他,天下太平不了!”
汉景帝看着满朝大臣,又想起七国的几十万大军,心里开始动摇了——他确实怕打仗,毕竟汉朝刚安稳没几年,要是打起仗来,老百姓又要受苦,他这个皇帝也坐不稳。他想起自己跟晁错的“兄弟情”,又想起晁错的“削藩是为了汉朝好”,可最终还是被“保住皇位”的念头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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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偷偷找了个亲信大臣,说:“朕也不想杀晁错,可没办法啊……你去办了吧,别让他太痛苦。”
晁错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要被杀,甚至还在跟手下商量“怎么派兵抵挡七国军队”。有一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穿着朝服去上朝,刚走到长安东市,就被几个士兵拦住了。他还纳闷:“你们拦我干什么?我要去见陛下!”
士兵们没说话,只是拿出汉景帝的圣旨,念道:“晁错蛊惑君主,削藩祸国,论罪当斩,即刻执行腰斩!”
晁错当场就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忠心耿耿为汉朝,最后却落得个“腰斩”的下场,而且还是在菜市场这种地方,连跟汉景帝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他看着周围围观的老百姓,看着自己身上的朝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陛下,我错了吗?我削藩,真的是为了祸国吗?”
可没等他想明白,刽子手的刀就落了下来——一代“硬核改革家”晁错,就这样成了“七国之乱”的“背锅侠”,死的时候才四十六岁。
第四章死后余波:“背锅侠”的历史平反与职场启示
晁错被杀后,汉景帝赶紧派人把他的头送到吴王刘濞那里,说:“晁错已经杀了,封地也还给你们,你们退兵吧!”可刘濞根本不买账,反而笑着说:“我现在已经是‘东帝’了,还退什么兵?”
汉景帝这才明白——袁盎和大臣们都是骗他的!刘濞根本不是为了“诛晁错,清君侧”,而是早就想谋反,晁错只是他的“借口”。汉景帝又气又悔,气自己“傻”,悔自己“杀了晁错这个忠臣”,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硬着头皮打仗。
他想起晁错之前推荐的将军周亚夫(周勃的儿子),就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让他率领大军抵挡七国军队。周亚夫是个“军事天才”,他照着晁错之前提的“防御+突袭”的办法,先守住荥阳(今河南荥阳),挡住七国军队的进攻,再派骑兵偷袭吴国的粮道,断了吴国的粮食供应。
吴国军队没了粮食,士兵们纷纷逃跑,周亚夫趁机发动进攻,很快就打败了吴国军队。吴王刘濞带着残兵逃到东越(今福建一带),结果被东越王杀了,把他的头送给了汉景帝。其他六个诸侯也相继被打败,有的自杀,有的被俘虏,“七国之乱”只用了三个月就平定了。
平定叛乱后,汉景帝看着晁错的遗物——那些没写完的奏疏、画满批注的《削藩策》,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他特意下了一道圣旨,说“晁错削藩本意是为了汉朝,只是方法太急,朕一时糊涂杀了他,朕很后悔”,还把晁错的儿子晁爽封为“清阳侯”,算是给晁错“平反”了。
可晁错的死,还是成了汉景帝心里的“疙瘩”。有次他跟周亚夫聊天,说:“晁错要是还在,肯定能帮朕想出更多好办法,可惜啊……”周亚夫也说:“晁大人是个忠臣,就是太认死理,不懂得跟大臣们搞好关系,不然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晁错虽然死了,但他的“削藩大计”却没停——“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趁机收回了诸侯的“兵权”和“官员任命权”,规定诸侯只能在自己的封地收税,不能养兵,也不能任命官员,诸侯的势力大大削弱,再也没法跟朝廷对抗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主父偃在晁错“削藩”的基础上,提出了“推恩令”——让诸侯把封地分给自己的所有儿子,而不是只传给嫡长子,这样诸侯国就越分越小,最后变成了“小地主”,彻底解决了诸侯割据的问题。
可以说,晁错是“七国之乱”的“背锅侠”,却是汉朝“中央集权”的“铺路石”——他用自己的命,换来了汉朝几十年的安稳,虽然死得冤,却没白死。
后世的文人墨客,对晁错的评价也是“又心疼又可惜”。
司马迁在《史记》里给晁错写了《袁盎晁错列传》,说:“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翻译过来就是“晁错当太子家令时,提的建议没人听;后来掌权了,改了很多制度。诸侯造反,他不赶紧想办法补救,还想报私仇(指收拾袁盎),最后把自己害死了。古人说‘改变古法、扰乱常规,不是死就是亡’,说的就是晁错吧!”司马迁觉得晁错“有才华但不懂变通”,死得有点“自作自受”,但也承认他“为汉朝着想”。
班固在《汉书》里则更心疼晁错,说:“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意思是“晁错一心为国家长远考虑,却没看到自己的危险。他父亲劝他别干了,他不听,父亲最后自杀了,也没救得了他,还不如赵括的母亲(赵括母亲提前跟赵王说赵括不行,后来赵括战败,赵家没被牵连),能保全家族。可惜啊!晁错虽然没善终,但世人都可怜他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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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思的是苏轼,他写了篇《晁错论》,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苏轼觉得晁错是个“豪杰之士”,敢为天下“犯大难”,可惜他“没等时机成熟就急着动手”,而且“没团结好大臣,把自己孤立了”,所以才会失败。
到了现代,人们对晁错的评价更“接地气”了——有人说他是“汉朝最惨背锅侠”,替皇帝背了谋反的锅;有人说他是“硬核改革家”,敢想敢干,就是情商太低;还有人说他是“职场老实人”,以为只要老板(汉景帝)信任,就能干成大事,却忘了职场里还有“同事(袁盎)”和“潜规则”。
其实,晁错的一生,就是一场“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他的理想是“用制度让汉朝变强”,现实是“朝堂复杂、人心难测”;他以为“只要对国家好,老板就会一直支持他”,却忘了“老板也有自己的顾虑”;他以为“只要方案对,不用跟同事搞好关系”,却忘了“职场需要团队合作,光靠自己不行”。
如果能穿越回汉朝,跟晁错说几句话,我大概会说:“晁大夫,你没做错!削藩确实是为了汉朝好,你用自己的命铺了路,汉武帝后来实现了你的理想,你值了!不过下次再干大事,记得跟同事搞好关系,别太一根筋,不然就算老板信任你,也会被同事坑的!”
而晁错大概会皱着眉头说:“跟同事搞好关系?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跟他们搞好关系,我的方案还能推行吗?”
你看,这就是晁错——哪怕知道自己会被杀,也不会改“认死理”的脾气,因为在他心里,“国家大义”永远比“个人利益”和“人情世故”重要。
这就是晁错的故事——一个有才华、有理想、有点轴、有点惨的汉朝文臣,一个“背锅侠”,一个“铺路石”,一个让后世又心疼又佩服的“硬核改革家”。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干大事需要才华和勇气,但也需要情商和时机;有时候,坚持理想没错,但也要学会变通,不然就算你是对的,也可能会输得很惨。
不过,就算输了,晁错也没白活——他的名字,和他的“削藩策”一起,永远留在了汉朝的历史里,留在了“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的路上,这大概就是对一个“忠臣”最好的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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