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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文臣狄仁杰（第1页）

狄大人职场生存记：从“科举萌新”到武周“顶流神探”

第一章开局不算顺：一个“学霸”的职场初体验

公元630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四年，山西太原狄家添了个大胖小子，爹妈给他取名“仁杰”——听着就带着股“要做个正直人”的期许。这孩子打小就跟别的娃不一样，别的小孩在院子里追蝴蝶、掏鸟窝的时候，他能抱着《礼记》坐在门槛上啃一下午，连旁边邻居家的狗打架都惊动不了他。用现在的话说，狄仁杰就是个“标准学霸”，还是“沉浸式学习”那种。

不过学霸的职场开局，并没像他考试那样一路绿灯。唐朝的科举制度虽说比之前公平，但想从“应届生”熬成“正式编”，照样得走流程。狄仁杰考中明经科后，第一个岗位是汴州判佐——大概就是现在的市级法院书记员，管管案卷、写写文书的活儿。本以为能安安稳稳搞事业，结果刚上班没几天，就被人诬告了。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冤。当时汴州有个小吏看狄仁杰是新人，又是个“书呆子”模样，就想拿捏他，故意在案卷里做了手脚，然后反咬一口说狄仁杰贪墨。狄仁杰哪见过这阵仗？刚出校门的“老实人”，一下子就懵了。好在没过多久，朝廷派了个大人物来汴州考察，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画《步辇图》的阎立本——没错，就是那个能靠画画名留青史的“艺术圈顶流”，当时还兼着“河南道黜陟使”，相当于中央巡视组组长。

阎立本本来是来查贪腐的，结果一见到狄仁杰，就觉得这小伙子不对劲：明明被诬告了，却不卑不亢，说话条理清晰，眼神里还透着股正气。阎立本私下查了查，发现是小吏搞鬼，当场就把诬告的事儿掰扯清楚了。临走前，阎立本拍着狄仁杰的肩膀说：“你这不是什么判佐之才，是能当宰相的料啊！”——这话要是放现在，相当于顶头上司跟你说“你早晚能当CEO”，狄仁杰当时估计心里又惊又暖，暗下决心“以后得更努力”。

不过“宰相梦”还远着呢，狄仁杰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在“基层岗位”上打转。他后来又去当了并州法曹，管的是当地的司法纠纷。并州这地方靠近边境，民族杂居，事儿特别多：今天张家和李家争地界，明天胡商和汉商闹买卖纠纷，后天又有士兵偷了老百姓的鸡——搁别人身上早头大了，狄仁杰却乐在其中。他处理案子有个特点：不摆官架子，先听两边把话说完，再去现场看一眼，往往三两下就能找到关键。比如有次两个士兵争一只鸡，都说鸡是自己的，狄仁杰问了句“你们家鸡平时吃什么”，一个说“吃谷子”，一个说“吃糠”，他让人剖开鸡嗉子一看，全是谷子，立马就断清楚了。旁边的人都夸他“脑子转得快”，狄仁杰却笑着说：“不是我聪明，是他们忘了‘撒谎瞒不过细节’。”

这段基层经历，后来成了狄仁杰的“宝藏经验”。他后来在大理寺断案如神，跟这段“接地气”的日子分不开——毕竟见过了老百姓的家长里短，才知道案子背后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活生生的人。

第二章大理寺“卷王”上线：个案子？小意思！

公元676年，狄仁杰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高光岗位”——大理寺丞。大理寺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大理寺丞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正六品官。别看官阶不高，权力不小，管的都是全国范围内的疑难案件。

狄仁杰刚到大理寺的时候，差点被眼前的景象吓着：办公室里堆的案卷比他人还高，有些案子已经拖了三五年，原告被告都快把大理寺的门槛踏破了。当时的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跟他说：“狄老弟，这些案子都是‘硬骨头’，你要是觉得难，先从简单的开始。”狄仁杰却摆摆手：“既然来了，就按顺序来，早一天结案，老百姓就能早一天安心。”

接下来的一年，狄仁杰开启了“疯狂加班模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职场卷王”。别人每天处理三五个案子就下班了，他能从早上卯时（五点）忙到晚上亥时（九点），中间就啃个馒头、喝口茶水。有人劝他“别这么拼，身体要紧”，狄仁杰却说：“老百姓等着要说法呢，我多睡一个时辰，他们可能就要多等一天。”

就这么连轴转了一年，狄仁杰干了件震惊朝野的事：他把大理寺积压的多件案子全给判完了！更绝的是，这多个案子里，没有一个人喊冤上诉——放在现在，这相当于“零投诉率”，简直是司法界的奇迹。

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唐高宗耳朵里。高宗李治本来就头疼司法效率低，听说有这么个“能吏”，立马召见狄仁杰。一见面，高宗就问：“这么多案子，你怎么能判得又快又准？”狄仁杰回答：“其实没什么诀窍，就两条：一是‘不偏听’，原告说的要听，被告说的也要听，证人的话要核实；二是‘不徇私’，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老百姓，在律法面前都一样。”高宗听了特别高兴，当场就把他升了官，改任侍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委员，专门监督官员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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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当侍御史的时候，也没少“得罪人”。有次左司郎中王本立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亲戚，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没人敢管。狄仁杰直接上书弹劾，列举了王本立的几条罪状，证据确凿。高宗一开始还想护着亲戚，说“要不从轻发落？”狄仁杰却据理力争：“陛下要是纵容他，那以后谁还会遵守律法？老百姓又该信谁？”高宗被他说动了，最终把王本立绳之以法。这事儿一出来，朝廷里的官员都知道了：“新来的狄侍御史不好惹，以后办事得规矩点。”

不过狄仁杰也不是“铁板一块”，他办案子的时候，特别懂得“灵活变通”。有次一个叫权善才的将军，不小心把昭陵（唐太宗的陵墓）旁边的一棵柏树给砍了。这在当时可是“大不敬”的罪名，按律要处死。高宗特别生气，说“必须杀了他，不然就是对先帝不敬”。大臣们都不敢说话，狄仁杰却站出来说：“陛下，权将军是无心之失，不是故意的。如果因为一棵柏树就杀了一个将军，天下人会说陛下重树不重人啊！”高宗一开始还发火，说“你敢替他求情？”狄仁杰却不慌不忙，举了汉文帝、唐太宗从轻量刑的例子，最后说：“先帝当年还能容得下直言的大臣，陛下难道不能吗？”高宗听了，慢慢消了气，最后只把权善才贬了官。

后来有人问狄仁杰：“你就不怕皇帝生气治你的罪？”狄仁杰笑着说：“我是为了律法的公正，也是为了陛下的名声。只要理在我这边，就不怕说真话。”——这话要是放现在，就是“职场人该有的底气：凭实力说话，不搞歪门邪道”。

第三章敢跟“老板”叫板：狄大人的“谏言艺术”

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这时候的狄仁杰，已经从地方官做到了中央，先后任宁州刺史、豫州刺史，因为政绩突出，又被调回朝廷任宰相。不过跟武则天这样的“强势老板”共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武则天手段强硬，猜忌心重，不少大臣因为说错一句话就掉了脑袋，但狄仁杰却能在她面前“畅所欲言”，还能让她听进去，靠的就是他的“谏言艺术”。

有次武则天想造一座“大像”，也就是巨大的佛像，需要花费数百万钱，还要让天下的僧人尼姑每人捐出自己的“香火钱”。这事儿一出来，大臣们都觉得不妥——当时老百姓的日子还不富裕，这么大的开销，最后还是得摊到老百姓身上。但没人敢跟武则天说，怕被说成“反对佛教”（武则天信佛）。

狄仁杰却直接上书，开篇就说：“陛下造大像，看起来是弘扬佛法，其实是劳民伤财啊！”然后他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造大像要花很多钱，这些钱要么从国库出，要么从老百姓身上收，会让百姓负担更重；第二，造大像需要征调民工，会耽误农时，老百姓误了种地，明年就会闹饥荒；第三，佛教讲究“慈悲为怀”，要是因为造佛像让老百姓受苦，反而违背了佛法的本意。

武则天看了奏疏，一开始有点不高兴，但仔细想想，狄仁杰说的都是实话。她召见狄仁杰，说：“你说的有道理，可我已经答应僧人了，要是不造，会不会失信？”狄仁杰笑着说：“陛下是天子，以百姓为本。百姓安乐，就是最大的‘信’；要是百姓受苦，就算造了大像，也不是真的信佛啊。”武则天听了，当场就下令停止造大像——这事儿也让武则天更信任狄仁杰了，觉得他“既懂道理，又懂人情”。

还有件更关键的事：武则天晚年的时候，一直在纠结“立谁为太子”——是立自己的侄子武三思、武承嗣，还是立自己的儿子李显（唐中宗）、李旦（唐睿宗）。武三思和武承嗣天天在武则天面前说好话，还拉拢了一批大臣支持自己，眼看太子之位就要落到武家人手里了。

这时候，狄仁杰站了出来，直接跟武则天说：“陛下，太子是天下的根本，不能乱立。您想想，侄子和儿子，哪个更亲？您要是立儿子，百年之后还能进太庙，被子孙祭拜；要是立侄子，哪有侄子把姑姑放进太庙祭拜的道理？”

武则天一开始还嘴硬：“这是我的家事，你别管。”狄仁杰却不退缩：“陛下是天子，您的家事就是天下的事，我作为宰相，怎么能不管？”然后他又举了历史上的例子，说“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是因为立了外姓人为太子而长治久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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