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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张说（第1页）

大唐“笔杆子战神”张说：凭一支笔搞事业，顺便和姚崇“互怼”的一生

序章：不是所有姓张的都叫“流量”，他叫“实力派”

在武则天到唐玄宗那几十年乱糟糟的大唐职场里，要是搞个“最会用笔杆子混饭吃”排行榜，张说敢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这人祖籍洛阳，出身官宦世家，但不是那种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的顶级豪门——他爹最高也就做到刺史，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不算顶流，但也够给他铺个“考公”的基础台阶。

张说小时候就跟别的熊孩子不一样，别人爬树掏鸟窝的时候，他抱着《左传》啃得津津有味；别的小孩比谁弹弓打得准，他比谁写的文章被先生圈的红圈多。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还是“学霸型”的。不过他没走“拼爹”的捷径，而是扎扎实实走科举路——毕竟在武则天时代，科举才算真正给寒门（哦不对，他算中产）子弟打开了上升通道，不像以前全靠门阀推荐，你再有才，没人引荐也白搭。

有人可能会问：唐朝科举难不难？这么说吧，当时考个进士，比现在考清北还难，每年录取人数也就几十人，有时候甚至个位数。而张说考的还不是普通进士，是“制举”——这玩意儿比进士科还高级，相当于“特招公务员考试”，专门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人，题目更偏实务，也更考验真本事。

永昌元年（689年），22岁的张说参加制举，题目是“贤良方正科”，说白了就是考“你怎么当一个好官，怎么给国家提建议”。当时参加考试的有上千人，张说一没托关系，二没走后门，就凭一篇策论，直接拿下全国第一。武则天看完他的卷子，当场拍板：“这小伙子行！脑子清楚，文笔还溜，留中央用！”

就这么着，张说一出道就站在了别人一辈子都未必能摸到的起点——授太子校书郎，虽然官阶不高（从九品下，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但胜在平台好，能在太子身边干活，还能接触到中央核心文件。用职场术语说，这叫“入职即进核心储备人才库”，未来可期。

不过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22岁的“职场新人”，后来会成为横跨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的“政坛常青树”，还能凭一支笔写出“燕许大手笔”的名头，更能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斗争里，既没被砍头，也没被流放致死，最后还能善终，顺便给唐朝搞了个兵制改革——这人生剧本，比现在的职场爽文还精彩。

第一章：刚正不阿的“刺头”：敢跟武则天的“红人”叫板

张说入职后，凭借一手好文笔和脑子活，升职速度不算慢。没过几年，就从太子校书郎升到了凤阁舍人（中书舍人），官阶从六品上，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专门给皇帝写诏书、拟文件。这岗位是实打实的“笔杆子核心岗”，皇帝的想法能不能变成正规的“红头文件”，全看这些舍人的本事。张说在这个岗位上做得风生水起，武则天对他的文笔特别满意，有时候甚至会说：“这事儿不用让别人写了，叫张说过来，他写的朕放心。”

要是换个圆滑点的人，拿到皇帝的信任，肯定会趁机抱大腿、搞关系，比如跟当时武则天身边最红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搞好关系。这俩兄弟是武则天的男宠，仗着武则天的宠爱，简直是“大唐顶流网红”，权力大到能干预朝政，大臣们要么巴结，要么装看不见，没人敢得罪。

但张说偏不。他是个典型的“文人风骨党”，眼里揉不得沙子，见不得这俩兄弟仗势欺人。有一次，张易之想让张说帮他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想把自己包装成“贤良忠臣”，还暗示写完了就给张说升职。换别人可能就答应了，不就是写篇文章嘛，又不费力气，还能换个好前程。结果张说直接拒绝：“我是给朝廷写文书的，不是给私人写吹捧文章的。您要是有政绩，朝廷自然会表彰；要是没政绩，我写了也没人信。”

张易之当时就脸黑了：“你不给我面子？”张说还挺硬气：“不是不给您面子，是我得对得起手里的笔，对得起朝廷给我的俸禄。”

这事儿还不算完。后来张易之兄弟陷害宰相魏元忠，想让张说做伪证，证明魏元忠“谋反”。张易之提前威胁张说：“你要是敢不配合，小心你的脑袋！”到了武则天面前对质的时候，张说一开始有点犹豫——毕竟跟张易之硬刚，风险太大了。但他看到魏元忠被冤枉的样子，又想起自己的初心，当场改口：“陛下，臣刚才是被张易之胁迫的，魏宰相是忠臣，从来没说过谋反的话！”

这话一出口，满朝震惊。武则天也愣了，张易之兄弟更是气得跳脚，当场就喊“张说撒谎”。但张说既然敢说，就没怕过——他把张易之怎么胁迫他的过程全说了出来，条理清晰，证据（虽然是口头的）确凿。

武则天虽然宠信二张，但也不是完全糊涂，知道张说没撒谎，可又不想让二张下不来台，最后折中处理：没治魏元忠的死罪，但把他贬官了；张说因为“言辞不当”，也被贬了——从中央的中书舍人，一下子贬到钦州（现在的广西钦州）当司户参军，相当于从中央办公厅秘书贬到地级市的民政科科员，落差不是一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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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张说傻：“跟二张硬刚有什么好？丢了官，还去那么偏远的地方受苦。”但张说不这么想，他在去钦州的路上，还写了首诗：“万里南迁客，三年厌瘴气。不知吾罪也，天造此山川。”意思是“我虽然被贬了，但我没做错，这是老天爷让我来体验生活呢”。

你还别说，他在钦州还真没躺平。当时钦州是偏远地区，经济落后，百姓生活苦，还经常有少数民族冲突。张说到了之后，没摆“前中央官员”的架子，而是深入基层，跟百姓聊天，了解他们的困难。他还帮当地修水利、教百姓种庄稼，甚至还调解了几起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当地百姓都觉得：“这个贬来的官，跟别的官不一样，是个办实事的。”

后来有人把张说在钦州的政绩报告给武则天，武则天也有点后悔，觉得当初贬得太狠了。没过几年，就把张说调回了内地，先在岳州（现在的湖南岳阳）当刺史，后来又调回中央。

这一次贬谪，让张说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职场里不能太刚，得学会保护自己；第二，不管在什么岗位，只要好好干活，总能被看见。不过他骨子里的“刚”，其实没怎么变——后来跟姚崇互怼，还是因为他觉得“不对的事，就得说”。

第二章：中宗复位：职场“复读生”的逆袭，顺便成了“修史达人”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革命”，逼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唐朝又回到了李氏手里。这时候，当初因为得罪二张被贬的官员，大多都被召回中央，张说也不例外——他被任命为兵部员外郎，后来又升为工部侍郎，相当于从“地方官”重新回到“中央部委领导”序列，成了职场里的“复读生”，但这次复读，他的起点比第一次更高。

中宗时期的唐朝政坛，其实挺乱的——中宗性格软弱，老婆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想当第二个武则天，到处安插亲信，朝政被搞得乌烟瘴气。很多大臣要么投靠韦后，要么明哲保身，只有少数人敢站出来说话，张说就是其中一个。

有一次，安乐公主想让中宗立她为“皇太女”（相当于储君），还让大臣们表态。很多人不敢反对，只有张说站出来：“陛下，自古以来，储君都是立皇子，没听说过立皇太女的。要是立了皇太女，天下人会怎么看？朝廷的规矩还怎么立？”

安乐公主当场就火了，指着张说的鼻子骂：“你算什么东西，也敢管我的事！”张说也不怂：“我是朝廷的大臣，就得管朝廷的事。皇太女这事不符合规矩，我不能同意。”

中宗虽然宠女儿，但也知道张说说得有道理，最后没敢立皇太女。这事之后，韦后和安乐公主都恨上了张说，总想找机会整他。张说也知道自己在中央待不下去了，就主动申请外放，去相州（现在的河南安阳）当刺史。

在相州任上，张说还是老样子，办实事——修城墙、整吏治、安抚百姓，把相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中宗被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李隆基（也就是后来的玄宗）和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了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睿宗李旦复位。

睿宗复位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说——因为张说不仅有才华，还一直反对韦后，是“自己人”。于是，张说又被调回中央，这次直接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从地方官到宰相，张说只用了两年时间，这速度在唐朝政坛里算是“火箭提拔”了。不过当上宰相后，张说的第一个大任务，不是处理朝政，而是“修史”。

睿宗让张说主持编修《则天实录》，也就是记录武则天时期的历史。这活儿不好干——武则天是睿宗的妈，既要客观记录她的政绩（比如重视科举、发展经济），又要记录她的过错（比如重用酷吏、宠信二张），还不能得罪睿宗，更不能让后人觉得唐朝“不正统”。

很多人都劝张说：“你就多写点武则天的好，少写点不好的，免得惹麻烦。”张说却不这么干，他说：“修史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要是光说好话，那史书还有什么用？后人怎么知道历史的真相？”

于是，张说带着一群史官，查遍了武则天时期的宫廷档案、奏折、民间记载，花了一年多时间，编成了《则天实录》。这本书里，既写了武则天开创殿试、发展农业的功绩，也写了她重用酷吏、滥杀无辜的过错，还客观记录了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革命”的过程。睿宗看完后，不仅没生气，还夸张说：“你编的这本书，既不偏袒，也不抹黑，是真正的‘信史’。”

后来，玄宗即位后，也让张说继续修史，编修《唐六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记载唐朝官制的书，相当于现在的“唐朝政府机构说明书”。《唐六典》详细记录了唐朝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职责、官阶、俸禄，甚至连官员的服饰、礼仪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本书编了十几年，张说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为后来唐朝的官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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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张说一个宰相，不好好处理朝政，天天跟史书打交道，是不是不务正业？”其实不是——在古代，修史是国家大事，尤其是唐朝，特别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张说通过修史，不仅梳理了唐朝前期的历史脉络，还为后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比如他在《唐六典》里提出的“精简机构、明确职责”，后来就被玄宗采纳，成了唐朝中期官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不过，就在张说修史修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一生之敌”——姚崇。这俩人都是宰相，都有才华，都想为唐朝做事，但性格和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一场“宰相互怼大戏”，就此拉开序幕。

第三章：“姚张之争”：务实派VS文艺派，宰相办公室的“神仙打架”

姚崇比张说大11岁，是个典型的“务实派”官员——他不擅长写文章，但特别会处理实际问题，比如治理蝗灾、整顿吏治、稳定边疆，都是一把好手。而张说则是“文艺派”官员——文笔好，有学问，擅长制定长远规划，但有时候会显得“理想化”，不太接地气。

两人一开始没什么矛盾，甚至还互相欣赏——姚崇觉得张说有学问，能帮朝廷制定规章制度；张说觉得姚崇会办事，能解决实际问题。但自从两人都当上宰相后，矛盾就慢慢出来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用人之争”。姚崇用人，只看能力，不看出身和资历——哪怕你是寒门子弟，只要有本事，他就推荐你当官；哪怕你是世家子弟，没本事，他也不重用。而张说用人，更看重“学问”和“品行”——他觉得当官的得有文化，得有风骨，不然就算再会办事，也容易走歪路。

有一次，姚崇推荐一个叫魏知古的官员当宰相。魏知古是寒门出身，没什么学问，但特别会处理财政问题。张说当场就反对：“魏知古虽然会管钱，但他没读过多少书，连基本的礼仪都不懂，当了宰相，怎么跟其他大臣交流？怎么给陛下提建议？”

姚崇反驳：“陛下让我们当宰相，是让我们解决问题的，不是让我们比谁读书多的。魏知古能解决财政问题，这就是他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当宰相？”

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睿宗拍板：“魏知古先当门下省侍中，暂不拜相，先看看他的表现。”这事虽然暂时解决了，但两人的矛盾也加深了。

第二，“政策之争”。姚崇主张“精简机构、裁汰冗官”——当时唐朝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太多，很多人拿着俸禄不干活，浪费国家财政。姚崇想把这些“闲官”裁掉，减轻国家负担。而张说反对，他觉得这些官员大多是“开国功臣之后”或者“跟着陛下打天下的人”，裁掉他们会“寒了人心”，还可能引发动乱。

姚崇说：“国家财政都快撑不住了，再不裁官，以后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到时候才会出乱子！”张说反驳：“裁官容易，但这些人没了工作，会到处抱怨，甚至勾结起来反对朝廷，到时候更难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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