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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张说（第2页）

两人又吵了起来，最后睿宗还是倾向于姚崇，同意裁掉一部分冗官，但也没完全按照姚崇的意思来，算是“折中方案”。

第三，“皇位继承之争”。当时睿宗的太子是李隆基（后来的玄宗），但太平公主（睿宗的妹妹）想当第二个武则天，一直想废掉李隆基，立自己的人当太子。姚崇和张说都支持李隆基，但做法不一样——姚崇主张“强硬打压太平公主”，直接把她的亲信赶出朝廷；而张说主张“温和处理”，先安抚太平公主，再慢慢削弱她的权力，避免引发宫廷政变。

姚崇觉得张说“太软弱”：“太平公主野心太大，不早点收拾她，以后会出大问题！”张说觉得姚崇“太激进”：“太平公主是陛下的妹妹，要是直接打压她，陛下会不高兴，还可能被人说‘不孝’，到时候反而会帮了太平公主！”

这次争论，两人谁也没说服谁。但太平公主知道后，却觉得姚崇和张说都是“眼中钉”，开始在睿宗面前说他们的坏话。睿宗性格软弱，经不起太平公主的挑拨，最后把姚崇和张说都贬了——姚崇被贬到申州（现在的河南信阳）当刺史，张说被贬到岳州（现在的湖南岳阳）当刺史。

就这样，两位宰相因为“政见不合”，加上太平公主的挑拨，都离开了中央。张说在去岳州的路上，写了首《岳州别梁六入朝》：“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都缘直道更难近，岂是明君好贱臣。”意思是“我被贬到南方，不是因为我做错了，而是因为我太正直，不被小人容，也希望陛下能明白我的苦心”。

不过，张说和姚崇的“互怼”，并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政见之争”。他们都想为唐朝好，只是方法不一样——姚崇像“公司的CEO”，擅长解决眼前的问题，让公司正常运转；张说像“公司的战略总监”，擅长制定长远规划，让公司未来发展得更好。后来玄宗即位后，先重用姚崇解决“眼前的麻烦”（比如蝗灾、边疆问题），等国家稳定了，再重用张说搞“长远规划”（比如兵制改革、编修《唐六典》），也算是“人尽其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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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玄宗朝巅峰：从“被贬宰相”到“燕国公”，还搞了个兵制改革

先天元年（712年），睿宗禅位给李隆基，也就是唐玄宗。玄宗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太平公主——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发动政变，杀了太平公主及其亲信，彻底掌握了政权，史称“先天政变”。

太平公主倒台后，玄宗开始召回那些被她陷害的官员，姚崇和张说自然也在其中。玄宗先召回了姚崇，让他当宰相，因为当时唐朝面临很多“急事”——比如河南、山东等地发生蝗灾，庄稼被蝗虫吃了大半，百姓流离失所；边疆的突厥、吐蕃也经常来骚扰，边疆不稳。姚崇是“务实派”，正好能解决这些问题。

姚崇当宰相的三年里，确实干了不少实事：他组织百姓灭蝗，保住了庄稼；他整顿吏治，裁掉了大量冗官；他安抚边疆，和突厥签订了和平协议，稳定了边疆。唐朝的局势慢慢稳定下来，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

开元四年（716年），姚崇因为儿子犯罪，主动辞去了宰相之职。玄宗这时候想到了张说——国家稳定了，该搞“长远规划”了，而张说正好擅长这个。于是，玄宗召回张说，让他担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之首），还封他为“燕国公”，食邑三千户。

从被贬的刺史，到宰相之首、燕国公，张说算是迎来了自己职场的“巅峰时刻”。他当上宰相后，干了三件影响唐朝历史的大事：

第一件事，改革兵制。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士兵平时是农民，种地养家，农闲时训练；打仗时自己带武器、粮食，打完仗再回家种地。这种制度在唐朝初期还行，因为当时人口少，土地多，农民有地种，愿意当府兵。但到了唐朝中期，人口多了，土地不够分，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没法自己带武器、粮食打仗，府兵制慢慢就崩溃了——很多府兵逃跑，甚至逃到边疆当“流民”，导致唐朝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少，战斗力越来越差。

张说看到了这个问题，向玄宗建议：“废除府兵制，实行募兵制——由国家招募士兵，给他们发工资、管吃管住、提供武器，让他们成为‘全职士兵’。这样既能保证军队人数，又能提高战斗力。”

很多大臣反对，觉得“募兵制会让军队变成‘私人武装’，将领容易拥兵自重”。但张说反驳：“只要朝廷掌握军队的调动权和将领的任免权，就不会出现拥兵自重的问题。而且募兵制能让士兵专心训练，战斗力会比府兵强很多。”

玄宗觉得张说说得有道理，同意实行募兵制。张说亲自负责招募士兵，他规定：只要身体健康，不管是农民、流民还是手工业者，都可以报名参军；参军后，每个月发“月钱”（工资），还能免除家里的赋税。

结果不到半年，张说就招募了13万士兵，组建了“彍骑”（唐朝的中央禁军）。这些士兵都是全职军人，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后来成了唐朝抵御突厥、吐蕃的主力。募兵制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唐朝的“兵源问题”，还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提供了稳定的国防保障——这是张说对唐朝最大的贡献之一。

第二件事，整顿财政。唐朝中期，因为官员太多、军队开支太大，国家财政很紧张。张说向玄宗建议：“精简中央机构，裁掉不必要的官员；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他先从中央机构下手，把原来的“三省六部”里的一些“闲职”裁掉，比如把“门下省”的“给事中”从6人减到4人，把“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从6人减到4人，还裁掉了一些“临时机构”，比如“转运使”的一些下属官员。这样一来，中央官员的数量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国家财政负担减轻了不少。

然后，他改革税收制度——原来唐朝的税收主要是“租庸调制”（按土地收租、按人口收庸、按家庭收调），但很多地主和富商隐瞒土地和人口，逃避税收。张说派人清查全国的土地和人口，把隐瞒的土地和人口都登记在册，按照实际情况收税。这一下，国家的税收增加了近四分之一，财政状况慢慢好转。

第三件事，发展文化教育。张说本身是文人，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他向玄宗建议：“在长安和洛阳设立‘国子监’（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扩大招生规模，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还可以在地方设立‘州学’‘县学’，普及教育。”

玄宗同意了，张说亲自负责国子监的建设——他扩建了国子监的校舍，增加了“经书科”“律科”“算科”等专业，还聘请了当时最有名的学者当老师，比如孔颖达的弟子、着名经学家贾公彦。国子监的招生规模从原来的几百人扩大到几千人，不仅有贵族子弟，还有寒门子弟，甚至还有外国留学生（比如日本、朝鲜的留学生）。

张说还主持编修了很多书籍，除了之前提到的《唐六典》，还有《初学记》——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收录了从先秦到唐朝的各种文献资料，内容包括天、地、人、事、物等各个方面，后来成了唐朝读书人备考科举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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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说的推动下，唐朝的文化教育事业达到了顶峰——当时长安和洛阳的书店里，书籍琳琅满目；国子监里，学生们读书的声音此起彼伏；各地的州学、县学也培养了很多人才，为唐朝的“开元盛世”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第五章：晚年风波与身后名：“笔杆子战神”的落幕

张说当了三年宰相，把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玄宗对他特别信任，甚至说：“有张说在，朕就不用担心国事了。”但人红是非多，张说也不例外——他晚年因为两件事，受到了玄宗的冷落。

第一件事，“受贿风波”。张说有个亲戚叫张昌宗（不是武则天那个张昌宗），想当“尚书省右丞”（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部长），就给张说送了很多金银珠宝，请他帮忙推荐。张说觉得亲戚开口，不好拒绝，就向玄宗推荐了张昌宗。结果有人向玄宗举报，说张说“受贿荐官”。

玄宗派人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很生气，把张说召进宫里，当面批评他：“你是宰相，应该公正无私，怎么能因为亲戚关系就受贿荐官？你让朕太失望了！”张说赶紧认错，把金银珠宝退了回去，还主动请求辞去宰相之职。玄宗虽然生气，但也知道张说功劳大，没真的罢免他，只是把他的宰相之职换成了“尚书省左丞相”（荣誉职位，没实权），算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第二件事，“争权风波”。张说虽然没了宰相实权，但还是想参与朝政，经常在玄宗面前提建议，有时候还会批评其他大臣的做法。当时的宰相是源乾曜和张嘉贞，这俩人都是“务实派”，跟张说的“文艺派”风格不一样，经常跟张说发生矛盾。

有一次，源乾曜建议“减少国子监的招生规模”，因为国子监的学生太多，国家财政负担不起。张说反对，觉得“教育是国家根本，不能因为钱就减少招生”。两人在玄宗面前吵了起来，张说情绪激动，甚至还说了一些“源乾曜没文化，不懂教育重要性”的话。

玄宗觉得张说“太固执”，而且“越权行事”，就把他贬为“相州刺史”，让他回地方任职。这一次贬谪，对张说的打击很大——他已经60多岁了，身体不好，加上心情郁闷，到了相州后，就病倒了。

开元十四年（726年），张说在相州病逝，享年64岁。玄宗得知消息后，很后悔，觉得自己对张说太苛刻了，就追赠他为“太师”，谥号“文贞”，还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

张说去世后，后人对他的评价很高——《旧唐书》说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新唐书》说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简单来说，就是“张说不仅文笔好，还为唐朝的制度建设、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燕许大手笔”（“许”是指另一位文学家许国公苏颋，两人都是唐朝着名的“大手笔”）更是成了后世文人的“标杆”——宋朝的欧阳修、苏轼，明朝的归有光，都曾模仿过张说的文风；甚至到了清朝，乾隆皇帝还让人把张说的文章编集成册，供大臣们学习。

而他改革的募兵制，虽然在唐朝后期因为“藩镇割据”出现了问题，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稳定国防”的作用，为“开元盛世”的到来提供了保障。可以说，没有张说的兵制改革，就没有后来唐朝的“万国来朝”；没有张说的文化建设，就没有“开元盛世”的“文化繁荣”。

张说的一生，是“文人从政”的典范——他凭一支笔走进中央，凭真本事当上宰相，凭一腔热血为国家做事；他虽然有过被贬的低谷，有过和姚崇的“互怼”，有过晚年的风波，但始终没忘记自己的初心：“对得起手里的笔，对得起朝廷的俸禄，对得起天下百姓。”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总结张说的一生，大概就是：“一个有才华、有风骨、有担当的职场人，虽然偶尔会犯点小错，但总体来说，是个‘好员工’，更是个‘好领导’。”

尾声：历史的回响：为什么我们还记得张说？

在唐朝的众多宰相里，张说可能不是最有名的（比如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但他却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既是“笔杆子”，又是“改革家”；既懂文化，又懂政治、经济、军事。他的一生，见证了唐朝从武周的混乱，到中宗、睿宗的动荡，再到玄宗的“开元盛世”，可以说是“唐朝中期的活历史”。

我们现在还记得张说，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燕许大手笔”，更因为他的“担当”——在武则天时期，他敢跟二张硬刚，不怕被贬；在中宗时期，他敢反对韦后和安乐公主，不怕得罪权贵；在玄宗时期，他敢改革兵制，不怕被大臣反对。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文人风骨”，什么是“官员担当”。

而且，张说的故事，对我们现在也有启发——在职场里，我们可能会遇到“政见不合”的同事（比如张说和姚崇），可能会遇到“小人陷害”（比如张说被太平公主贬谪），可能会遇到“犯错受罚”（比如张说的受贿风波），但只要我们像张说一样，保持初心、坚持原则、努力做事，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最后，用张说自己写的一句诗来结束这篇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虽然这句诗其实是李白写的，但用在张说身上，也很合适）——张说的一生，虽然有起有落，但他始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始终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这大概就是他能被历史记住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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