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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王安石（第1页）

王安石：北宋“改革显眼包”的硬核人生

第一章出身：江西老表里的“非主流”少年

要聊王安石，得先从他的“出厂设置”说起。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江西临川一户官宦人家添了个男娃，爹王益是个小官，走的是“读万卷书、管几里地”的传统路线，妈吴氏是大家闺秀，按说这孩子该养得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毕竟宋朝文人讲究“峨冠博带、吐气如兰”，连走路都得带点飘。

可王安石偏不。打小就透着股“反精致”的劲儿：别的小孩穿绫罗绸缎，他能把粗布衣裳穿成“丐帮限定款”；别的公子哥练书法要焚香净手，他抱着书能在柴房蹲一下午，脸上沾着灰也浑然不觉。最绝的是吃饭，他妈特意给他做了他爱吃的鹿肉，转头一看，这孩子盯着书，手里抓着馒头蘸着墨汁往嘴里送，还咂嘴说“今天酱味儿挺浓”——后来这事传出去，成了临川文坛的“名场面”，有人说他“书痴”，有人暗戳戳笑他“憨”，王安石倒不在乎：“墨汁没毒，还能省点酱油钱，挺好。”

不过别以为他是个只会啃书的“书呆子”。少年王安石跟着爹走南闯北，从江西到四川，从江苏到广东，见过农民抗旱时跪田埂哭，见过小吏被地主欺负得不敢吭声，见过商船在河里翻了没人救——这些事儿没变成他笔下的“风花雪月”，反倒成了他心里的“问题清单”。有次路过一个旱灾的村子，他跟爹说：“官府要是能提前存点粮食，老百姓就不用逃荒了。”他爹摸着他的头叹气：“你这孩子，想的比当官的还多。”

后来他考科举，更是把“实诚”刻进了DNA。北宋科举讲究“策论”，就是让考生写篇文章谈治国，别人都往“陛下圣明、天下太平”上凑，王安石倒好，直接写“现在的制度像件破衣服，缝缝补补没用，得拆了重织”。考官看了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小子敢说大实话，喜的是写得真有道理。本来他能中状元，结果最后一道题里，他写了句“孺子其朋”——这话是周公对成王说的，意思是“你要和大臣做朋友”，可真宗刚去世没多久，仁宗刚继位，考官怕皇上觉得“这小子教皇帝怎么当差，太狂”，就把他改成了第四名。

放榜那天，有人替他可惜，王安石却挠挠头：“中第几不重要，能当官办事就行。”——你看，从少年时起，这哥们就没把“虚名”当回事，满脑子都是“搞事情”。

第二章地方官：北宋“卷王”的基层历练

中了进士后，王安石被派到扬州当“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听着名字挺长，其实就是个给知府打杂的小官。按宋朝规矩，像他这样的“馆阁储备人才”，干几年基层就能调回京城，坐办公室、混资历，将来前途无量。可王安石偏不，别人上班摸鱼喝茶，他天天往乡下跑。

扬州郊区有片稻田，一到雨季就淹，农民年年哭。王安石蹲在田埂上看了三天，画了张水利图，找知府说：“咱们修个堤，再挖几条渠，既能排涝又能灌溉。”知府觉得“这小官事真多”，但架不住王安石天天催，还自告奋勇带头干——夏天太阳晒，他光着膀子跟农民一起扛石头，皮肤晒脱了层皮，衣服上全是泥，下属劝他“大人注意形象”，他说：“形象能当饭吃？农民能丰收才重要。”

后来他又被调到鄞县（现在的宁波）当知县，这地儿靠海，有盐有鱼，可老百姓还是穷。王安石一调研，发现问题出在“青黄不接”：春天农民没粮种，只能跟地主借高利贷，利息能翻好几倍，秋天收了粮全还了债，还是穷。他一拍大腿：“官府有粮仓啊！春天把粮食借给农民，秋天让他们还点利息就行，比地主便宜多了。”

这就是后来“青苗法”的雏形。可推行的时候难了：老农民不信“官府会好心借钱”，以为是新的摊派；地主恨他断了财路，到处说他“不安好心”。王安石不着急，挨家挨户去说，还找了几个胆大的农民先试，秋天这几户不仅还了粮，还剩了不少。老百姓一看“真靠谱”，都来借粮，那年鄞县的收成翻了一倍——有人问他“你不怕得罪地主吗”，王安石说：“我当官是为了老百姓，又不是为了地主点赞。”

在地方待了十六年，从扬州到鄞县，从舒州到常州，王安石干的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修水利、办学校、整吏治，别人劝他“别这么卷，京城才是好地方”，他却写了首诗：“莫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不是他不想去京城，是他觉得“没把基层的事儿搞明白，去了京城也干不好”。

直到嘉佑三年（1058年），他被调回京城当“度支判官”，负责管国家财政。别人以为他终于要“开窍”混官场了，结果他一上来就给仁宗皇帝写了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足足一万多字，把宋朝的问题骂了个遍：“军队战斗力差，是因为将领没本事；财政没钱，是因为制度太浪费；老百姓穷，是因为税太多、地主太狠。”最后还说“要改，就得从头到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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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看了，叹了口气，把奏疏放一边——不是觉得他说得不对，是觉得“这事儿太大，我老了，折腾不动了”。王安石也不气馁，该上班上班，该调研调研，只是偶尔会跟朋友吐槽：“想干点实事，咋就这么难呢？”

第三章君臣遇合：宋神宗的“改革搭子”上线

仁宗没接王安石的茬，可有人把他记在了心里——这人就是后来的宋神宗赵顼。

神宗当太子的时候，就听说有个叫王安石的官员“特别能干事”，还偷偷读了他写的《言事书》，越读越激动：“这才是我要找的人！”继位的时候，神宗才二十岁，满脑子都是“要让宋朝变强”——毕竟那时候宋朝天天被辽和西夏欺负，每年要送钱送布，连皇帝都觉得“憋屈”。

刚继位没几天，神宗就把王安石叫到宫里，俩人关起门来聊了一整天。神宗问他：“现在国家这么多问题，先从哪儿改起啊？”王安石没绕弯子：“先改财政！没钱啥也干不了。”神宗又问：“会不会有人反对？”王安石一拍桌子：“想干大事，还怕人反对？唐太宗当年搞贞观之治，还不是顶住了一堆压力？”

这话说到神宗心坎里了。要知道，宋朝的大臣们大多喜欢“和稀泥”，比如司马光，就总说“祖宗之法不能变”，神宗早就听烦了。王安石这种“硬核改革派”，简直是他的“理想搭子”。没过多久，神宗就提拔王安石当“参知政事”（副宰相），还专门设了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现在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让王安石牵头搞改革。

消息一出来，朝堂炸了锅。老臣韩琦说：“王安石这小子太激进，会把国家搞乱！”富弼更直接：“我要是再当官，就跟他没完！”连王安石的好朋友司马光，也写了封信劝他：“老安啊，改革悠着点，别太急。”

王安石回了封信，就是着名的《答司马谏议书》，里面说：“咱们俩政见不同，不是因为你错我对，是因为你想守旧，我想革新。现在国家都快没钱了，再不改，等着被欺负吗？”——这封信写得又硬气又有理，司马光看了，叹了口气，知道俩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其实王安石也不是没顾虑。有天晚上，他跟老婆吴氏聊天，吴氏说：“你现在成了众矢之的，晚上出门都得小心。”王安石摸了摸胡子：“我不怕，只要皇上信我，我就敢干。”吴氏又问：“要是皇上也不信你了呢？”王安石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就回家种地，至少我尽力了。”

你看，这时候的王安石，像个即将上场的“战士”，手里拿着“改革”的武器，身后有神宗的支持，面前是满朝的反对者——他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他还是想试试。

第四章变法：北宋“经济达人”的操作与翻车

王安石的变法，核心就俩字：“搞钱”——但不是抢老百姓的钱，是把藏在地主、富商手里的钱，变成国家的钱，同时让老百姓过得好点。他搞了一整套“组合拳”，咱们挑几个有意思的说说。

第一个是“青苗法”，就是他在鄞县玩过的“官府借粮”升级版。每年春天，官府把粮仓里的粮食或现钱借给农民，秋天农民按20%的利息还回来——这利率比地主的50%甚至100%低多了，农民能少受剥削，国家还能赚点钱，本来是双赢的事。

可一到地方推行，就变味了。有些地方官为了“冲业绩”，不管农民要不要，硬逼着借，还把利息偷偷提到30%；有的官把粮食换成陈粮，借给农民的时候是好的，收回来的时候全是坏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王安石一开始不信，派了人去查，结果查的人要么被地方官收买，要么怕得罪人，回来都说“挺好的”。直到有个老百姓千里迢迢跑到京城，跪在宫门口告状，王安石才知道“底下人把经念歪了”。

他气得拍桌子，要严惩那些贪官，可神宗说：“现在反对的人太多，要是再抓人，朝堂就乱了。”王安石没办法，只能改章程，加了一堆“监管条款”，可地方官还是阳奉阴违——这就像现在搞“互联网监管”，政策再好，底下人想钻空子，还是能钻。

第二个是“免役法”，原来宋朝老百姓除了交税，还得“服徭役”，比如修桥、铺路、当差，耽误种地。王安石说：“不想服徭役的，交笔‘免役钱’，官府用这钱雇人干活，想服徭役的也能领工资。”这主意本来挺好，尤其是对农民来说，能安心种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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