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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抓住机会,跟俺答签订了“和议”:明朝允许蒙古部落来边境做生意,设立“互市”;俺答承诺不再骚扰明朝边境。就这样,困扰明朝几十年的“边防问题”,被高拱用“和谈”的方式解决了——边境从此太平了,每年还能节省几百万两军费,老百姓都喊高拱“高青天”。
除此之外,高拱还改革了漕运(粮食运输)和盐法,解决了“粮食运输慢”和“盐税流失”的问题。比如以前漕运靠运河,经常因为河道堵塞耽误时间,粮食还会发霉,高拱就下令疏通河道,还规定“漕运官员要是耽误运输,直接革职”;盐法改革则打击了“盐商垄断”,让盐税收入增加了一倍多。
那时候的高拱,简直是“大明改革先锋”,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和“暴脾气”,把积弊多年的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隆庆帝对他更是信任有加,几乎什么事都听他的,有时候大臣们弹劾高拱“专权”,隆庆还会帮高拱说话:“高先生是为了国家好,你们别瞎掺和。”
可高拱没意识到,自己的“暴脾气”和“专权”,已经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这个人就是他的“好兄弟”、内阁次辅张居正。
第四章终极翻车:被“好兄弟”背刺的“职场悲剧”
高拱和张居正,最早是在裕王府认识的——当时高拱是裕王的讲官,张居正也是裕王府的属官,两人都有“改革抱负”,还都看不惯徐阶的“和稀泥”,很快就成了“好兄弟”。高拱第一次被迫退休的时候,张居正还私下里安慰他:“高兄,别灰心,将来我肯定帮你回来。”
高拱回来当首辅后,也没亏待张居正,把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他,还在隆庆面前推荐张居正,说:“居正有大才,将来可以接我的班。”那时候的两人,表面上还是“好兄弟”,经常一起商量朝政,甚至一起吐槽那些反对改革的大臣。
可高拱不知道,张居正早就对他“不满”了——不是不满他的改革,而是不满他的“专权”和“暴脾气”。比如每次开会,高拱总是“说一不二”,很少听别人的意见,包括张居正的;还有一次,张居正想推荐自己的一个亲信当官,高拱觉得那人“能力不够”,直接拒绝了,还说:“居正,你推荐人可以,但得看能力,不能看关系。”
张居正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不舒服——他觉得高拱“太霸道”,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更重要的是,张居正也有“当首辅”的野心,而高拱是他“上位”的最大障碍。
隆庆六年(1572年),一件大事发生了:隆庆帝突然去世,年仅十岁的万历帝继位。隆庆的去世,成了高拱和张居正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因为新皇帝年幼,朝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高拱和张居正手里,而高拱的“专权”,在新皇帝继位后,显得更加“刺眼”。
高拱也意识到了“新皇帝年幼”的问题,想“进一步掌权”,比如他提出“请太后垂帘听政”,还想“削弱太监的权力”——这一下,不仅得罪了太监,还得罪了万历的生母李太后。
李太后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她觉得高拱“想独揽大权”,对自己和万历是威胁;而太监冯保,因为高拱想削弱他的权力,也对高拱恨之入骨。张居正看到了“机会”,偷偷联合冯保和李太后,开始策划“扳倒高拱”。
有一天,冯保在李太后面前说:“太后,高拱最近老说‘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当皇帝’,这是对陛下不敬啊!”李太后一听就怒了——她最在乎的就是万历的“皇权”,高拱这话(其实是冯保编造的)正好戳中了她的痛点。
张居正则在旁边“添油加醋”:“太后,高首辅最近确实有点专权,很多大臣都有意见,要是再让他掌权,恐怕会威胁到陛下的江山。”
李太后马上决定“罢黜高拱”。第二天,在朝堂上,冯保宣读了李太后和万历的圣旨:“高拱专权跋扈,蔑视皇权,着即罢官,回老家养老,不得逗留京城!”
高拱当场就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忠心耿耿辅佐隆庆、改革朝政,最后居然落得个“专权跋扈”的罪名,更没想到,背后捅刀子的,居然是自己的“好兄弟”张居正。他想辩解,可李太后和冯保根本不给机会,太监们直接把他“架”出了朝堂。
走出皇宫的时候,高拱回头看了一眼那熟悉的红墙,心里又酸又痛——他这辈子,为了大明,为了隆庆,得罪了不少人,干了不少实事,可最后却栽在了“信任”的人手里。街上的老百姓看着被罢官的高拱,都议论纷纷:“高首辅是个好官啊,怎么突然被罢了?”高拱听着,眼泪差点掉下来。
第五章落幕:老家的“退休生活”与“历史功过”
高拱被罢官后,回到了河南新郑的老家。一开始,他心里特别憋屈,天天在家喝酒、发脾气,甚至连书都不想看——他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家里人劝他:“老爷,都退休了,就别想那些事了,好好过日子吧。”高拱听不进去,有时候还会跟家人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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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他出门散步,看到老家的老百姓在田里干活,有说有笑的。一个老农认出了他,主动走过来打招呼:“高老爷,您回来了?您在京城当首辅的时候,咱们河南的赋税减了不少,日子比以前好多了,谢谢您啊!”
高拱愣了愣,问:“你还记得这些?”
老农笑着说:“怎么不记得?以前交完税,家里连口粮都不够,现在能剩下不少,还能给孩子买件新衣服——您是好官,俺们老百姓都记着您的好。”
听了这话,高拱心里突然“敞亮”了——是啊,自己虽然被罢官了,但改革的成果还在,老百姓的日子变好了,这就够了。从那以后,他不再纠结于“官场恩怨”,开始过起了“悠闲的退休生活”。
每天早上,高拱会起来练会儿太极,然后去田里看看——他在老家种了几亩地,种着小麦和玉米,有时候还会跟老农请教“种地技巧”。上午在家看书、写文章,他写了本《高文襄公集》,里面记录了自己的改革想法和对朝政的看法。下午则跟邻居下棋、聊天,聊的都是“家长里短”,比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秀才”“谁家的庄稼长得好”,再也不提官场的事。
有一次,有人从京城来,跟他说“张居正现在当首辅,推行的‘考成法’跟您以前搞的差不多,还说您的坏话”。高拱听了,只是笑了笑,说:“他用我的方法没关系,只要能为老百姓做事,就是好方法——至于说我坏话,随他去吧,我都退休了,不在乎。”
其实高拱心里清楚,张居正的改革,很多都是“继承”了自己的想法,比如“考成法”“边防和议”“漕运改革”——虽然张居正没承认,但高拱并不在意,因为他知道,改革不是为了“个人名声”,而是为了大明的江山和老百姓。
万历六年(1578年),高拱去世了,享年66岁。他去世的时候,老家的老百姓都来送他,有人还哭着说:“高老爷是个好官,他走了,俺们心里难受。”
高拱的一生,就像一场“职场过山车”——有过“裕王府帝师”的风光,有过“内阁博弈”的挫折,有过“首辅改革”的辉煌,也有过“被兄弟背刺”的悲剧。有人说他“专横跋扈”,有人说他“刚正不阿”;有人说他“情商低”,有人说他“有真本事”。但不管怎么说,高拱都是一个“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的改革,让大明的国力有所恢复,让老百姓的日子变好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后来,万历皇帝长大了,也意识到高拱是被冤枉的,下旨恢复了高拱的官职,还给他追赠了“太师”的称号,谥号“文襄”——这算是给了高拱一个“迟到的公正”。
回顾高拱的一生,我们能学到很多“职场道理”:
第一,“真本事很重要,但情商也不能少”。高拱有改革的真本事,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但因为“暴脾气”和“不懂妥协”,得罪了很多人,最后被“背刺”——在职场上,光有能力不行,还得会跟人打交道,不然再厉害也容易栽跟头。
第二,“别轻易相信‘表面兄弟’”。高拱把张居正当成“好兄弟”,可张居正却为了权力“背刺”他——在职场上,交朋友要谨慎,有些人表面上跟你好,暗地里却可能算计你。
第三,“做事要坚持,但也要懂得‘审时度势’”。高拱的改革是对的,但他在“新皇帝年幼”的时候,还坚持“专权”,没考虑到李太后和冯保的感受,最后导致“翻车”——在职场上,坚持原则很重要,但也要看时机和场合,不然容易“好心办坏事”。
高拱虽然已经去世四百多年了,但他的故事还在被人提起——不是因为他当了多大的官,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敢做事、能做事、为百姓做事”的好官。就像他自己说的:“当官的,不管当多大的官,要是忘了老百姓,就不是好官——我这辈子,没忘,也没白当。”
这,就是高拱——一个脾气暴躁却心怀百姓的“大明帝师”,一个有真本事却不懂“绕弯子”的“职场硬汉”,一个值得被历史记住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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