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明末“职场硬骨头”的悲壮KPI之旅
第一章大明“考编人”的起点:从“卷王”书生到基层“司法打工人”
要聊史可法,得先把时钟拨回明朝万历年间——那是个“卷”字刻进读书人DNA的时代。那会儿没有互联网,没有996,但读书人的终极目标比现在的“考公上岸”还卷:挤过科举这座“独木桥”,拿到大明王朝的“公务员编制”。史可法就是这卷潮里的一员,而且是个“非典型卷王”。
他爹史从质是个小官,官阶低到连“荫补”(靠爹当官)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史可法从懂事起就知道:想出头,只能靠自己啃书本。别人读书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是“油灯不熄,书本不闭”。据说他书桌旁常年支着一张小榻,困了就蜷一会儿,醒了抓过书继续背“四书五经”,连梦里都在跟孔孟“对话”。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在笔袋上绣了行小字:“不中进士不换袋”——这操作,活脱脱就是古代版“考研誓师贴”,比现在学生在书桌上贴“不考上不换壁纸”还较真。
万历四十六年,26岁的史可法揣着满肚子墨水进了考场。那会儿的科举考场,比现在的考研考点还热闹:各省的“卷王”挤在狭小的“号房”里,一待就是三天,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跟“封闭式集训”似的。史可法倒不怵这个,毕竟苦熬了这么多年,早把“坐得住”练出来了。他写策论时不玩虚的,不像有些考生净说“陛下圣明”的空话,反而提了几条关于“整顿吏治、减轻赋税”的实在建议——后来证明,这股“实在劲儿”,成了他一辈子的职场底色。
放榜那天,史可法挤在人群里找自己的名字,眼睛都快瞪酸了,终于在“三甲”名单里看到了“史可法”三个字。别嫌“三甲”不起眼,要知道那会儿全国每年考上进士的也就三百来人,三甲相当于“合格线以上”,但好歹拿到了“编制入场券”。他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估计跟现在年轻人收到公务员录用短信时差不多:手都在抖,赶紧跑回家跟家人报喜,顺便把那个“不中进士不换袋”的笔袋换成了新的——也算兑现了当年的誓言。
他的第一个岗位是西安府推官,说白了就是基层司法“办事员”,管的都是些“家长里短、鸡飞狗跳”的事:要么是张三家丢了鸡,怀疑是李四偷的;要么是地主强占农民的田,闹得不可开交。史可法刚到岗,就遇上了个“硬茬子”:当地一个姓王的地主,仗着跟前任推官有关系,强占了农民李大的三亩水田,还把李大打得腿骨骨折。李大告到官府,前任推官收了王家的银子,直接把案子压了下来,李大只能天天在衙门口哭。
史可法听说这事儿,当场就火了:“这哪是当官?这是当恶霸的保护伞!”他第二天一上班,就把案子调出来重审。王地主来了还摆谱,说“我跟你前任是老朋友”,史可法直接怼回去:“我管你跟谁是朋友,现在审案的是我,按大明律来!”他找了邻居当证人,又去田里丈量土地,最后铁证如山,不仅让王地主把田还给李大,还罚了他五十两银子给李大治伤。这事一传开,西安老百姓都叫他“史青天”——刚入职就掀了前任的“烂摊子”,史可法的“职场硬骨头”属性,从这儿就露了苗头。
不过基层“打工人”的日子不好过。史可法管的地盘大,经常要下乡查案,有时候走几十里山路,鞋子都磨破了,只能在路边小店补一补。有回他去山里查一个盗匪案,晚上只能住在破庙里,结果遇上暴雨,屋顶漏雨,他抱着案卷缩在角落里,半夜冻得睡不着,还不忘在油灯下改判词。下属劝他“差不多就行”,他却说:“老百姓来告状,是把希望放在官府身上,我要是糊弄,对得起他们吗?”——这话放在现在,就是“打工人要有职业操守”的古代版。
就这么在基层干了三年,史可法的“业绩”被上司看在眼里,推荐他升了官——这次是京城的户部主事,相当于从“地方基层”调到了“中央部委”。史可法收拾行李进京时,心里还挺激动:终于能到更大的平台,为大明做点实事了。可他不知道,京城的“职场水”,比西安府深多了;而他即将面对的崇祯皇帝,是个出了名的“难伺候的老板”。
第二章崇祯朝的“救火队员”:从“财务专员”到“军事助理”的坑
史可法刚到户部上班时,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就被泼了一盆冷水——大明的“国库”,比他想象中还空。那会儿崇祯皇帝刚登基没几年,内有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刚开始闹事),外有后金(后来的清朝)打过来,到处都要花钱:军饷要给,赈灾要给,边防要修,国库就像个漏了底的水桶,怎么填都填不满。
史可法的岗位是户部主事,管的是“漕运”——就是把南方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京城,供皇宫和军队用。这活儿听起来简单,实则全是“坑”:沿途的地方官要“抽水”(贪污),运粮的船夫要“要价”,遇上洪水、旱灾,运河结冰,粮食还运不过来。史可法刚接手就遇上了个大麻烦:南方的粮食迟迟没到,京城的军队快断粮了,士兵们都在军营里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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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急得上火,天天在朝堂上骂户部“办事不力”。史可法没办法,只能当“催款专员”,天天给南方各省的巡抚写信,催他们赶紧运粮。有些巡抚敷衍他,说“地方受灾,粮不够”,史可法直接带上人南下,亲自去督运。他到了江苏淮安,发现当地官仓里其实有粮,就是官员们想留着自己用,不愿运走。史可法当场把官仓的钥匙收了,让人把粮食装船,还跟官员说:“要是士兵饿肚子哗变,咱们都得掉脑袋!”官员们怕了,只能乖乖配合。
就这么折腾了大半个月,粮食终于运到了京城,解了军队的燃眉之急。崇祯皇帝听说后,难得夸了户部一句,史可法也松了口气——原以为这就算“完成KPI”了,没想到更大的坑还在后面。
没过多久,兵部那边缺人,崇祯皇帝觉得史可法“能干事、肯吃苦”,就把他调到了兵部当主事。史可法一听就懵了:自己是读圣贤书出身,懂司法、懂财务,可军事这玩意儿,完全是“跨界”啊!但皇帝发话了,不能不去,他只能硬着头皮上岗。
兵部的日子比户部还糟心。那会儿明朝的军队早就没了当年的战斗力:士兵大多是抓来的壮丁,没经过训练;将领们要么贪生怕死,要么克扣军饷;遇上农民军或后金军队,打不过就跑。史可法的任务是“巡视边防”,说白了就是去检查军队的备战情况。他去了河北、山西的几个边防重镇,一看差点没气死:有些军营里,士兵的盔甲是破的,弓箭是断的,甚至还有人在军营里开赌场、逛窑子;将领们天天喝酒吃肉,根本不管士兵的死活。
有一回,他去山西大同的一个军营,正好遇上后金的小股部队来偷袭。军营里顿时乱作一团,将领想带着亲兵跑,史可法一把拉住他:“你是将领,你跑了,士兵怎么办?”将领急了:“不跑等着送死啊!”史可法没辙,只能自己拿起弓箭,站在城墙上喊:“兄弟们,咱们身后就是家乡,退了就没活路了,跟他们拼了!”没想到还真有几个士兵被他打动,跟着他一起抵抗。好在后金部队只是试探,没打多久就撤了,不然史可法第一次“跨界办公”就得交代在那儿。
回来后,史可法把边防的情况写成奏折,交给崇祯皇帝,建议“整顿军纪、严惩贪官、加强训练”。崇祯皇帝看了也很生气,下旨要严惩那些失职的将领,但架不住朝廷里的“关系网”:有些将领是权臣的亲戚,一求情就没事了;有些贪官早就把银子塞给了太监,奏折递上去就石沉大海。史可法忙活了半天,最后只处理了几个小官,根本没触动根本。
他那会儿才明白:大明的问题,不是“某个人不干活”,而是整个“职场体系”烂了。就像一个公司,管理层腐败,员工摸鱼,老板(崇祯)虽然想改革,但要么找不准方向,要么刚有点动作就被老员工(权臣、太监)拦下来。史可法就像个“救火队员”,哪里着火了就往哪里冲,但火灭了之后,隐患还在,下次还会烧起来。
更让他头疼的是崇祯皇帝的“性格”。这位老板太急躁,又爱多疑:要是某个项目(战事)没做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员工不行”,要么撤职,要么杀头。史可法身边的同事,今天还是兵部尚书,明天可能就因为打了个败仗被砍头;昨天还是总督,今天可能就因为“办事不力”被流放。史可法每天上班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哪件事没做好,就成了下一个“背锅侠”。
有一回,李自成的农民军打下了河南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崇祯皇帝大怒,把负责河南防务的官员全抓了,还问史可法:“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史可法知道皇帝想杀人,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不如让他们戴罪立功,要是再败,再罚不迟。”崇祯皇帝虽然不高兴,但还是听了他的建议——这大概是史可法在崇祯朝,为数不多能“劝住老板”的时刻。
就在史可法在兵部“艰难求生”的时候,更大的灾难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了。消息传到史可法耳朵里时,他正在江苏扬州督师(之前被派到南方统筹防务)。他当场就哭了,瘫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自己效忠的“公司”,就这么倒闭了;那个难伺候的“老板”,居然以这样的方式落幕。
接下来的日子,史可法陷入了迷茫:大明没了,自己该怎么办?是像有些官员那样,投靠李自成,还是隐居起来?就在这时,南方的明朝宗室开始“抢地盘”: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也就是后来的弘光政权。史可法一听,立刻振作起来:只要还有“大明”的旗号,自己就不能放弃,得继续为这个“新公司”干活,哪怕它看起来也不靠谱。
第三章南明的“夹心饼干”:在“办公室政治”里挣扎的督师
史可法赶到南京时,南明的“办公室政治”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弘光帝朱由崧是个典型的“昏君”:不想着收复北方,反而天天在皇宫里选美女、修宫殿,还把朝政交给了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个“奸臣”。马士英是内阁首辅,相当于“公司CEO”,但他眼里只有权力,根本不管国家死活;阮大铖是个老奸巨猾的政客,以前因为“阉党”身份被排挤,现在靠巴结马士英复出,一回来就想着报复以前反对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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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本来是“南明开国”的功臣之一,当初很多人都推荐他当内阁首辅。但马士英怕史可法挡自己的路,就联合阮大铖,在弘光帝面前说史可法的坏话:“史可法太老实,不懂变通,当不了首辅,不如让他去江北督师,管军队,这样更能发挥他的作用。”弘光帝本来就不想干活,听马士英这么说,立刻就同意了——于是,史可法刚到南京,就被“发配”到了江北,当了“督师”,负责统筹江北四镇(四个军区)的军队。
史可法心里清楚,这是马士英在排挤自己,但他没多说什么——只要能管军队,能为南明保住南方的地盘,去哪里都一样。可他到了江北才发现,这“江北四镇”根本就是四个“独立王国”,将领们个个都像“公司里的刺头员工”:
-高杰:以前是李自成的部下,后来投降明朝,性格暴躁,天天跟其他将领吵架,还抢老百姓的东西;
-刘泽清:是个“投机分子”,谁给的好处多就跟谁,根本不管什么“大明大义”,还天天向朝廷要军饷,不给就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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