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鄂尔泰也不是“战争狂魔”。对于愿意归顺的土司,他很够意思:比如广西的泗城土司交权后,鄂尔泰奏请雍正,给了他个“散官”的头衔,还赏了一万两银子;云南的景东土司主动交出兵权,鄂尔泰让他的儿子进国子监读书,相当于给了“保送名额”。这种“恩威并施”的办法,让很多土司放下了戒备,主动配合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的效果立竿见影。以前西南地区“一年一小打,三年一大打”,改流后打架的少了;以前土司收税“想收多少收多少”,改流后朝廷定了统一税率,老百姓负担轻了;以前少数民族子弟不能参加科举,改流后朝廷在当地设了学校,允许他们考功名。雍正收到西南的奏报,笑得合不拢嘴,在朝堂上夸鄂尔泰:“西南之事,全赖鄂尔泰!他是朕的‘擎天玉柱’!”
可就在鄂尔泰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朝堂上的非议也多了起来。有人说他“滥用兵权,杀戮太重”,有人说他“培植亲信,独断专行”,还有人偷偷给雍正递小纸条,说他“有不臣之心”。面对这些流言蜚语,鄂尔泰没辩解,只是给雍正写了句:“臣但求做事,不求人夸;但求利民,不怕人骂。”雍正看完,直接把小纸条扔了,给鄂尔泰批了句:“朕护着你,谁也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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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君臣信任,成了鄂尔泰最硬的“后台”。而他接下来的人生,即将从“封疆大吏”走向“朝廷重臣”,但也随之卷入了一场更大的风波——与张廷玉的“党争”。
第四章朝堂“龙虎斗”:鄂尔泰与张廷玉的相爱相杀
雍正十年,鄂尔泰被调回京城,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成了“宰相”级别的人物。此时的朝堂上,还有另一位“大佬”——张廷玉。张廷玉是汉人,康熙朝就入了军机处,雍正朝更是深得信任,负责编修《明史》,还制定了军机处的制度,堪称“汉臣领袖”。
两个“大佬”同处军机处,按理说该同心协力辅佐雍正,可偏偏成了“死对头”。这倒不是因为私人恩怨,主要是“满汉之争”加“派系之别”。鄂尔泰是满臣,身边聚拢了一群满洲官员,比如哈元生、张广泗;张廷玉是汉臣,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比如汪由敦、蒋廷锡。两派在朝堂上明争暗斗,从官员任免到政策制定,几乎事事都要争一争。
最经典的一次“交锋”是在雍正十一年。当时朝廷要选一个两江总督,鄂尔泰推荐了自己的门生张广泗,说他“熟悉军务,能镇住地方”;张廷玉推荐了自己的老乡姚文然,说他“清正廉洁,善于理财”。两人在朝堂上吵了起来,鄂尔泰说:“两江之地多盗匪,得用懂军事的!”张廷玉反驳:“两江是财赋重地,得用懂理财的!”吵到最后,雍正拍了板:“张广泗去两江,姚文然去江苏当巡抚,各管一摊,行了吧?”两人这才不说话,可心里都憋着股气。
私下里,两派的人也互相拆台。鄂尔泰的人说张廷玉“只会耍笔杆子,不懂实务”;张廷玉的人说鄂尔泰“只会用武力,不懂文治”。有次鄂尔泰过生日,满朝官员都去送礼,张廷玉不仅不去,还在家请客吃饭,故意跟他“打对台”;张廷玉编修《明史》,想让自己的门生当总纂,鄂尔泰偏偏推荐了个跟张廷玉不对付的学者,气得张廷玉好几天没理他。
不过,这两人的“斗”也有底线——绝不耽误正事,更不背叛雍正。有次黄河决堤,鄂尔泰负责调兵,张廷玉负责调粮,两人虽然没说话,但配合得相当默契,没几天就把救灾物资送到了灾区。雍正看在眼里,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这种“制衡”其实是好事,能防止一家独大。有次他私下对两人说:“你们俩就像朕的左右手,少了谁都不行。别整天争来争去,朕看着累。”鄂尔泰和张廷玉赶紧磕头认错,可转头该争还是争。
其实,鄂尔泰和张廷玉也不是完全“水火不容”,偶尔还会“互相欣赏”。张廷玉的书法好,鄂尔泰虽然自己也练书法,但还是忍不住夸:“张大人的字,跟他的人一样,工整严谨,没话说。”张廷玉也承认鄂尔泰的实干能力:“鄂大人在西南的功绩,我比不了。”有次鄂尔泰得了风寒,张廷玉还让人送了药过去,虽然没亲自去看,但也算“破冰”了。
这场“龙虎斗”一直持续到雍正驾崩。雍正临终前,特意下旨:鄂尔泰和张廷玉百年后都配享太庙。要知道,配享太庙是臣子的最高荣誉,整个清朝,汉人里只有张廷玉有这待遇。雍正还特意嘱咐乾隆:“鄂张二人,都是国家栋梁,你要好好用他们。”乾隆点头答应,可他心里清楚,这两位“老臣”的存在,也是自己亲政的“绊脚石”。
雍正驾崩后,乾隆继位,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党争”不仅没停,反而愈演愈烈。而这一次,鄂尔泰却因为自己的“门生”栽了跟头。
第五章晚年“翻车”与身后名:从“权臣”到“传奇”
乾隆继位初期,因为年纪小,还得靠鄂尔泰和张廷玉辅佐,所以对两人还算客气。可随着乾隆逐渐亲政,他越来越反感“党争”,尤其是鄂尔泰和张廷玉的派系,几乎垄断了官场的晋升渠道。乾隆想“削权”,但又找不到借口,直到“仲永檀案”爆发。
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时任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他为了讨好鄂尔泰,弹劾了张廷玉的门生,说他“收受贿赂”。可没想到,乾隆派人一查,发现仲永檀自己也收了钱,而且还经常给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送信,汇报朝堂动向。乾隆抓住这个机会,龙颜大怒:“好你个仲永檀,竟敢结党营私!鄂尔泰身为老师,难道不知情?”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鄂尔泰直接参与,但乾隆还是借题发挥,把鄂尔泰骂了一顿,还削了他的伯爵爵位,降为一等轻车都尉。这一下,鄂尔泰的“威风”大减,以前跟在他身后的官员也纷纷“树倒猢狲散”。鄂尔泰又气又愧,没过多久就病倒了。
乾隆十三年,鄂尔泰病逝,享年66岁。乾隆虽然对他的“党争”不满,但念及他是先帝重臣,还是恢复了他的伯爵爵位,让他配享太庙,还亲自写了祭文,夸他“才猷敏练,器量宏深”。可没过几年,乾隆又翻起了旧账——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写了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说他“把‘浊’字加在‘清’字前面,是讽刺朝廷”,定了“文字狱”。胡中藻被处死,鄂尔泰也受了牵连,牌位被移出了贤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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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乾隆晚年,才又想起鄂尔泰的好。有次他南巡,路过江苏,看到当地老百姓还在念叨鄂尔泰当年整顿吏治的功绩,又听说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让百姓安居乐业了几十年,终于松了口:“鄂尔泰虽然有过错,但功大于过,是个难得的能臣。”又下令把鄂尔泰的牌位放回了贤良祠。
鄂尔泰的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官场剧”:早年失意,中年逆袭,巅峰时权倾朝野,晚年却因党争“翻车”,身后名还几经反复。但不管怎么说,他干的那些实事,比如改土归流,确实改变了西南的历史,让中央对边疆的控制更牢固,也让老百姓少受了不少苦。
后世对鄂尔泰的评价也很有意思。有人骂他“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有人夸他“实干兴邦,功绩卓着”。但更多人记得的,是那个在康熙朝“头铁不低头”的员外郎,是雍正朝“君臣相知”的总督,是敢跟张廷玉“叫板”的大学士。他不像张廷玉那样“八面玲珑”,也不像隆科多那样“野心勃勃”,他就是个“实干派”,脾气直,认死理,但干起活来不含糊。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形容鄂尔泰,大概就是“职场逆袭的典范”——从基层小职员干到公司高管,靠的不是关系,不是送礼,而是实力和硬气;也是“公私分明的代表”——跟张廷玉争归争,但绝不耽误工作;更是“时代的幸运儿”——遇到了雍正这样的“伯乐”,才能大展拳脚。
当然,他也有缺点,比如护短,比如太看重派系,但这恰恰让他更像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史书上那个冷冰冰的“权臣”。就像他自己说的:“臣非完人,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国,无愧于民。”从这一点来说,鄂尔泰做到了。
如今,在云南的一些地方,还有人记得那位“鄂大人”,记得他当年把“土皇帝”拉下马,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的故事。而他与雍正的“君臣CP”,与张廷玉的“相爱相杀”,也成了清朝历史上一段有趣的“段子”,被后人津津乐道。这大概就是对一个臣子最好的评价——不管过了多少年,还有人记得他干过的事,记得他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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